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首頁 > 即時新聞 > > 正文
【打印】   【推薦】  【關閉】  

專訪鄭新立:未來三十年的深圳使命


http://news.wenweipo.com   [2010-08-26]
放大圖片

《瞭望》新聞週刊專訪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

作為中國改革的試驗田,要允許深圳繼續先行先試,甚至允許出錯

1983年,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經濟組任職的鄭新立,第一次來到深圳,看到的還是一個小縣城。25年後的2008年,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鄭新立,再次帶隊考察深圳,「小樹已經參天」。這次,他把考察報告定名為「橫空出世看深圳」。在他看來,只有這個題目,才能概括深圳特區成立30年的變化,及其在全國改革開放中的作用。

作為中央智囊團的關鍵人物之一,多年來,鄭新立一直關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並多次為國為民建言獻策。在接受本刊專訪時,他認為,在今後的30年裡,中國的改革發展將面臨新的形勢,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不會比前30年少。在新的時期,作為「中國改革試驗田」的深圳已「不差錢」,政策層面應允許深圳繼續扮演「先行先試」的角色,允許深圳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發展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甚至可以允許深圳出錯。」

求解「中等收入陷阱」

《瞭望》:今年1月,汪洋在參加廣東省委十屆六次全會時,提出了三道題:特區過去30年幹了些什麼,有什麼經驗教訓?在迎接特區成立30週年的歷史節點上做什麼,怎麼樣實現加快發展?今後30年還能幹些什麼,怎麼樣再創特區新輝煌?你怎麼看這三個問題?

鄭新立:應該說,關於前30年深圳的發展,深圳在改革開放中所起的作用,無論怎麼評價都不過分。關鍵是,今後30年深圳怎樣繼續在全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繼續充當「領跑者」的作用?

今後的30年,面對新形勢,新的問題還要繼續改革開放,繼續探索發展道路。一代人,只能解決一代人的問題。今後20∼30年,你們這一代人所面臨的問題,是深圳的開拓者們幾代人所沒有面臨的新問題,這需要你們繼續用改革開放精神去解決。

這其中的第一個問題是要帶領中國衝出中等收入的陷阱。這是全國,也是深圳今後20∼30年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問題。一般來說,人均收入在3000到10000美元之間,總的來講叫中等收入。現在,就存在一個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有拉美陷阱,也有東南亞國家陷阱。

這樣的問題,中國未來20∼30年就將遇到,直接關係著中國的人均GDP能否衝到10000美元以上。今年,中國人均GDP可能要達到4000美元,將來,如果翻一番就是8000美元,再翻一番就是16000美元。我們要爭取實現人均GDP翻兩番,一股作氣地衝破人均GDP10000美元。如果能衝過去,一人10000美元,總量就是13萬億了,和美國就差不多了。

《瞭望》:為衝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應採取什麼發展模式?

鄭新立:現在看來,無論是拉美,還是「東南亞四小虎」,能否衝破「中等收入陷阱」,其核心問題就是,能否形成以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為依托的技術密集、知識密集型產業,從而形成國際競爭力,能夠支撐本國貨幣的升值、支撐就業的擴大、支撐出口的持續增長。

如果仍靠以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靠加工貿易,仍靠出口資源,那麼注定不可能衝出10000美元關口。

《瞭望》:未來深圳會是什麼樣子?有哪些新的任務?

鄭新立:珠江口東岸,現在形成了同一個城市群:香港、深圳、東莞、廣州、佛山。這個狹長地帶,南北僅200公里,東西僅50公里,但是,卻聚集了5000萬人,GDP總量5000萬美元。這裡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塊地方。

根據廣東省的安排,我們調研組正在做關於擴大粵港澳經濟合作、形成粵港澳一體化經濟體系的研究。現在,從香港到廣州要建城鐵,這意味著,珠江口東岸的五個城市將可以做到生活上同城化、經濟上一體化。而且,五個城市之間可以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形成一個整體的競爭優勢。

我算了一下,到2030年,珠江口東岸五城市GDP總量可以在2萬億美元以上。這相當於甚至超過現在的紐約經濟圈和東京經濟圈的規模。而在這五個城市之中,從增長速度上講,深圳的增長速度是最快的,發展是最好的。要不了幾年,深圳在這五個城市裡將起到核心作用。

