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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匯網訊】「幾乎在一夜間倒退回15年前，毫無技術含量的金融騙局在正規金融機構和民間重新上演，銀行在高息攬儲，民間在炒資金。」日前，廣東金融學院副院長陸磊發出了如此呼聲。
據半月談報道，27日下午，溫州正得利鞋業有限公司老闆沈某從溫州市區順錦大廈22樓家中縱身一躍，用生命在民間借貸資金斷裂案宗上再加一個印記。
近兩個月以來，三天一跑路五天一命案，溫州這個中國民間借貸最活躍的地方顯得異常沉重。眾多民間借貸的風險末梢和背後的資金網絡也隨著一個個案件的曝光逐漸浮出水面——銀行資金固然有，其中更驚現「官銀」身影。
「特殊債主」行事低調
上周，溫州市永嘉人施曉潔擔保公司募集高利貸後跑路的事件，將背後一串公務員債主身份牽了出來。以擔保公司放貸的施曉潔，於2009年前後以為當地龍頭民營企業順吉集團融資的名義，以高利率向社會籌集資金約13億元，後與丈夫於本月21日攜帶資金舉家潛逃，數日後夫妻二人被永嘉警方抓獲。
由於傳聞施曉潔是順吉集團董事長施順吉的親戚，案發後高息集資多名債主到順吉集團追討欠款，同時也暴露了眾多公務員債主的身份。部分債主向媒體反映，這起集資案中的債主，相當部分是永嘉當地有一定級別的公務員，並且根據債主圈內自行估算，其中八成債主是公務員，有的是局級以上的。而由於身份特殊，不少債主都只想「低調」處理回收資金，更不願意訴諸法律將自身資金曝光。
據瞭解，目前民間高利貸中，不乏「官銀」的身影，其中更摻雜不少見不得光的黑金。「事實上，很多黑錢都會通過這種民間拆借途徑滾動，一方面民間拆借的隱蔽性剛好適合了這些資金『見不得光』的需求。另一方面民間拆借目前利率高漲，別的領域投資確實難以找到如此高的回報，這部分黑錢又不太在乎風險。」某股份制銀行人士對記者表示。
已是「公開的秘密」
事實上，官員私人資金進入民間高利貸的情況在溫州已是「非常普遍」，並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昨日接到記者電話採訪時，溫州當地一位長期做民間借貸研究的律師一聽「官銀進入民間借貸」馬上非常警惕，他表示「這個問題不好說，我目前也沒有掌握到證據，但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實際上，不少公務員資金進入高利貸的通道是一條「權力尋租」途徑——憑借職位之便，以「辦事通融」和「放高利貸」進行交換。「通常的規則是，我幫你辦事，你幫我放高利貸，互相利用，其實形同一種變相的行賄行為。」有業內人士向媒體如此曝光。此外，有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溫州當地很多公務員由於地位、聲譽較高，往往能夠募集到較多的民間資金，某些公務員甚至成為一個個民間資金募集的節點。
有消息指出，今年年初，溫州市龍灣公安局在偵查周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一案中，債主名單中的人均為當地司法機構人士，牽涉的受害人資金從2000多萬、1500萬、2075萬、3500萬到8000萬不等。
思考民間借貸急需陽光化
跑路、自殺事件頻頻發生，高利貸背後的錢權交易隱現，隨著越來越多的風險爆發，民間借貸引起的社會深層問題逐漸浮出水面。不少業界和學者紛紛呼籲，民間借貸陽光化是解決目前問題的關鍵所在。
「首先是要認可民間借貸的合法社會地位，要納入到銀行、小貸公司、融資擔保機構同等的金融體制內。此外，對民間借貸中借貸雙方、資金使用途徑等要有明確的法律手段和武器來規範。」浙江攀遠律師事務所顏貽潘表示。他指出，目前不少企業找民間貸款來還銀行貸款，俗稱搭橋貸款，可還貸後卻因銀行額度緊張無法再度盤活授信資金，使得企業資金鏈條最終斷裂。「銀行切實地為小企業服務，可以減緩民間融資風險的累積。」
