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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那時我們正年輕
題 記
時間開始了，1949年10月1日。親歷開國大典的一位歌者這樣說。
這是一個新紀元，中華民族從跪著死到站著生。雖然戰爭的餘燼還沒有熄滅，鐵流還在大地上奔突，但一個統一、富強、民主的新中國正靜靜地走來；浸染著數千年中華文明的人民將曾經的血淚嚥下，將燦爛的笑容展開，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披荊斬棘開始了新的跋涉……
共和國第一批國慶節的遊行彩車之一，是我們費心竭力製作出來的，點綴了節日的歡慶氣氛，表達出迎接革命的年輕人，對於新中國成立的一片擁戴之心……
難忘那輛五彩花車
-李國文
南京解放後，1949年5月底，我就讀的南京國立劇專決定遷往北京，準備成立新的中央戲劇學院。想不到從此落葉生根，與這座古都結下了不解之緣。
60年，共和國走過了曲折的發展歷程，我們每個人也經歷了複雜的人生道路，但我始終難忘建國那天，看到我們親手裝飾的彩車從天安門前經過、接受檢閱的那一分激動。
我們裝飾出來的彩車，當然無法與日後的規模相比。材料不足，只好因陋就簡，難免粗糙，但那是共和國第一批國慶節的遊行彩車之一，是我們費心竭力製作出來的，點綴了節日的歡慶氣氛，表達出迎接革命的年輕人，對於新中國成立的一片擁戴之心。
時光荏苒，半個多世紀沖淡了記憶中的一些細枝末節，現在怎麼也想不起是誰提出紮彩車的構想，是學校佈置的，還是學生提出來獲得老師支持的？記得我們一直等到9月30日的早晨，才有一輛卡車開到鐵獅子胡同的操場上。如果是上面決定的，車子早就會開來；如果領導不贊成我們的行動，那再等車也不會來的。我想，那些日子，革命成功的熱流，正燃燒著每個人的心，便多了些激情洋溢的色彩。就像我們後來看到的蘇聯影片，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以後那些浪漫傳奇一樣，許多不可能都變成可能。車子終於盼來了，於是，按照舞美班同學的想法，也無非鐮刀錘子、麥穗車輪的傳統裝飾，加上一面面紅旗，插遍全中國的圖板模型。大家一擁而上，七手八腳地組裝起來。
進入9月，各廠礦單位都投入到籌備建國盛典的忙碌之中，我們這些從南京劇專來的同學，一些人去輔導廣場晚會的集體舞去了，一些人去工廠和學校教唱歌、排節目去了。這彩車的主意，也許是我們這些學理論編劇、舞台美術的同學，想為共和國這樣具有歷史意義的慶典場面做些什麼，才向校方請纓要求扎一部彩車，從天安門前通過。
但車子真的出現在我們面前，面臨著好多想不到的問題。尤其這群年輕人，誰也沒有製作彩車的經驗。這是第一個國慶節，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新課題，於是，邊做邊改，拆拆裝裝，忙了一天，到晚間才組裝完畢。一試車，出了問題。雖然想到給駕駛員留下足夠的視野，可我們誰也沒開過車，司機不是只看前進方向而不顧左右。那位開車師傅鑽進駕駛室，開了幾步，跳出來連說不行不行，一直往前還行，要拐彎，非捅婁子不可。這時，已經是10月1日的凌晨一點多了。
於是，有人提出一個解決辦法，用紙紮成五顏六色的花兒，將卡車的頭部大致遮住，而留下足夠的縫隙，使司機能看清左右。其實，這是個很好的主意，本沒有什麼值得討論的，但那時剛剛參加革命的我們，一個比一個賽著積極，真是既天真又幼稚，既熱情又偏激。沒想到話音剛落，馬上有人發表反對意見，這怎麼能行？花，太小資產階級情調了吧？然而時間不等人，要麼取消這個計劃，要麼就得把車頭暴露出來。
最後還是工人老大哥的意見一錘定音，他認可這種用花裝飾且不影響視線的辦法。可眼看天就要亮了，從哪找那麼多彩紙？即使弄來了，一時間又哪有那麼多雙巧手，折疊出成千上萬朵的紙花？不知誰回去招呼一聲，那些去輔導排舞、教歌的同學知道我們趕時間、缺人手，都跑來支援我們。有一句歌詞，「那時我們正年輕」，正說明那時我們的心情，年輕人渾身都是活力和熱情，儘管夜色深沉，夜風瑟瑟，同宿舍人怕我們受涼，還帶來了衣裳，要我們披上，可汗如雨下的我們，誰也顧不上。數小時後，一輛掛滿紙花的彩車，終於開出了鐵獅子胡同的華大一部，也就是現在人民大學的前身，向天安門方向駛去。