到時候,深圳將承擔著很獨特的任務。因為它緊靠著香港,又連接著東莞、廣州和佛山。實際上是通過深圳和香港的經濟融合,實現深圳和香港的要素的優化配置,把香港在信息、管理、貿易、法律等方面的軟件的優勢和深圳的實體經濟的創新、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的優勢結合起來,有利於把香港的優勢進一步擴大化。

近期,深圳通過填海的方式,在蛇口造了一個有十幾平方公里面積的前海區,緊靠香港。深圳市想把前海區打造為深港經濟融合的實驗區,要在那塊空地上做文章。依靠那十幾平方公里,打造世界第三經濟增長極。

《瞭望》:如何發揮深圳領跑者作用?

鄭新立:帶領中國經濟衝出中等收入陷阱,我想這是深圳在未來要擔負的最大作用。深圳要發揮領跑者的作用,要成為中國的硅谷,要成為新技術產業的培育、孵化基地。

下一步,深圳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還要進一步轉移,騰出空間來發展知識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

深圳現在已有了四個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的高新技術企業:華為、騰訊、中興、比亞迪。其中,比亞迪去年還被評為全世界科技型企業的第一名。以後,深圳要繼續培養出一批類似企業出來,要形成一種機制。並把這種機制移植到全國其他地方,要摸索出一套可以複製的經驗和制度來。

應對發達國家挑戰

《瞭望》:除了中等收入陷阱外,新30年中國還將面臨哪些挑戰?

鄭新立: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擴大,經濟總量的增長,發展面臨的阻力也更大。今年第二季度我國的GDP總量已經超過日本,但今後在海外貿易、投資、人民幣國際化以及如何排除貿易爭端和壁壘等方面,都會面臨很多新的困難。這是我們改革開放初期所沒有的。此時,如果「一著不慎」,就可能會「滿盤皆輸」。

《瞭望》:對此,中國應怎樣應對?作為試驗田的深圳,又該如何把握住經濟快速增長的戰略機遇期?

鄭新立:外貿順差就等於總儲蓄減去總投資。面對歐美國家針對中國發起的貿易爭端,我們可以通過提高勞動者工資,特別是加工貿易企業提高工資,增加消費。這樣,不僅有利於減少總儲蓄,縮小外貿順差,更有利於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第一個轉變,即通過擴大消費來減少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

希望深圳能夠就此進行探索。比如,逐步提高勞動者工資水平,可以每年提5%,給企業一定的消化工資成本上升的空間。同時,通過改善企業管理、開發新產品,實現產業升級。

而且,凡有條件的中國企業,都應搞國際化經營,特別是要開拓多樣化的國際市場,同新興經濟體搞貿易,改變出口過度依賴美歐日的狀況。

另外,要通過海外併購,特別是並購有一定技術資源的企業來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通過海外並購更多的國內短缺的資源,像石油、天然氣、鐵礦、鋁礦、銅礦等,來解決經濟發展的資源瓶頸。

與此同時,要培養一批類似波音、IBM、微軟、英特爾之類的「百年老店」。這些都需要深圳有所探索。一旦這些力量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我們就不怕少數發達國家「使絆子」,不怕人民幣升值。特別是實現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開拓多樣化的市場,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條件。

社會體制改革的壓力

《瞭望》:這些年來,我國社會發展相對落後。對此,深圳是否也應探索答案?

鄭新立:中國確實存在你所說的這些現象。最近,深圳市委交給我一個課題,我現在正在組織各方力量研究,內容就是深圳市如何改革社會管理體制、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在此方面,深圳應走在全國的前面。

當前,全國的改革開放下一步的重點,實際上已從經濟體制改革轉到了社會體制改革。深圳要通過發展社會事業,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提高人民生活的質量,打造「和諧之都」。

《瞭望》:深圳在社會管理方面遇到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如何打造和諧之都?