「監管的態度目前主要還是確保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資金沒有流入民間借貸市場，築起防火牆，以保障銀行體系的安全。」某位接近監管部門人士告訴記者。然而，隨著股市熱、房地產熱退去，不僅投機性資金大量湧入民間借貸，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在民間借貸中也存量非常大，台底交易、資金騰挪各種通道難以監控。(南方日報)
灰色金融地帶醞釀中國式信貸危機
28日，記者從多方證實，前天溫州市再發生兩起因無力償還高利貸而跳樓的事件。據知情人士透露，這兩位企業主均為當地鞋廠老闆，欠債上億。目前，溫州已成立了規範民間金融秩序促進經濟轉型發展專項工作領導小組，該工作組由溫州市委市政府牽頭，包括溫州市紀委、法院、勞動保障局、金融辦、銀監會等14個部門。
今年4月至今，溫州已有80多家企業老闆失蹤、公司關門、員工討薪事件，僅9月以來，就有高達25起。據瞭解，在「重災區」龍灣，8月份已發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當地一位放貸者告訴記者，「目前，僅龍灣區的外逃資金估計已在100億以上，不少中小企業的負債中，銀行占3成、民間高利貸占7成。」
然而，溫州小企業高利貸崩盤只是全國民間借貸市場這一金融灰色地帶危機的一個縮影，就目前瞭解的情況看，借貸風險高危區除了浙江省之外，還有江蘇、福建、河南以及內蒙古等省區。有專家認為，若無嚴格監管，恐釀成中國式信貸危機。
亂象
民間借貸市場瘋狂擴張
日前，央行研究局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在去年我國民間借貸市場開始抬頭之時，這一市場的資金存量就已超過2.4萬億元，占當時借貸市場比重已達到5%以上。而近兩年來，我國民間借貸資金量逐年增長，存量資金增長超過28%。
多位放貸者向記者表示，他們借出的資金中一半為自有資金，另一半從銀行貸出來的，通常是「我們將房產向銀行抵押出去，用2分的月息借錢出來，再用4、5分的利率放出去給小企業主們，賺取中間利差。」再或者「以1.5分或2分的月息從一批老闆那裡借資金和承兌匯票，再暗中以3分至3.5分的高利放出去。」
分析人士指出，高利貸市場推動了金融脫媒，如此一來，銀行存款外流的現象就越發明顯，但這種自由交易目前沒辦法監管。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對記者表示，「民間借貸市場早已是溫州眾多小企業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渠道，不少企業向銀行貸款非常難，並且今年政策緊縮，銀行額度受限，小企業湧向民間借貸勢頭爆發。」
正因如此，今年以來民間借貸利率飆升，據瞭解，目前溫州當地民間借貸月息一般在3分左右，有的甚至為5分至1毛，而「5分利」相當於資金的年回報率是60%。周德文透露，有的高利貸年利率最高能達到180%。這樣的利率誘惑促使民間高利貸市場瘋狂擴張。
據前不久央行溫州市中心支行發佈《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規模約1100億元，借貸利率也處於階段性高位，年綜合利率水平為24.4%，並且，溫州市大約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的企業都參與了民間借貸活動。
多數小企業都將資金用於補充短期用於生產的流動資金缺口。但央行研究局也在報告中指出，在民間借貸市場的資金流向方面，不能排除一部分民間借貸資金用於炒股、炒房。而據觀察，目前，高利貸用於炒房的危機已經開始顯現。內蒙古鄂爾多斯民間借貸的規模有2000億元以上，且最高年利率普遍在60%以上，這筆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的額度相當可觀，分析人士表示，由於今年資金鏈斷裂的房企，導致鄂爾多斯的爛尾樓已呈現遍地開花之勢。
同樣，被外界戲稱為「寶馬鄉」的江蘇省泗洪縣中小企業眾多，特別是地產企業，據當地不完全統計，該地資金需求量的激增導致高利貸民間融資佔全縣民間融資規模的85%以上，約20億元，而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流入了樓市。
