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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的石頭》:一場新現實主義的哄堂大笑


http://news.wenweipo.com   [2009-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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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匯專訊】只有中國人才笑得出來?

 說張藝謀會玩深沉,陳凱歌笑了;說陳凱歌會玩造型,馮小剛笑了;說馮小剛會講故事,寧浩笑了。

 DVD愛好者一眼就看出《瘋狂的石頭》(以下簡稱《石頭》)深受國外黑色喜劇片的影響,尤其是英國導演蓋·裡奇,導演寧浩也不否認這一點,「我們想過十來個可能性,結果發現,他的確就是這種類型片最成熟的結構,繞不過去,索性就用了。」骨架子是依著國外電影搭起來的,但寧浩聰明之處在於填入的血肉地道「國產」。

 《石頭》是很有「中國特色」的片子,充滿了變革中中國城市特有的粗糙而鮮活的質感。「2001年上了北電(北京電影學院的簡稱),好多學生都在外面合租房子,有些認識,有些不熟。我喜歡編故事,那時又正好學編劇,就想,要是警察和小偷住在一個樓裡,隔壁,會怎麼樣呢?」

 故事在和朋友的聊天中越說越圓,成了一個劇本。得到劉德華「亞洲新星導」的投資後,寧浩把這個故事拿了出來。「當時想,這麼荒誕的故事去哪裡拍好呢?我也不太知道,直覺上應該是一個比較熱的地方,那就從『四大火爐』裡挑吧。」到了重慶之後,寧浩心裡有了譜。「那是我第一次去重慶,這城市真壯觀,整個處於新舊交替中。進了市區,看見光膀子的的哥,一個按喇叭,其他好多司機都跟著按,那聲音大的,我一看這場面,感覺就來了。」

 地鐵車廂,環形高架橋,老舊逼仄的舊城區,簇新的玻璃外牆的高樓大廈,城市犄角旮旯裡的小旅社,昏暗雜亂的屋子,穿著睡衣在樓下打麻將的婦女阿叔,烤羊肉串的,大排擋……當下中國城市共有的特質和熟悉的氣息撲面而來。「當時我們在重慶城裡轉悠,一到羅漢寺,就是這兒了。」寧浩回憶道,「重慶是山城,地勢高低起伏,羅漢寺是明清的吧,後面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房子,再往後是八九十年代的,再往後就是這兩年蓋的。這一眼就看到了三百年。」

 有人說,《石頭》是一部只有中國人才看得懂的片子,這種說法不無道理。《石頭》裡一連串搞笑的情節出自熟悉的生活片斷。三個土賊假扮搬家公司,光天化日之下大模大樣地偷走所有的東西;又在地鐵上玩「易拉罐環中獎」的把戲———媒體上經典的社會故事;包哥以為廟門口的「棒棒」們要偷寶石,就按照江湖規矩買煙買酒搞定他們,不知就裡的棒棒們小聲地說「城管吧?」「便衣,文明執法」……看到這裡,觀眾席上一片會心的笑聲;女服務員們每次出現,必定一幅愛理不理的強調,不停埋頭髮短信,這樣的「拇指族」,在生活中不也很常見嗎?寶馬BMW念成「別摸我」,你是不是經常收到這樣的段子呢?……寧浩喜歡看社會新聞,「它們本身就挺黑色幽默的,我們編故事的時候,自然把這些社會上有意思的東西加進去。」

 把寧浩和馮小剛放在一起比,估計他們倆都不太樂意,但既然《石頭》是一出喜劇,就很難繞開馮導這位唯一長期堅持娛樂大眾的前輩。相比之下,馮小剛擅長編一個有現實意味的故事,製造原創搞笑流行語,而《石頭》除了也用方言,台詞製造喜劇效果外,可以說是第一部走「惡搞」路線的國產喜劇。煞有介事的香港職業大盜麥克以《碟中諜》裡湯姆·克魯斯的架勢懸樑而下,哪知「奸商」缺斤短兩,繩子不夠長,眼睜睜看著寶石卻死活夠不著;《2002年的第一場雪》被改成了「2001年的第一泡屎,比往年來得更急一些」;徐錚客串的陰惻惻的地產商說「我們將與曙光工藝品廠深度合作,繼續開發這片熱土」,很容易讓你聯想到冠冕堂皇的無良生意人……最讓人噴飯的是拿《千手觀音》惡搞,一個皮白肉細,愁眉苦臉娘娘腔的男職工塗脂抹粉,男扮女裝,作出飛天狀,還帶著高度近視眼鏡!