然後，我們又趕去參加學校的遊行。這時28響禮炮響起，我跟隨著這輛彩車經過檢閱台，親眼看到許多觀禮的人在鼓掌，我努力想分辨出在城樓上的領導人，但行進中的大隊人馬使我無法駐足下來，也只有抱憾了。那五彩繽紛的花車，穿過三座門後，在午後的太陽光底下，真是鮮艷奪目，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清清楚楚。
60年過去了，要是今天再來裝點這輛國慶花車的話，還會一點一點地折疊紙花嗎？我想肯定會用最美最美的鮮花。還會產生那種幼稚的爭論嗎？我想鮮花已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誰說不是呢！
(作者繫著名作家、原《小說選刊》主編)
■新中國成立前後，粵東地區紅白交替的一幕，投影出了一句話，那便是：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
紅白交替的一幕
-鄭榮來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開國大典在北京舉行，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向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而此前的5月，我的家鄉——梅縣大埔已經解放。但7月以後，國民黨胡璉兵團竄入梅縣等地，我們縣又在國民黨軍隊控制之下。他們正做著最後的掙扎，並準備從這裡經潮汕逃離大陸。國民黨政權垮臺的混亂局面，蔣家軍隊潰敗的狼狽情狀，在這裡時時可見。家住粵東韓江之濱，我耳聞目睹了其中的點點滴滴。
那年8月中旬，我們村裡人，一如往年那樣，在村口「伯公廟」祭神。大家剛把供品擺好，不知誰大喊一聲：「大兵來了！」大家拔腿就跑，連供品雞和肉都來不及拿了。忽然又有人說：「大兵還在培美村，還沒有到呢！」大家趕回廟裡，取走了自己的供品。那些年，我們都管國民黨兵叫大兵，而那一年，國民黨軍常來抓丁去當兵，見年輕人就抓。因此人們把它視為虎狼之師，如同洪水猛獸，聞聲而逃。連母親們嚇唬小孩，都常喊：「大兵來了，別哭！」
我們村叫葵江口，村口有家賣豆腐乾的小店，店主黃火伯有個兒子叫阿解，17歲，是當時村裡惟一的中學生。這年的一天，他正在店裡給父親幫忙，忽然一隊大兵出現在門前的拱橋頭，他聞聲從後門逃跑，大兵發現後，連忙嘰裡嘎啦地拉開槍膛準備開槍。黃火伯被嚇壞了，大聲叫兒子回來。他一回來，就給抓走了，一去杳無音訊，不知死活。
培美村在我們村北面，沿江上行3里地，村裡有個青年叫阿干，肩寬體壯。那天他正在家裡，盤腿於大廳，破篾編筐。忽見大兵破門而入，他靈機一動，繼續破篾，穩坐地上。大兵上前抓他，他兩腿依然盤著，死不鬆開。大兵怎麼也拉不動，於是「啪」一記耳光，「他媽的！殘廢！」大兵扭頭出門，阿干暫時逃過一劫。但沒過幾天，他一早牽牛出門，在大路邊水溝裡讓牛飲水，正遇上一隊大兵迎面過來，他逃跑不及，到底還是被抓走了。後來到了金門，他利用暴風雨天，抱著一節木樁越海游回福建，再輾轉回到家鄉。
這年真可謂兵荒馬亂，我們日夜都怕聽到狗叫聲，擔心大兵來抓丁搶東西。我那時10歲，不知世界大事，只感到天下忽紅忽白。白天上學，老師黃谷生偷偷教唱共產黨的歌，其中一首《解放區的天》至今不忘。還有一首叫《南京到北京》，還記得頭幾句歌詞：「南京到北京，哪一個不聞名？英明領袖就是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人民得翻身……」有一天，高陂鎮的國民黨機構來人檢查，黃老師早把那歌紙藏起來了，他們一走又把它拿出來。後來聽說，黃老師是黨的地下工作者。
我們村瀕臨韓江，葵江從這裡出口。沿著葵江往山裡走，可到游擊隊所在地赤水。那裡有一個游擊隊領袖，名字家喻戶曉，他叫「劉永生」，老百姓給他的愛稱叫「老貨」。「老貨」是這年初剛成立的閩粵贛邊縱隊司令員，他以我們縣為主要基地，經常率部圍殲分駐各地的胡璉大兵。胡璉為保障部隊給養，也很注意保護韓江水路的暢通。而「老貨」則常派游擊隊員到江邊「打稅」，攔截載有大兵軍需物品的過往船隻，並將物品運往山裡根據地。我們村口常是「打稅」的最佳地點，村裡人也常幫游擊隊挑貨進山。我們常見，游擊隊員哨子一響，過往船隻就乖乖靠岸，接受盤查。也有遭遇大兵押運而發生駁火之時，因游擊隊佔地勢之利，吃虧的總是胡璉大兵。