影響
高利貸危機傳導效應加劇
今年全國的中小企業都面臨著勞動力價格上漲、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稅負過重等不利因素的衝擊。不可否認的是，有一些小企業由於自身經營不佳導致資金鏈出現問題，但在業內不少分析人士看來，大多數小企業還正處於萌芽期和成長期，資金周轉問題迫切待解。
溫州一位放貸者告訴記者，「目前，僅龍灣區的外逃資金估計已在100億以上，不少中小企業的負債中銀行占3成，民間高利貸占7成。」有多家商業銀行公司銀行部的相關人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正在對發放了小企業貸款的企業進行摸底，排查風險。
據瞭解，民間借貸資金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上市公司，業內分析人士認為，「對於將錢借給中小企業尤其是房企的上市公司來說，即使房企將土地等資產抵押給上市公司，也極有可能是二次抵押，其首次抵押已抵押給了貸款銀行。因此，一旦公司破產倒閉，銀行才是破產公司的第一債權人，上市公司能否獲得賠償還是未知數。除了顯性風險外，一旦上市公司的委託貸款收益超過了主業，很可能會影響上市公司主業的正常發展。」
另外，在民間借貸市場中，社會融資中介的風險較大，牽涉面也較廣。溫州各類擔保公司、投資公司、寄售行、典當行、舊貨調劑行共1000多家，其中部分機構假借經營之名，違規辦理墊資業務，收取高額佣金及利息。
溫州公安部門報告顯示，今年前8個月，全市非法集資立案17起，涉案金額達5.5億元，同比上升30.77%，且這些非法集資案大多與民間借貸有關。同期，全市因民間借貸擔保、糾紛引發的違法犯罪案件共71起，同比上升16.39%。
反思
金融生態系統失衡再遭拷問
近日，溫州銀監分局、溫州市金融辦按照溫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已經召集了包括四大銀行在內的全市各家銀行，召開促進中小企業發展銀行主要負責人會議。再次號召各家銀行，加大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強化企業金融服務。
但記者觀察，儘管監管部門早已出台了《關於支持商業銀行進一步改進小企業金融服務的通知》等一系列支持辦法，並且放寬對小企業不良貸款的容忍度，但目前，銀行依然對小企業貸款熱情不高。據瞭解，大部分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是在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30%至40%，年化利率在8.13%至9.18%之間，不少商業銀行對缺乏房產等抵押物的中小企業貸款依然避之不及。
江蘇省新沂市多位參與借款的企業主反映，「一般小企業去銀行申請貸款需要給所謂的手續費，這種手續費利率高達5%，即如果想要貸款1萬元，就要給出500元的手續費。這幾乎是一種潛規則。」
周德文稱，「不少企業負債越滾越大，民間借貸市場一直沒有得到重視。目前當地已有約25%至30%的企業陷入困境，一部分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而到年底這類企業的占比更有可能達到40%至50%。」
據9月初發佈的《2011年中國工業經濟運行夏季報告》顯示，今年1至7月，在31萬戶規模以上企業中，虧損企業戶數為4萬戶，虧損面為12.7%，各月虧損面總體變化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企業虧損程度卻在逐月加重：虧損企業虧損額增幅由1至2月的22.2%上升至1至6月的41.6%，1至7月又進一步升至46.9%。融資難正在成為壓垮中小企業的最後一根稻草，而高利貸滾雪球似地侵蝕企業利潤，對位專家表示，導致小企業轉向民間借貸市場「飲鴆止渴」的舉動已經不可持續。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認為，「中國的監管體制為了適應民間的發展，也有必要從『單線多頭』的監管向『雙線多頭』式的監管轉變，應該加強地方政府監管，在地方政府這一級建立單獨的監管機構，來對區域內的民間借貸行為進行監管。」