 「惡搞」是對流行文化的一種玩笑和戲謔,只有導演和觀眾都熟悉這些語境,影院裡才會發出心照不宣的笑聲。

 好看至上,不拗造型

 說「新現實主義」,並非想急吼吼地貼上一張標籤。孤立地來看,《石頭》只是一部純娛樂片,這類黑色喜劇在國外已經相當成熟,而當把它放到整個國產電影的陣容中,《石頭》才傳遞出一些令人愉快和玩味的訊息:低成本製作(投資約300萬,DV拍攝再轉膠片);沒有明星(但有郭濤這樣的話劇頭牌,其他演員也相當出彩);故事好看抓人;輕鬆搞笑;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卻處處折射出熟悉親切的城市空間和平民生活———用上海話來說,總算有一部不「拗造型」的電影了。

 《石頭》並非是第一部「新現實主義」國產片,只是一炮而紅的一部。目前,國產片的投資仍然不活躍,除了張藝謀,馮小剛等一線大導不愁沒人砸錢外,大部分導演都捏著本子等待著天下掉餡餅,好容易搞到一筆錢,自然先去拍了藝術片。只有參加影展,得獎,出名,才能吸引投資人,而小眾的藝術片自然是參展的最佳片種,朱文(《雲之南方》)、王全安(《驚蟄》)、李玉(《紅顏》)等等,基本就是延續了第六代的「學院派風格」。但同時,也有一部分新導演不那麼端著,越來越重視「好看電影」。寧浩、伍仕賢、小江乃至陸川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給導演們劃分代際是一件過於輕率的事情,但新一代電影人的觀念、趣味、手法和成長背景的確大相逕庭。寧浩上世紀70年代後期出生在山西太原,十三四歲的時候,和當時小男孩一樣喜歡泡錄像廳,沉迷於港產片;長大些,又進入了鋪天蓋地的DVD時代,看了太多的電影,有太多喜歡的導演;等到入了行,開始在電視劇、MV圈裡「混」,又有了DV,即使遇到不少忽悠的投資人,他還是可以拍幾個故事短片。「對我來說,電影沒有藝術與商業之分,只有好看和不好看。我要拍的是好看的電影。當自己有話說的時候,我會按個人想法去拍;當我沒話說的時候,拍娛樂電影也未嘗不可,但一定要夠娛樂,這點絕不可模糊。」

 更有意思的是,《石頭》傳遞出來的「新現實」信息,在其他大眾文化領域也得到了回應。如果把它和另外兩大熱門———電視劇《武林外傳》、網絡惡搞劇《一個饅頭的血案》放在一起,很容易發現一些共同點:創作者的心態很放鬆,娛人娛己;內容富有平民氣息;對流行事物很敏感,信手拈來加以調侃和戲謔;對一些社會現象有著含蓄的諷刺。

 《英雄》、《十面埋伏》、《無極》這類「國產大片」搞得國產電影圈虛火上升,陷入了一個怪圈:名導演———大投資———平庸的影片———壞口碑———高票房。《石頭》在口碑和票房上的成功,對投資人,電影人,和院線或許是一小貼清醒劑:無論是電影觀念,故事,還是商業操作,存在著很多可能性,就像一位影評人說的:「就這樣,一部部小成本商業片拍過來,扎扎實實,做一個大眾的導演……這一點,多麼難得。」導演新勢力的出現,短時間裡不會動搖名導們的江湖地位,但隨著更多優秀「國產小片」出現,我們將更容易看出名導們光環下的脆弱。(新聞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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