胡璉兵團是陳誠的嫡系，也是國民黨軍五大精銳之一。它在國民黨軍中素以善戰著稱，抗日戰爭中曾有不俗戰績。其後，雖然受到過解放軍的打擊，但何曾遇過今年如此的慘相。他的無奈就是率部潰逃，如我們所見，他的部隊已無心戀戰，即便有戰，也是屢吃敗仗。特別是1949年9月26日，盤踞我們大埔縣城的2000餘名胡璉大兵，倉惶向韓江下游的潮汕方向逃遁。劉永生所屬的邊縱一支隊隨即進城，重新成立縣政府。那幾天，韓江兩岸，我們常見敗軍像鼠竄之旅，急急如喪家之犬，惶惶似漏網之魚。潰不成軍，落荒而逃，所到之處，又都為百姓所拒。兵敗如山倒，那是蔣軍的最後一幕。
後來得知，胡璉兵團終於在10月下旬全部從海上逃走。10月25日，潮汕全境解放。「老貨」騎著大馬，出現在汕頭市街頭，與敲鑼打鼓的市民，同慶革命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前後，粵東地區紅白交替的一幕，投影出了一句話，那便是：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
(作者繫著名作家、人民日報海外版原副總編輯)
■從1949年我來到新北京，到現在2009年，正好有60年之久，有幸與新中國成立60週年同慶，皆大歡喜。
永不褪色的記憶
-方 成
我出生在北京，那時稱北平。我入學上到高中畢業,像許多孩子一樣，我七八歲開始就喜愛畫畫，愛畫騎馬打仗之類的「小人兒」。在學校喜歡上圖畫課，平時也畫著玩。上到初中一年級，有一次上生物課不用心聽講，只顧畫畫，被老師捉住，挨了頓批評。1935年12月，北平發生「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反對國民黨政府在日本威脅下，妄圖實行所謂「華北自治」的陰謀。我所在的弘達中學學生會負有宣傳任務，寫標語通告。同學知道我會「畫小人兒」，就分派我畫宣傳畫。我沒畫過，就借上海出版的雜誌《上海漫畫》作參考，畫了大約五六張送到「學聯」去。我記得貼在我們學校大門外那一張，畫的是一把宋哲元29軍大刀隊的大刀，刀上鮮血淋淋，標題：「中國人的刀，哪國人的血？！」因為我知道軍警是用強力水槍和大刀鎮壓遊行學生的。用刀砍傷不少學生。記得還有一張畫的是許多人挽著手，聯合起來。12月16日第二次遊行我參加了。我們遊行到宣武門附近的石駙馬大街，遭軍警鎮壓，我脊背上挨了一刀，至今傷口痕跡仍在。1936年我高中畢業考上武漢大學，這才離開北平。1949年新中國成立，我回來後再也沒有離開。
1937年我進入大學剛一年，日軍大舉入侵。國民黨統治地區廣大，國軍不敵日軍，節節敗退，大片城鄉淪陷，政府最後退到四川重慶。我們學校被迫從武漢遷到四川樂山縣。幾經奔波，1939年我才趕回樂山讀二年級。國民黨敗退，大部分國土淪陷，後方地區緊縮到西部，各地逃來大批難民聚集，經濟失去來源，物資供應極其困難。但國民黨政府黑暗，那些達官貴人依然腐敗橫行，大吃大喝依舊。人們常聽到「前方吃緊，後方緊吃」之譏。從各地來到重慶的漫畫家們用漫畫對當時所見種種腐敗現象進行諷刺。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廖冰兄的《貓國春秋》，張光宇的《西遊漫記》和高龍生、汪子美的《幻想曲》。葉淺予、張光宇、張諤、丁聰等聯合舉辦的大型漫畫展覽，轟動全城。我遠在川西的樂山縣就已風聞。那時我們幾位同學合辦壁報，由我負責組織漫畫稿。不料沒人會畫，我只好自己畫，在壁報上發表。
1942年，我從化學系畢業，在化工研究社做研究工作4年。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黨政府立即東遷到南京上海一帶，那些達官貴人紛紛乘機去接收敵產，去爭房子、金子、女子之類，俗稱爭得「五子登科」，而對人民大眾遭受的困苦不聞不問。那時河南遭黃河潰堤，洪水氾濫，大片地區人民遭難，更引起人民對國民黨政權的痛恨。1946年我在四川看到上海報紙上發表米谷、丁聰、張文元等所作評議時事的諷刺漫畫，把我吸引到上海，也從事漫畫工作，多發表在著名的《大公報》和《觀察》週刊上。在國民黨統治的舊中國，除抗日戰爭期間允許發表抗日題材的漫畫之外，平時一向嚴禁報紙發表評議時事的漫畫。但在日本戰敗後的1946和1947年，仍屬國共合作期間，上海報紙發表評議時事的漫畫，國民黨當局不便禁止，我暢心所欲畫了兩年時事評議的漫畫。我剛到上海時居無定所，後來寄住在進步漫畫家余所亞先生家裡，在那裡交往的都是進步的左翼文藝界人士。後來又和作家端木蕻良相知，對共產黨才有所瞭解，因此對國家前途寄予希望。到1948年，國民黨軍內戰潰敗，漫畫家們在國民黨後方的上海遭恐怖威脅，都逃避到香港。我和作家端木蕻良、單復3人住在九龍荔枝角的九華徑村裡，等待全國解放。因村裡房租低，避居在香港的文藝界人士樓適夷、張天翼、蔣天佐、陳敬蓉、巴波、黃永玉、臧克家、鄭曼等文藝界同人以及我二哥孫順理(後任長春第一汽車廠總工程師)和弟弟順佐，都住在那裡等候時機返回大陸。不久，見到去上海的船。上海被稱為中國漫畫的搖籃，我本想回上海，不料吳淞口被阻船進不去，後來有船去北京，我們就改道北京。
