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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專訊】中國青年報1月2日報道，2008年12月15日，中國社科院發佈2009年《社會藍皮書》，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李培林教授作為主報告者，解讀中國社會形勢並預測2009年社會熱點。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此後中國經濟開始較快增長。李培林教授也是在這一年開始參與第一本《社會藍皮書》的編寫工作，迄今已是第17本。李培林教授如何感受17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對於過去的2008年，他又有什麼樣的看法?
2008年12月26日，李培林教授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中國青年報:您從1992年就開始參與《社會藍皮書》的編寫工作，您對中國這17年來社會形勢變化的最大感受是什麼?
李培林:這些年來，每一年都會出現新的變化。但總的來說沒有一年有特別大的波動。而2008年是比較突出的，大事多，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出現的波動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
有兩個數據我一直關注。一個是就業，17年中就業出現了幾次波動。1992年經濟出現了一個增長高峰，所以1992年到1997年之間，相對來說就業還沒出現非常嚴峻的局面。1997年到2003年因為國有企業改革減員增效，職工下崗現象比較突出，那個時期就業就一直是大家關注的熱點。2003年以後由於經濟增長，就業市場相對穩定了。但是今年形勢突變，又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另一個是農民收入。農民收入也經過了一個波動。農民收入在1997年到2003年增長緩慢，平均年增長不超過4%。原因很多，比如說糧食價格和工業產品的價格相比，比較收益不斷下降。另外中國人多地少，每個家庭生產規模很小，全國平均0.5公頃土地，而其他國家平均幾十公頃、上百公頃，顯然我們沒有競爭優勢。這種小農經濟的操作，很難使一個農民達到中等生活的水平。2003年以後農民收入增長率逐年加快，到2007年達到近11年來的高峰，但今年跟去年相比估計又有所下降。
中國青年報:您為什麼一直關注這兩個數據的變化?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嗎?
李培林:關注就業，是因為就業雖然涉及到的是勞動力人口這部分人，但是它對社會生活影響比較大。就業和經濟是聯繫在一起的，經濟增長快，對就業的拉動力量也就比較大。但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和技術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也在降低，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所能帶動的就業人數在持續減少。我國勞動力人口多，就業壓力大，不能一味地強調用技術替代勞動，要多發展效益好、污染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比如第三產業比第二產業吸納勞動力多，但至今我國的增長方式還是以第二產業為主導來推動。
關於農民收入，十幾年前我們就在強調要千方百計提高農民收入，但讓農民普遍富裕起來的確非常困難。這是我們走向現代化的一個坎。現代化有各種指標，但農民普遍富裕起來，是一個標誌性的指標。我們已經實行了取消農業稅、糧食直接補貼、種子補貼、農機具補貼等一系列措施，但恐怕還是要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兼業機會，使更多的農民能夠從土地以外的工作獲得收入，這麼多農民在這麼點土地上討生活，是難以普遍富裕起來的。
中國青年報:在最新發佈的2009年《社會藍皮書》中，哪個數據最令您感到意外呢?
李培林:失業率。當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佈的城鎮就業登記失業率是4%左右，但是我們2008年全國調查出來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是9.6%，這就有些差異了。
實際上，這十幾年來，城鎮登記失業率和城鎮調查失業率一直是有差異的，通常是後者高於前者。當就業市場相對平穩時，這兩個數據接近，就業形勢不好時，兩個數據就會有較大差距。因為我們的失業保險不是覆蓋全部城鎮職工的，比如沒有參加失業保險的農民工，失業後就難以被統計在內。這次城鎮調查失業率遠高於城鎮登記失業率，說明就業市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另外就是農民收入的增長沒有較大幅度下降。我原來以為隨著城鎮收入的下降，農民收入也會有一個較大幅度的下降。但現在來看，農民收入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少。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因為2008年是個特大豐收年，二是因為農業生產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相對較小。
這次國際金融風暴對我國經濟景氣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經濟景氣對企業利潤和就業的影響，可能是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率下降的最大影響因素。這種下降最顯著的影響，就是對失業人員、農民工返鄉人員、企業減薪放假人員的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影響。對這些人，應當有一些特殊的扶持幫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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