[2004-05-28] 台當局資助海外「民運」分子

【文匯專訊】5月27日，台灣《中國時報》在顯著位置披露，台灣當局多年來一直在資助大陸海外「民運」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陳水扁當局正策劃把海外「民運」變成民進黨的「台獨」招牌，並企圖將海外「民運」推回大陸，變成民進黨在大陸的「第五縱隊」。

　「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多達17個

　據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運」就和台灣情治（情報和治安）部門扯上了關係。王炳章1948年生於瀋陽，1971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1979年公派到加拿大學習醫學。他在紐約創辦《中國之春》雜誌，引起了台灣「情報局」（20世紀80年代後期改編為「軍情局」）的注意。台「情報局」立即派人與王炳章取得直接聯繫，王炳章則派其私人代表寧嘉晨到台灣商談合作事宜。據台灣「國安局」密件顯示，台「情報局」在上報「國安局」核准後，決定與《中國之春》展開秘密合作，進行反大陸的活動。為此，台灣特別成立了「移山專案」，每月資助《中國之春》3萬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連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主席。台灣「情報局」每年向該組織提供6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此外每月還發給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資。但台灣方面對王炳章並不信任，派林樵清監視他的一舉一動。

　隨著「民運」分子紛紛跑到國外，「民運」分子內部的鬥爭異常激烈。一開始國民黨當局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麼大事。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灣「軍情局長」後，乾脆把「民運」組織變成了搜集大陸情報的工具。據台灣「國安局」密件披露，當時受「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達17個，遍佈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和香港地區。胡平，1947年生於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後獲碩士學位，1987年任北美中國留學生政治學會會長。以他為首的一批人被列入台方「文正專案」，經費由專案補助。王軍濤，1958年生於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1989年因參與「民運」被捕，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他參加了所謂的「中國戰略研究所」，被台灣方面列入「致廣專案」。已被大陸安全部門抓獲、判處間諜罪並驅逐出境的李少民，當時被台灣當局列入「志翔專案」，經費由個案申請。台灣當局把收買的「民運」分子作為情報員，並將他們分成不同的類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負責進行全方位的情報搜集和「民運」推動工作；「聯干」是專門負責交通聯絡的特工；「民干」是專門從事「民運」活動的人員；「工作對象」則是準備發展吸收的人員。例如，在台灣「軍情局」的檔案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軍」，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運」分子的派系鬥爭一直非常激烈，台灣「軍情局」為了拉攏他們，不得不四處撒錢。據透露，有一段時間，台灣「軍情局」光是資助「民運」分子籌辦基金會、研究中心和研討會等，就花掉了三四十萬美元；據估計，台灣「軍情局」十多年的花費至少有500萬美元。

　民進黨設立「二王專案」，資助王丹等人。王丹則向陳水扁提交「工作報告」

　2000年5月民進黨上台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幻想，因此對海外「民運」分子興趣越來越小，台情治部門也停止了對他們的資助。在此之前，一些「民運」分子曾通過當時的台灣「總統府資政」 姚嘉文說情，但仍無濟於事。後來，民進黨經過進一步評估，認為這些「民運」分子還有可利用之處，於是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和楊建利（1962年生於山東，2001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曾當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等人。

　台灣《中國時報》的報道指出，台灣「國安局」對拉攏王丹、王軍濤的工作相當重視，為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由台灣海基會副秘書長顏萬進和「國安會咨詢委員」林佳龍負責相關工作。