1949年9月初，順利抵京。後來才知道，那船裡的乘客，全是一批避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其中有巴金、黃藥眠等。到達北京，他們受到對外文委的歡迎，連我們這3人也一起安排住下，想必是因為端木蕻良是著名左翼作家，我和單復也屬左翼從事文藝人士，就算在一起接待了，後來還一同被安排參加10月1日新中國的開國大典。此後端木蕻良進北京市文聯，單復到遼寧，由端木介紹我進《新民報》任美術編輯，一年後調到《人民日報》。從1949年我來到新北京，到現在2009年，正好有60年之久，有幸與新中國成立60週年同慶，皆大歡喜。
(作者繫著名漫畫家、中國新聞漫畫研究會會長)
■遙望天安門，經歷了60年崢嶸歲月，巍然屹立在每個中華兒女心中，永遠是一塊崇高聖地，一種愛國精神的象徵……
天安門見證
-袁 鷹
凡是第一次到北京的人，無論是山區農村幹部、草原牧民還是邊防戰士，無論是中小學教師、少先隊員還是海外僑胞，他們的第一心願，總是到天安門下，注視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然後漫步廣場，舉頭凝望巍峨宏偉的城樓，瞻仰高聳藍天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或是縱情歡笑，列隊高歌，或是步履低徊，沉思不語，都捨不得匆匆離去。
1950年8月，我第一次從上海出差來首都，剛在住處放下簡單的行囊，就急不可待地來到天安門 。
1949年10月1日收音機裡轉播首都舉行開國大典萬眾歡騰的浪潮聲，又在耳邊響起，不由得一陣陣心跳。兩年後，調來北京工作，工作地點離東長安街只有一步之遙。近60年來，記不清多少次在天安門前駐足，在廣場上徜徉。在這裡度過了多少晴空麗日，寒雨嚴霜；在這裡留下了多少歡歌和笑語，淚水和哀思。
站在天安門下，我想到的並不是數百年前明清帝王由此出入的御輦和儀仗，那些早已化為塵土。在耳邊震響的是90年前「五四」運動的先驅者和青年志士們為國為民的吶喊聲。我彷彿看到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那一輩民族精英，高擎科學、民主大旗，在黯淡的國土上燃起現代文明的火炬。我彷彿看到北京的大學生們走上街頭，「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怒吼，振聾發聵，呼喚沉睡千年的巨人覺醒，一路高呼口號，揮舞標語，邁步走過天安門前。我也彷彿跟隨在他們身後，從天安門下一直向東，過東交民巷和東單牌樓，進入一片胡同，直到趙家樓賣國賊曹汝霖的舊宅。那座曾經被烈火焚燒的庭院內外，空氣裡似乎依然留存當年愛國志士們的身影和呼聲，彷彿還在注視著下一代下兩代後輩，殷殷垂詢：我們多災多難的祖國，在民主和科學的大道上邁進多遠了？徘徊小巷，悲喜交集之餘，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只是深深感到：我們前面的路還很長很長，有坦途也有礁石，有鮮花也有荊棘，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堅強而執著地走下去。
50年前，楊沫的名著《青春之歌》和據此改編的電影，博得廣大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喜愛，到現在還被人奉為反映「一二·九」運動的經典作品。那一時期，每到天安門，就會想起「一二·九」時代的熱血青年。上世紀30年代民族危亡的時刻，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國民黨政府步步退讓，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全力要消滅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北平的大中學生們不願做亡國奴，不願看到祖國淪亡，自發地團結起來，振臂高呼「華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毅然舉行抗日示威大遊行，衝破反動軍警大刀、水龍和槍托的阻撓和鎮壓，浩浩蕩蕩，勇往直前，震動古城，震動全國。