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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是在「中國人民將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的前夕醞釀產生新中國的外交政策的過程中，開始思考如何處理中英兩國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問題的。
新中國「外交方針政策的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間」，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毛澤東用形象化的語言所闡釋的「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我們採取這種態度，可以使我們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可以使新中國的外交關係「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態度非常明確：新中國將不「繼承」舊中國的外交「遺產」－－「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宣佈「廢除賣國條約」，宣佈對於舊中國「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這裡，自然也包括「割」、「租」香港的中英《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三個不平等條約。正是在「樹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形象，營造新中國和平建設的國際環境」的原則指導下，新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香港問題的特殊政策也開始有了「腹案」，即後來所歸納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針。形象化的說法就是「暫時維持現狀不變」。
據周恩來1951年回憶：「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這是一項從維護新中國的國家利益出發超越了「簡單化」的意識形態束縛的「現實主義」的戰略決策。也就是說，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人絕不放棄對於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香港的主權要求，堅持徹底洗刷殖民主義的恥辱以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的立場和奮鬥目標，在這一點上，沒有也不允許有「絲毫的動搖和妥協」；但是同時，中國共產黨人強調在具體解決香港問題時要「尊重歷史、尊重現實」，要「謹慎從事」，要避免在條件不具備、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從「單純的革命熱情」出發「犯冒險主義的錯誤」，主張在國內、國際形勢對我們有利的情況下「一攬子」地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在條件不具備、時機不成熟時，「暫時維持現狀不變」。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曾經非常透徹地闡釋了這一戰略決策的思想背景：「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的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決者，應提出解決，其尚不可能解決者，則應暫緩解決。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無害或無大害者，即使易於解決，也不必忙於去解決。凡問題尚未研究清楚或解決的時機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於去解決。總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們對於原則性與靈活性應掌握得很恰當，方能站穩立場，靈活機動。」
1949年2月，米高揚代表斯大林來當時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瞭解已經醞釀成型的新中國對內、對外政策時，毛澤東也向他耐心地說明過中國共產黨人的這一立場：「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複雜，須要採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後決定。」
事實上，早在中國內戰剛剛爆發的1946年12月，毛澤東就已經非常明確地闡釋過「解決香港問題可以從緩」的戰略思考。當時，毛澤東會見哈默、羅德裡克、陳依范三位西方記者，哈默問毛澤東：「在香港問題上中共的態度如何？」毛澤東回答：「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幹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
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的「默契」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內對於香港問題最早提出「暫時維持現狀不變」具體建議的是「負責對外貿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漢年和廖承志。潘漢年向中央建議說：「軍隊不宜進駐香港。理由是：美國執行杜勒斯的封鎖政策，上海、天津、青島等港口城市與國外的貿易往來幾乎斷絕，如再收回香港，則這惟一通向國際社會的貿易渠道將會被封閉。共和國初建，急需的軍事物資和惟一的外匯收入渠道也必然斷絕。對於香港而言，也必將成為死港。因此，在一定時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國人暫時管轄。
廖承志向中央建議說：「要武力解放香港，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只是一聲衝鋒號，就能把紅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暫時留在英國人手中，為了英國自己的利益，它也不會放棄大陸這個巨大的市場。這就等於把美國對中國的立體封鎖線撕開一個缺口：我們能從香港進口我國亟需的物資；也可以利用香港作為我們與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國兄弟黨同志可以從這裡進來，各國的民間友好人士也可以從這裡入境；另外，香港還可以成為我們瞭解世界各國情況的窗口，這些深遠的戰略意義，會隨著似箭的光陰，越往以後，越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毛澤東、周恩來對於他們的意見非常讚賞。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人對於香港問題作出「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戰略決策，主要是出於「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雙重考慮。
