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谷牧一人扮演著多個角色：他既是開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對地方，他是中央的決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線的指揮官。
1979年9月，時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的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筆外國政府貸款，他成為日後大規模利用國外貸款的先行者。「我奶奶在電視裡看到了，拿拐棍敲著地板說：漢奸，漢奸。」谷牧的兒子劉會遠回憶。「他做這一切靠的是理智。」劉會遠說，「走上改革開放之路，是專家型官員的必然邏輯。」
1978年之前，分管對外開放工作的副總理谷牧還從未踏出國門。那時他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印象停留在蘇聯人列昂節夫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材上。而到1988年時，谷牧已窮十年之功，為中國經濟由故步自封轉向融入世界打下了基礎。
十年間，谷牧一人扮演著多個角色：他既是開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對地方，他是中央的決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線的指揮官。
他所達到的高度和遇到的挫折，隱喻著此間中國在開放初期對世界的微妙態度，以及兩者間關係的變化與調整。
震動：考察西歐帶來的「緊迫感」
1976年，「四人幫」被擒。在塵埃落定後的宴會上，谷牧喝下二十多杯茅台，創下個人歷史最高紀錄。谷牧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結束，他感到了「國家將興」的希望。
1978年5月11日，「真理標準」一文已見諸報端，但尚未震動全國。第二天，中央派出的西歐考察的第一支隊伍抵達法國，分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谷牧正是該團的負責人。
這是谷牧第一次出國。在回憶錄裡，他僅用「緊迫感」簡單地表達了當時的心情，但考察團已被中西間真實的落差所震動。「已不是我們從蘇聯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上獲得的那些老概念了。」谷牧說。
當然，另一方面，谷牧也看出中國市場對西歐各國的誘惑。副總理谷牧受到各國總統和總理們的會見和宴請，這出乎他的意料——若按照國際交往對等原則，此行的會談對象可能也是副總理一級的官員。在西德，巴伐利亞州州長卡裡在宴會上表示，願意提供50億美元的支持，無需談判，握握手即可。當谷牧離開丹麥時，代首相在機場送行時說：你要到大國訪問了，不要忘記我們小國。
藍圖：三份考察報告奠定改革雛形
6月6日，考察結束，谷牧回國，與考察團成員合力撰寫提交給中央的考察報告。
谷牧在寫回憶錄時找出了這份報告，其中的大部分設想早已變成現實。
「我們應當把歐洲當作爭取第二世界的一個重點地區，進一步加強工作。」該報告認為。谷牧提出：為了更大規模地引進國外技術設備，要有靈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貿體制上，應給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權力；必須進行科技為主導的工業革命；加強技術交流，盡可能多派留學生到國外學習。
那一年，另外兩個出訪的考察團也向中央提交了報告。
其一受谷牧委託南行港澳。該團的報告大膽提出對有條件的地方，「有必要實行某些特殊管理辦法」。
另一支由李一氓、於光遠等人帶隊，去了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考察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間的兼容性，也包含了豐富的政治內涵。
學西歐的科技，引港澳的資金，參考南斯拉夫計劃與市場並行的經濟體制。三路人馬，三份報告，奠定了改革開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雛形。
實踐：開放前線總指揮
考察報告首先得到了老帥們的支持。在匯報會上，葉劍英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是一面鏡子」，「出國考察，就是照鏡子，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聶榮臻會前把報告看了五六遍，他說：「引進什麼，從哪個國家進，應該拍板了！」李先念也說：「要利用西歐這個力量。」
匯報會後，鄧小平找谷牧談話，說：引進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爭取時間。
7月6日，國務院召開關於現代化建設的務虛會，有關部委的負責人悉數參加。在會上，谷牧再次強調說：一定要解放思想，開拓路子，再也不能貽誤時機了。
這次務虛會一開就是兩個多月，「對利用西方國家的貸款和吸收外商投資基本上形成了共識。」谷牧回憶。
共識形成之後的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再為日後被濃墨重彩書寫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夯實了基礎。
1979年5月，谷牧親赴廣東、福建兩省。二十多日的調研結束後，他勾勒出了特區政策的輪廓：經濟計劃以省為主；賦予這兩省較多的機動權；財政上劃分收支，新增收益較多地留給地方；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各劃出一定區域辦出口特區，優惠稅率，吸引外資，發展出口商品的生產。
時至今日，這些最初政策雖已幾經調整，但其內核卻從未改變。
隨後，谷牧出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著手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這是中國第一部利用外資的法律，吸收外商資金從此有了法律保障。
堅持：現實比信心走得更遠
「你們上了特區這條船，就不怕船翻了？」自1981年第四季度廣東、福建走私販私愈演愈烈以來，改革派開始受到類似「忠告」。一位中央領導從深圳回來後說：除了五星紅旗還在外，別的什麼都沒有了。
情緒的瀰散擰成了一股勢力。1982年，中央將兩省的負責人召集來，專門討論這一問題。在這次座談會上，一位領導要將《舊中國租界的由來》作為附件一併下發。在這篇文章中，特區被與清末上海的租界相提並論。
谷牧明確表示反對：「這樣做徒自造成思想混亂。」但文件還是下發。「街頭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議論隨它去，我還是要堅持把這樁事向前推進。」人心不穩時，他曾對下屬說：不論出什麼問題，板子不會打到你們身上，只算我一個人的賬。「父親的性格裡有一種內在的強勢。他認為對的，一定堅持。」劉會遠說。兩年後，谷牧在指導開發海南島的工作時，這種性格又一次凸顯。
當年3月，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上，有海南省官員對谷牧的發言不滿。休會時，他們問谷牧：「為什麼不講海南20年趕台灣？」
自「大躍進」後，谷牧一直對狂熱保持著警惕。「這是樁很大、很複雜的事情，要經過認真分析主客觀條件，詳細論證，才能組織實施。」谷牧說，「要求急了，不可行。」「父親曾深受周總理的影響，專業幹部必須堅守原則是周總理的政治遺產之一。」劉會遠說。「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谷牧在給汕頭題詞時曾引用北宋改革派王安石的詩句。其中冷暖，怕只有飲水者自知。
1988年，谷牧年事已高，即將離開國務院領導崗位。當年3月，在沿海地區對外開放工作會議上，谷牧說，外向型經濟在沿海地區將會變成活生生的現實，「我有這個信心」。
這次報告被視為谷牧的「告別演說」。在谷牧告別之後的20年中，中國已逐步同世界經濟融為一體，密不可分。這足以告慰谷牧的努力：現實比他的信心走得更遠。來源：南方週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