鄭新立:最突出的就是,外來流動人口的問題。

比如富士康,在深圳有43萬員工,一個企業既要管生產經營,又要管理43萬年輕人的生活,很難不出問題。城市管理應通過社區的完善來加強。比如,通過建立社區的服務體系,使年輕人在工作之餘能夠有休閒娛樂的場所,有訴求表達的場所和精神生活的寄托。

從收入分配來看,要思考如何通過收入分配調整,形成「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為和諧社會建設作出貢獻。舉例來說,華為新來的大學生每月可拿到5000多元,員工持股占50%,這種內部分配製度就比較和諧。

但是,富士康的打工仔一個月才1000多元,高層管理者的收入卻是他們的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管理層和員工缺乏交流,沒有認同感。從而導致員工心理出現問題,自殺事件頻發。前不久富士康公司接受教訓,率先給農民工漲工資,這在全國帶了個好頭。但還要進一步分析深層原因,找到根本的解決辦法。

深圳的問題也是全國的問題。我們要思考如何在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上,解決社會發展問題與經濟發展同步,為構建和諧社會創造一套完善的體制。這裡面涉及內容廣泛,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文化產業、社區管理等。

繼續「先行先試」

《瞭望》:總體來看,在今後30年裡,深圳這塊「試驗田」,要試驗什麼?

鄭新立:要打造四個「都」:第一,深圳要繼續成為創新之都。前30年深圳最大的特點就是通過自主創新形成了一套體制機制,建立了一大批的內資高技術企業。今後,還要圍繞著怎樣優化自主創新環境下功夫。深圳要借助創業板加快風險投資,鼓勵創業等政策環境、社會環境的優化和完善,在全國帶個頭。

第二,要成為服務之都。轉變發展方式的第二個轉變就是要發展服務業,改變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的局面。有人認為,轉變發展方式,搞集約發展會減少就業,這個矛盾如何解決?事實上,中央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發展服務業就是要擴大就業。美國80%的勞動力在服務業,倫敦人口1200多萬,有4/5的人從事服務業,紐約、東京也類似,因為服務業比重很大,這些城市充滿活力。而我國服務業從業人員僅佔全社會從業人員的33%。

深圳應把生產性服務和現代服務業作為發展重點,大力發展金融服務、科技服務、設計服務、創意服務、物流服務、法律服務,等等,為全國作出表率。

第三,深圳要成為和諧之都,實現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同步,實現社會和諧。

第四,要成為開放之都。現在,中國經濟規模擴大了,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同國際經濟聯繫越來越密切。十七大提出建立開放型經濟體系,今後30年我國的對外開放,面臨著與此前完全不同的情況。

圳要在全國的對外開放中探索新的經驗。比如,如何讓企業走出去,如何進行海外投資和併購,如何獲得更多的資源勘探權、開發權,如何到國外開展加工貿易等。深圳要在探索中,提供好的經驗,通過幫助企業走出去,形成更多的跨國經營的業務,培育中國的跨國公司。

另一方面,深圳應成為一個更加開放的國際性城市,吸引更多的人才。與美國相比,我國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創新和服務業滯後上。美國吸引著全世界的科技人才,所以在科技上處於領先水平。深圳應借鑒這一做法,吸引更多的人才。

《瞭望》:未來,國家還會像過去一樣繼續對深圳進行政策傾斜嗎?深圳還需要什麼政策?

鄭新立:事實上,隨著開放政策的逐步擴大,早年特區的特殊優惠政策已成為普惠政策。2009年,深圳GDP總量已達8000多億元,全口徑財政收入2765億元。深圳並不缺錢,也充滿活力。此時,深圳只要有一個政策就行了,那就是,繼續允許深圳「先行先試」,允許深圳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發展中間的一些矛盾和問題。

比如,在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上,允許深圳往前走,甚至允許出錯。錯了沒關係,錯了以後可以再糾正。

比如,住房制度改革。現在深圳房價長期處於高位,直接影響到在深圳的生活成本,損害了深圳的競爭力。現在深圳正在考慮構建適合其特點的住房保障體系。一方面,有錢的人要買好房子,不能限制;另一方面,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住有其居」的目標,保證所有人能夠有一套跟自己收入水平相適應的住房。這些問題,都將是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所要面對的,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所要面對的。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不僅是深圳的事,更是全國的事。(來源:人民網)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