一方面，為了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新中國的全面封鎖，中國共產黨人有必要保留香港這一「傳統」的「國際通道」，對外開放，而不是「閉關鎖國」；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也不放棄爭取外援。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既定方針」。毛澤東十分明確地講：「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蘇聯當然是第一位，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建國大憲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也明確規定：「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係，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並發展通商貿易關係。」但是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也清醒地認識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於「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是「十分不滿」、「十分不安的」，「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他們不會輕易放棄「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
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新中國一成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就「三管齊下」－－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企圖「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為了鞏固年輕的共和國，為了保衛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在國際外交關係上採取了堅定的原則性和高度的靈活性相結合的政策，把香港問題放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考慮，」作出了「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戰略決策，以保留香港這一「傳統」的「國際通道」作為新中國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聯繫的「橋樑」。
關於這一點，英國人有比較客觀的評論：「共產黨領導人或許預見到把英國管理的香港作為朝向西方的『窗口』所具有的戰略價值。例如，從早期的中日戰爭中，他們已經發現香港可作為一個重要的供應基地，九龍到廣州鐵路在此期間所發揮的作用已可對此作出明證。他們也很可能認識到，若香港一直由一個英國殖民政府管治，它便將可作為日後處理與英國關係的一種政治籌碼，甚至是一張與美國－－一個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國家－－保持聯繫的皇牌。不管是什麼因素影響了毛澤東的行動，他得到回報的速度卻比預期中快。1950年，中國要求香港成為朝鮮戰爭中供應石油、化學品、橡膠、汽車和機械儲備的基地。而當朝鮮戰爭導致聯合國和美國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時，香港和澳門的同胞在百感交集下為中國提供了躲避制裁的主要通道。此秘密一直維持了三十年之久。」
當然，中國共產黨人保留香港這一「傳統」的「國際通道」作為新中國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聯繫的「橋樑」，也不能排除還有對蘇聯一貫的「大國」、「大黨」之「霸權主義」保持必要的警惕和預防措施的深遠考慮。新中國成立之時，嚴峻的國際環境，決定了「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但是，「一邊倒」外交政策的前提是不能「犧牲」新中國的「獨立自主」，對於這一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是有高度共識的。因此，香港學者所言－－「斯大林在解放軍渡過長江之前，曾向中共領導人提出『劃江而治』的主張，被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拒絕了。毛澤東開始警惕中國會不會成為蘇聯衛星國的危險，他始終對大鼻子的意圖存有戒心。保留香港，是為了向蘇聯表示可以得到別的援助來源，以幫助恢復受戰爭蹂躪的中國經濟，以加強同莫斯科討價還價的實力。」－－雖有偏頗，卻不無道理。
另一方面，英國對待「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所執之與美國「公開的敵視」有別的「現實主義」或曰「機會主義」的外交立場，為香港問題的「彈性」處理提供了「政治空間」。由於英國在中國內戰中基本上保持了「不干涉」的「中立」，沒有像美國那樣「深深陷入中國事務的泥潭」，「失去與中國共產黨改善關係的機會」；由於英國「最關心的是保護在華利益和香港的地位」，「英國在華有超過三億英鎊價值的貿易利益，因此英國絕對不願意失去中國市場。」因此，英國也絕對不願意失去香港這一苦心經營了一百年的「遠東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
所以，英國在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已經明朗化的情況下，沒有跟「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美國亦步亦趨，採取「自斷其路」的「拒不承認」和「經濟封鎖」的極端政策，而是「保持一個立足點……原地不動，以尋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實上的關係」。包括「政治承認」和「經濟往來」。他們認為：「拒不承認一個有效地控制了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政府，不僅在『法律上是講不通的』，而且還會『對西方在華利益的保護造成嚴重的實際困難』。」他們認為：「美國人所傾向的用經濟制裁達到政治目的的企圖」是很難實現的，雖然新中國「需要援助，也不會屈服於西方的經濟壓力」。而且，「英國企業占外國在華企業的多數。……若實行經濟制裁，勢必遭到共產黨的報復，並勢必使這些企業遭受沉重的損失。」尤為重要的是，英國還有一個必須「挽留」的「借來的時間」與「借來的空間」——香港。「因為它在華的投資不僅比美國多得多，而且香港的經濟地位也仰仗和中國大陸的積極的轉口貿易。」「在制約英國對華貿易政策的諸因素中，保持香港及與之毗鄰的新界的原有商業地位的願望，不能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香港和新界的生存，有賴於與中國大陸的持續不斷的貿易。」最後，他們得出結論說：「英國在華和香港的利益要求盡早承認中國的共產黨政府」；英國在華和香港的利益要求「必須無條件而且不惜任何代價地與在很大程度上尚很陌生的中國進行貿易。」
正是因為英國首先意識到必須向新中國「示好」，與新中國建立「正常」的政治與經濟聯繫，使新中國對外開放，而不是相反，然後才有可能在「不損害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尊嚴」的前提下與新中國「坐下來討論」如何處理英國在華的特殊利益——香港問題。「英國人希望香港免遭共產黨控制，方法是強調香港在對華貿易中的重要地位，並表示願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問題與共產黨進行討論。」因此，英國從「現實主義」或曰「機會主義」的外交立場而非意識形態出發，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中第一個與中國共產黨的新政權發生「事實上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並正式承認新中國的資本主義大國。在這個過程中，英國為了避免「剌激中國」，還主動擱置了已經設計完成的讓香港逐步走向「地方自治」的所謂「楊慕琦計劃」。「如果香港走向獨立式的自治，反而會刺激中國，提早收回。」「英國人搞外交富有現實主義精神，也頗為老練圓滑。……如果英國欲得到中國許諾，香港地位暫時不變，楊慕琦計劃反而變成絆腳石，英國的策略是通過外交渠道行事，而不是兵戎相見。