「要讓民間借貸監管處於陽光下，並借此積極推動金融服務機構的多元化。同時，降低民間資本興辦金融機構的門檻，賦予民間借貸一定的法律地位，並將其納入到正常的金融監管中，給民間資本一個合理的出路。」北京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中心主任曹鳳岐說。(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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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爾多斯：家家房地產戶戶典當行
連續9年，內蒙古經濟增速全國第一;連續9年，鄂爾多斯市經濟增速全內蒙古第一。人均GDP已超過香港。一個只有150多萬人口的城市，2011年財政總收入，按勻速增量保守計算，預計將達近千億。毋庸置疑的是，導致「大鱷」演繹經濟發展鳳凰傳奇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這個城市踩在中國最大的一塊煤炭資源上，巨無霸的資源型經濟讓鄂爾多斯迅速「錢隆」。金融資本，特別是民間高利貸式的地下金融資本成為鄂爾多斯金錢繼續瘋狂的民間街舞。
從資源資本到金融資本
「有錢人」是近年來外界對鄂爾多斯人描繪最多的詞。在北京、上海、整單元、整幢樓購買地產的是鄂爾多斯人;國內大型車展買走價值幾千萬的邁巴赫、布加迪等豪車的也是鄂爾多斯人。國際書畫拍賣會上一擲千萬金的是鄂爾多斯人，花幾千萬買回一堆廢瓷爛瓦贗品古董的還是鄂爾多斯人。民間借貸成為鄂爾多斯煤礦經濟續集的金礦電影，高利率讓資源資本急需在金融資本中完成華麗轉身，民間借貸一時間近乎到了瘋狂的程度。
「在鄂爾多斯，你要是跟人家說你的存款在銀行，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一位金融部門的負責人套用電影裡的台詞這樣形容鄂爾多斯民間借貸的熱度。
遊戲規則很簡單，在鄂爾多斯，民間收儲的利率通常在月息2分-4分之間，也有個別的人能拿到5分甚至更高的月息，後者為極少數，一般不是風險性騙貸，就是送禮性假貸。2分-3分之間月息佔整個民間借貸市場的主流，合計起來就是年息24%-36%。也就是說你手頭有100萬元存入地下錢莊後，每個月僅利息就是2萬-3萬元。一年連本帶息就是124萬-136萬元。與銀行現行的3.5%的年息相比，一年連本帶息只有103.5萬元。兩者霄壤之別。
「什麼行業能穩穩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潤?」做小額信貸公司多年的楊澤君這樣反問記者。他說：大量的民間資本就是看中這種高利率回報的效果才紛紛把存在銀行的錢改道民間信貸。面對屈指可數的投資理財的可選項目：房地產泡沫了;存銀行縮水了;買證券套牢了;做期貨不懂了;搞實業膽小了;面對20%-30%的民間借貸利潤回報，以上的投資理財選項在多數居民面前都被輕鬆PASS掉。
在鄂爾多斯，4家券商的總資金不足20個億。一位外地資深商會主席說：鄂爾多斯的民間信貸資本總額不低於1000多億元。而這位商會主席主持操控的村鎮銀行和信貸公司也以高利率吸收著大量來自民營企業界的富餘存款。
民間借貸，讓誰歡喜讓誰憂
遊走於國有商業銀行之外的民間借貸資本，是中國經濟發展轉型中一個不可迴避的資金力量。源有出處，存有理由，生有市場。有其有利經濟發展的一面，也有其危害金融市場的一面。風險與利益並存，合法與違規交叉。
由於現行的國有銀行的信貸規則和運作模式，國企和政府性質的大項目永遠是貸款的重點，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總是分到很可憐的一杯羹，臨近鄂爾多斯的包頭市，民營企業貸款甚至佔不到銀行總貸款額的兩成。而承擔社會就業80%以上責任的民營企業，在資金瓶頸中生存，只能求渴於民間資本。
