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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匯專訊】據專門研究人類歷史的專家考證，今天生活在全世界各個角落的各色人等其實擁有一個共同的老祖宗，還是一位非洲先生。事隔好幾百萬年，滴血認親的事情估計也沒個準頭了，卻只見這非洲老祖的不肖子孫們心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地相互攻伐了若干世代。嚴肅得久了也就人心思變，分散在各處的人們開始帶著一顆好奇心到處遊歷，然而多少年後再次見面，相互之間都覺得陌生，覺得對方是生番，無數的傳奇也就由此附會而來，成了新的神話和傳說。
中國人說自己的國家是「中心之國」顯然是拿大了，可是如果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則一點都不為過，因為本來就是別人說的，算不上「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新中國第一部合拍片《風箏》裡，中國就是一個夢幻之地。
法國小朋友得到一個隨風飄來的風箏，上面附著一封中國孩子的信。視角是法國孩子的，除了一個天外飛來的風箏，那片神奇的土地以及那個不可企及的中國孩子的形象，都在法國孩子的夢中出現，故事的風格讓人想起彼得·潘的烏有鄉，甚至懷疑起到底是我們生活在別人的夢境中還是別人出現在我們的電影幻境中。
說來說去，雖然在很長的時間裡我們自己一直提倡寫實主義的風格，可是遇上老外，卻更願意來點縹緲詩意的東西。似乎不如此就無法體現東方的靈性。這種對於「東方的神奇」的觀念似乎從西方人那裡逆流舶回了中國。
事情其實倒也並不僅僅停留在觀念表層那麼簡單。
1972年安東尼奧應邀來華拍攝一部關於中國的紀錄片，然而當片中出現倒塌的城牆、板報和廁所的時候，我們不幹了，還把人家編派進了兒歌，記得其中就有這麼一句「不友好」的話：氣死安東尼奧尼/五洲四海紅旗飄。
看來好面子的習性真是深入了我們的骨髓，所以大凡和「合拍」二字有點瓜葛的片子，往往「東方」意味得緊。從那第一部的《風箏》，到大家耳熟能詳的《末代皇帝》，還有《敦煌》，無不代表了「非我族類」以及我們自己對於「神奇世界」的幻想。這種好面子的特徵還體現在拍攝條件上。就比如《末代皇帝》吧，倒是「中外」了，可是對於「合拍」二字很多人到現在還是耿耿於懷的。因為為了表示對於「外國先進經驗」和專業人員的友好和尊重，故宮長城傾情開放，中方人員也任由對方調遣，一個經典的說法是，當年拍《末代皇帝》的時候，一個美國毛頭小子可以支使我們二十個老美工。也因為這個緣故，《大腕》的製作方一再強調自己如何真正實現了「以我為主」到了可以支使美國小工的程度了。不少人會覺得痛快吧。
痛快之餘，我們發現我們對於「合拍片」的心理預期已經完全被設定了，不管是哪一方主事，「合拍片」都已經成了異於國產片和進口大片的另外一個路數的東西了，就像當年我們嘴上的「港片」那樣，代表了一種風格，一種態度。當然也許應該更像大片一些。無論是「港台版」、「歐美版」還是「日韓版」的合拍片，反正裡外不是「大哥大姐」———我們生活裡的中國人就是了。至少在家門口看進口組裝的「大片」也不賴。
無獨有偶，1958年、1959年新中國電影史上最早的兩部合拍片都選擇了與「風」相關的片名，是偶然的相碰？還是「風」向的驅使？
兩部影片一部是名為《風箏》的中法合拍片，另一部是中蘇合拍片《風從東方來》。中國電影受前蘇聯電影的影響很深，而法國電影與中國電影的關係也頗為微妙。當時正處在「大躍進」的氣氛中，兩部合拍片比起將至的「國慶十週年獻禮片」的創作高峰雖然只是一縷微風，但是這縷微風同樣帶有特定年代的時代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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