這是「五四」運動以後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大遊行，振奮了億萬民心。「一二·九」運動和以後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鋒隊表明，又一代青年自覺地擔負起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在中國現代史上寫下了輝煌的史頁。
近些年，我每次走過天安門，必定要想起1976年丙辰清明前後那一段驚心動魄的日子。花圈似海，輓詩如林，凝聚了人民群眾對周恩來總理的沉痛悼念和對「四人幫」一夥奸佞的切齒痛恨，也表達了對禍國殃民、踐踏人權的那昏亂歲月的斥責和唾棄。那幾天，我和報社同事也和我的愛人一次次去天安門廣場，默讀那一首首帶著哀傷和怒火迸發出來的詩詞，任憑淚水流過雙頰。「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瑟瑟寒風中，我們見到一個個青年對著人群朗誦、演講，全不顧自己有被逮捕的危險。我看著這些勇敢的青年人，敬佩之餘，想著他們之中也許有人在10年前戴著「紅衛兵」袖章，在天安門廣場如瘋如狂的人群中不停地高聲唱歌，高呼口號，等待一次讓他們激動得徹夜不眠的接見。10年風雨，他們成長了，能夠擦亮眼睛、辨別是非黑白了。在祖國又一次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們沿著前輩走過的道路，挺身而出，面對危險，勇敢走上討伐奸佞的戰場。多麼好的青年一代，不愧是「五四」和「一二·九」的繼承人！「丙辰清明」的正義行動當時被宣佈為「反革命事件」，許多人受到殘酷的追查和迫害，一時從北京到外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到處籠罩著白色恐怖氣氛。然而，僅僅過了半年，歷史就作出結論。10月中，在首都百萬軍民歡呼粉碎「四人幫」的大遊行隊伍中，我又一次隨著人潮走過天安門。半年前的光景，歷歷在目，禁不住百感交集，在這個聞名世界的廣場，歷史又一次昭示：正義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
共和國建國35週年，天安門前舉行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第一次隆重的閱兵式和盛大遊行。人民群眾自發地表達了對改革開放路線由衷的歡呼。那天晚上，我們全家圍坐在電視機前，心隨著天安門前的歡潮一起跳動。突然，北京大學的遊行隊伍裡舉起一面橫幅，4個大字：「小平您好！」我們眼前頓時一亮，好像突然升起一把火，將我們的心燒得暖融融的。這樣的標語是歷次遊行中從未有過的，普普通通4個字，卻是那麼準確、深刻而又親切生動地表達了中國青年一代以至全中國人民歷經10年風霜雨雪以後共同的願望，對高瞻遠矚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和帶領全國人民邁向康莊大道的中央領導人表達崇高敬意和衷心愛戴。
10年前，人民共和國50華誕那天下午，我們全家人又到天安門廣場。看到一隊隊系紅領巾的少先隊員跳躍歡騰，一群群身穿絢麗衣裙的少數民族姑娘載歌載舞，一輛輛裝飾著絢麗鮮花的彩車被人們簇擁，想起我自己從一個20多歲的青年第一次站在金水橋上的興奮心情，到如今兩鬢如霜，再一次到天安門廣場感受祖國黃鐘大呂般的足音，思潮起伏，千言萬語湧上心頭，竟難以移步了。
遙望天安門，經歷了60年崢嶸歲月，巍然屹立在每個中華兒女心中，永遠是一塊崇高聖地，一種愛國精神的象徵。它凝聚著炎黃子孫的如火紅心，激盪著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也永遠見證著風雨滄桑的華夏青史。
(作者繫著名作家、人民日報文藝部原主任)
(文中照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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