1949年10月，英國下議院宣佈楊慕琦計劃壽終正寢。」這樣，中英兩國「靈活」地處理香港問題的合作契機就凸現出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正是鑒於英國從「在華和香港的利益」出發對新中國「示好」之「現實主義」或曰「機會主義」的態度，認為可以「利用」香港問題「拉住」英國，從而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新中國的戰略包圍圈中打開一個缺口，因此才有「暫時維持現狀不變」之戰略決策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上事實說明，中國共產黨人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作出「暫時維持現狀不變」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決策，主要是出於政治而非軍事上的考慮。毛澤東講：「至於香港，英國人沒有多少軍事力量，我們要占是可以的。」海外曾經有一種聲音——新中國之所以「容忍英國人在香港、容忍資本主義在香港」，是因為「沒有接管這一地區的實際能力」，「以戰爭的地理位置和一般的數學邏輯來推算，人民解放軍可能……需要打一場血流成河及耗費時日的戰鬥才可以佔領香港，而不是一場代價輕微的『閃電戰』」，「他們要攻佔香港，將付出一百萬人傷亡的代價」——純屬臆測。
1951年春，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到北京請示工作，周恩來曾經向他全面而系統地闡釋了「中央『特殊』處理香港問題的『思路』」。周恩來講：「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的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佔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作決定的。……在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更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1949年建國後，英國很快承認我們，那是一種半承認，我們也收下了。艾德禮政府主要是為了保全在香港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國在遠東的殖民地。香港是大英帝國在遠東政治經濟勢力範圍的象徵。在這個範圍內，美國和英國存在著矛盾和鬥爭。因此，在對華政策上也有極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國要蠶食英國在遠東的政治經濟勢力範圍，英國要力保大英帝國的餘輝。那麼，保住香港，維持對中國的外交關係是英國在遠東的戰略要招。所以，可以這樣說，我們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比收回來好、也比落入美國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我們反而主動。我們抓住了英國一條辮子，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它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部署跟得太緊，靠得太攏。這樣我們就可以擴大和利用英美在對華政策上的矛盾。在這個情況下，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大有用處。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開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支持我們的反美鬥爭，支持我們的國內經濟建設。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是我們通往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將是我們的瞭望臺、氣象台和橋頭堡。它將是我們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近兩年的發展證明，我們在解放全國時留下個香港是正確的。」
冷靜、慎重、低調地處理香港問題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相當長的一個時間段裡，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對於處理香港問題的態度，始終保持低調，十分冷靜、十分慎重，堅持只要「暫時維持現狀不變」對新中國還「有用、有利」，只要「時機不成熟、條件不具備」，「這一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我們就「暫時不去觸及它」。1954年，周恩來在一次為接待英國工黨訪華代表團而進行的幹部準備會上明確指示：「不成熟的問題，也不要去談，例如香港問題。……至於我們是否要收復香港，如何收復，政府還沒有考慮過，我們就不要談。」周恩來曾經對來中國訪問的英國客人直接講：對於香港問題，「如果我們需要解決，也得和你們談判，我們不會採取突然行動。」
1959年，毛澤東針對中國共產黨內少數人在香港問題上的急躁情緒，耐心地解釋：「香港還是暫時不收回來好，我們不急，目前對我還有用處。」其後，他在同來訪的英國蒙哥馬利元帥的談話中又說：「我們現在不談香港問題。」1963年，中蘇論戰正酣，美國共產黨發表聲明責難「中國人民在香港、澳門問題上的正確政策」——「社會主義國家竟然容許殖民地存在」。因此，中國共產黨不得不打破沉默，第一次公開對外闡釋新中國對於處理香港問題的戰略思考和基本原則：「在國際鬥爭中，我們既反對冒險主義，也反對投降主義。這兩頂帽子，無論如何是安不到我們頭上來的。」用「中國對香港、澳門的政策」來「證明中國人是膽小鬼」，「在香港、澳門問題上嘲笑我們」，是「愚蠢的」、「可悲的」。「老實說，中國人民並不需要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顯示武力，來證明自己反對帝國主義的勇氣和堅定性。我們的勇氣和堅定性是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領教過的。」
時隔不久，毛澤東在會見外國客人談到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問題時再次就新中國對於香港問題的態度發表意見：香港「小部分是割讓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還有三十四年才滿期。這是特殊情況，我們暫時不準備動它。……香港人就是我們中國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係都不利。」直到1972年中英外交關係完全正常化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認為「改變」或「放棄」對於香港問題的「暫時維持現狀不變」之特殊政策的「適當時機」仍然沒有出現。
1972年10月，周恩來分別會見來中國訪問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路易絲•海倫（Louis Heren）和英國國會上議院議員湯姆森（Thomson）時都曾經指出：「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但現在還不必考慮。……中國的政策是不會在這些事情上倉促行事。」「中國有個政策，就是不要急急忙忙搞這個事。」1974年5月，毛澤東會見來訪的英國前首相、保守黨領袖希思談到香港問題時也明確表示：「香港作為英國管理下的亞洲貿易和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最少在目前如此。」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有生之年，他們始終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從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全局出發，堅定不移地維護對於我們「有用」、「有利」的「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戰略決策的穩定和嚴肅性。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07年08月2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