　據知情人士透露，民進黨當局與王丹、王軍濤等人的正式接觸始於2001年，地點在美國波士頓。當時，台灣當局派出的是顏萬進和徐斯儉（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民運」分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陳小平和吳稼祥，來自大陸的劉軍寧等人。這次會議商定了未來雙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運」的概念，即不一定打著「反共」的旗號，但要拉攏一批年輕的知識分子，甚至包括海外留學生，構築「反對黨」雛形。他同時建議，在大陸設立民間政策研究所，經費可以從台灣先轉到北美，再轉到大陸。由於王丹的這些主意「有建設意義」，所以很順利地得到了台灣方面的認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軍濤到了台灣，在新竹與顏萬進、林佳龍秘密碰頭。他們決定成立「憲政協進會」，作為政治決策和指揮中心；同時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軍濤等人均在其中。雙方還決定由王丹出任「憲政協進會」的「主席」並負責組建辦公室，王軍濤則出任「理事長」。此後，民進黨當局打著「資助學術研究」的招牌，通過海基會向王丹等人提供經費。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動研究」十六大為名，陳水扁當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萬元新台幣，其中王丹和王軍濤的人事費各為12萬元新台幣，交通費共10萬元，座談會車馬費還有2.4萬元。

　2002年3月，雙方再度在紐約碰頭。他們這次討論的事項包括：在大陸設立一個討論政策的網站；接手一本名曰《北京之春》的雜誌，作為在北美公開活動的平台，由王丹加入該雜誌董事會；介紹台商資助潛藏在大陸的「民運」分子等。2002年4月，楊建利使用朋友的護照溜回大陸，被依法拘捕並判處入獄5年。剩下的王丹、王軍濤就成了台灣情治部門重點拉攏的對象。 2002年11月，雙方又聚集到韓國漢城交換情報。

　2003年2月，王丹和王軍濤向民進黨當局提交的「憲政協進會工作總結」稱：「我們決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時機到來時，能大規模地迅速展開力量，推進形勢，打開體制，並通過現代政治運作，將中共擠出政治舞台……我們希望能繼續得到支援並盡快落實承諾，以保證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需要。」2003年7月8日，台灣當局得到了一份《二王專案報告》，其中列舉了王丹、王軍濤的「良好成績」：每月舉行大型討論會；擬定了政治反對派綱領以及正在大陸動員籌建網站等。這份報告同時指出，2003年台灣已資助「二王」150萬元新台幣，要求再追加350萬元，同時要求資助劉軍寧的大陸「民間研究機構」1萬美元，並希望未來每年資助《北京之春》6萬美元。

　為防範「民運」分子趁機擴大勢力，台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

　儘管不斷給「民運」分子出錢，但台灣情報部門對他們並不放心。據《中國時報》報道，在台灣「國安局」絕密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國安局長」蔡朝明於2004年2月26日交給「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和陳水扁的公文。這份公文非常具體地說，今後台灣資助海外「民運」的三大目標，即在「民主化」和人權等議題上對大陸形成國際壓力；籌組並扶植大陸「海外反對黨」；利用「民運」分子在大陸的親友，拓展台灣在大陸的情報網絡。同時，為防範「民運」分子趁機擴大勢力，台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如「為台灣所用，由台灣主導」；「勿同意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以免養虎為患，入台後反而從事對台工作」；「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等等。

　此外，台灣「國安局」還就每名「民運」分子的性格特點以及價值大小不同，對他們進行區分。台當局認為，王丹「雖然具有國際知名度」，但有待進一步成熟，他現在的主要價值在於宣傳；王軍濤「做事低調，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具有組織地下黨的潛力」，可以通過分期、分階段的方式進行資助。

　台灣「國安局」所提的「八點原則」與民進黨一貫的風格頗為吻合：如果它願意，就會給海外「民運」「一塊牛肉」；而這塊牛肉的代價就是等待海外「民運」分子對「台獨」的回報。這正是「為台灣所用，由台灣主導」的真正內涵。海外「民運」如果不認同「台獨」的價值觀，不為「台灣獨立」奔走呼號，那就會成為民進黨當局的「養虎之患」。這些「民運」分子口口聲聲說要民主，但「3．19槍擊案」卻已將台灣的「民主」打入地獄。由此人們可以看出，陳水扁當局與海外「民運」分子勾結在一起，究竟是要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