因煤炭資源和拆遷補償而擁有大量富餘資金的鄂爾多斯人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準備了雄厚的資金池。只是從這個池子裡引水的規則是：高信譽、高利率、短平快。
「玩得起你就玩，玩不起你就別玩。風險無處不在，天下沒有百分百無一絲風險的利潤回報渠道。」開辦典當行多年的唐文松如是說。
他說，民間借貸初起，人人都不是特別敢把大量資金借貸給私人信貸公司和典當行，但是隨著自發信譽體系日臻成熟以及相關企業的成長透明度越來越高，一筆筆說到做到的誠信本利的回籠，讓越來越多的人走進這個民間借貸的虹橋。人們往往把自己的資金分幾個籃子裝，借貸給不同的公司，應用於不同的項目，在分散風險的同時，期待著多口牌的和局。
毫無疑問，多年來吃盡高利貸甜頭的私貸民眾是歡喜的，沒人怕錢咬手，大家相互攀比的是你是2.5元的月息，還是3分的月息。於是親朋好友之間的圈募，利用政策空間從住房公積金、裝修貸款，購房貸款中套出低利率的銀行資金，然後倒換到高利貸的生財渠道中。
吃到甜頭的自然還有用到這些來自民間渠道貸款的中小企業，當國有銀行關閉了他們求錢若渴的想法後，這些資金往往是企業得以生存並繼續發展的強心劑，雖然利息高點，但是總比渴死要好。
感受歡喜的也少不了遍佈鄂爾多斯大街小巷的各類典當行、小額貸款公司、投資公司、私募股權基金等機構，他們扮演著高利率吸儲，更高利率放貸給企業的地下錢莊的作用，賺的是利息差。哪怕只有1分的利息差，若干億的吞吐量形成的利潤對於租間辦公室就可以運營的公司就不是個小數字。
這些放貸出去的資金多數流入房地產、煤炭、物流、酒店等多行業領域。
然而有喜就有憂，少數從地下錢莊貸出巨額貸款的公司因實業項目經營不善而瀕臨破產，連鎖反應造成關聯的信貸公司形成壞死賬目，繼續發酵，導致個人的高利存儲深度套牢。很多人因此已經拿不回本錢。這些憂患目前雖然在整個民間信貸格局中只佔少數。但是每次發生後的傳聞都深深刺痛著鄂爾多斯各個信貸鏈條上的所有「螞蚱」。
擊鼓傳花，最終花落誰家
民間高利貸，有人玩得是心跳，有人玩得是尖叫，有人玩得是胡鬧。
2010年，一個紡織女工出身、叫石小紅的「富姐」因高利貸資金鏈斷裂而東窗事發，被鄂爾多斯公安機關逮捕，查明的非法吸儲資金達7億多元，其中4億多元蒸發。
高利貸帶動了鄂爾多斯商品住宅、商業地產以及各類酒店服務業的發展，同時，也因為高利率的高額回報需求，導致地產業價格、服務業價格節節攀升。一個市區人口不到50萬的城市，黃金地段的商業店舖的價格能炒到每平方米7萬多元。市區內每平方米萬元的豪宅、高樓遍地都是，部分高端樓盤已經炒作到每平方米兩萬元左右。開發商孫東說，沒辦法，不把地產利潤弄高點兒，就沒辦法償還高利率的貸款。
東達集團董事長趙永亮這樣形容高利貸行業和房地產行業的發燒現象：「現在的鄂爾多斯幾乎是『家家房地產，戶戶典當行』。」
一位范姓地產調查機構的專業人士表示，地大人少房子多的鄂爾多斯，平均每人擁有房屋2.7套。一個三口之家的房屋擁有數量很多達到七八套。在鄂爾多斯，只要你是公務員，起碼的底線就是兩套房子，一套在老市區，一套在新黨政大樓所在地——康巴什。《紐約時報》曾以「鬼城」形容過康巴什樓盤遍地卻無人亮燈居住的現象。如今這裡比幾年前已經熱鬧了許多。
高利率的資金流抬高了房地產的高房價，高房價的地產業更需要大量的資金來支持它挺過嚴重飽和的房地產購買市場。幾乎一半以上被買去的商業樓盤都是被作為投資保值增值的產品被閒置。擁有者不希望房價降，放貸者更不希望房價降，開發商還不希望房價降。降了資金鏈就斷了。所有的原因都指向這朵「錢隆」花，大家都在擊鼓傳花，鼓槌不可以停，停就意味著有人倒霉。
震驚全國的富商金立彬自焚案就是因為巨額的高利貸資金鏈斷裂，導致了旗下惠龍集團的崩盤。他的自焚地點、圈錢地點離鄂爾多斯只有100多公里。事後，業內很多人士指出，金立彬這樣的二十幾個億的高利貸規模在鄂爾多斯只能算個小巫。真正的大巫、大鱷依然在擊鼓傳花、翩翩起舞。(中華工商時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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