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外交部網站報道，10月18日，外交部非洲司司長盧沙野接受法國《青年非洲》記者Jean-Louis Gouraud專訪，暢談中國對非政策。
採訪全文如下：
記者：現在有哪幾個非洲國家未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盧：如果將剛剛建國的南蘇丹算上，現在非洲一共有54個國家，中國只同4個國家沒有建立外交關係。這四個國家是：斯威士蘭、布基納法索、岡比亞、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其中斯威士蘭是從未與中國建交，其他三國是建交後又斷交。
記者：這50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非洲國家是否都在中國建有使館?
盧：是的，這些國家在中國都建立了使館。
記者：中國是否與新建立的南蘇丹建立了外交關係?
盧：對，南蘇丹一獨立，我們便與其建立了外交關係。
記者：中國是否已經承認了利比亞過渡委員會?
盧：是的，我們已經承認了。
記者：過渡委是否已經向中國派駐大使?中國是否已向班加西或的黎波里派出大使?
盧：我們在的黎波里的使館一直存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部分使館人員臨時撤出了的黎波里一段時間，現在他們已經陸續返回使館。原利比亞駐華使館現在已經轉為代表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
記者：中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接受這種變化的?因為當時聽說中國一直認為這屬於利比亞的內部事務，而且中國的立場是參照非盟的立場的，中國是否在南蘇丹和利比亞問題上都參照非盟立場?
盧：中國根據自己對形勢的判斷採取立場。我們一貫認為利比亞的前途應由利比亞人民自己決定，我們根據利比亞形勢的發展，適時作出承認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的決定。對於南蘇丹的承認則是更自然的事情，蘇丹南北雙方根據簽署的《全面和平協議》進行全國公投，通過和平方式分手。在利比亞問題上我們支持非盟立場和非盟調解的努力。
記者：您剛才在承認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的問題上選擇了「適時」這個詞，請問中方什麼時候才算是「適時」?
盧：當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經在事實上成為利比亞執政當局的時候。
記者：在聯合國安理會就對利比亞實施空中打擊的決議草案進行表決時，中國的立場並不是很明確，中國既沒有表示反對也沒有投贊成票，中方曾表示反對國際組織濫用武力，為什麼中國當時沒有採取更加明確的立場?
盧：中方之所以不贊成，就是擔心有關決議被濫用，而且決議中的措辭確實蘊含這樣的可能性。之所以沒有反對，是因為該決議草案得到了阿盟和阿拉伯國家的廣泛支持，他們的出發點是希望通過聯合國干預，盡早結束利比亞的戰亂。但是不管中方採取何種立場，都表明中國反對外部干涉，特別是武力干涉別國內政。
記者：在利比亞戰事發生的時候，中國在利比亞進行著許多項目，中國當時撤出了很多華僑，請問現在這些工程是否已經重新開展了?這些撤出的工人是否已經回到工地?現在這方面的整體情況是什麼樣的?
盧：在利比亞戰亂前，中方確實在利比亞進行很多項目。戰事爆發後，中國政府在第一時間組織了撤僑行動，十天之內撤出了3萬多人。因為當前利比亞局勢尚未恢復，據我所知中方人員都還沒有回到利比亞。
記者：不干涉內政原則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中國拒絕與四個未建交的非洲國家進行文化、教育或經貿等領域交流，排斥與它們發展關係。這是不是也在事實上形成了對這些國家內政的干涉?
盧：中國與這四個國家沒有外交關係，因此，官方交流是沒有的，但是中國政府沒有阻攔雙邊民間交往。據我所知，有些中國企業在這些國家開展了業務。更何況，在這個問題上，不是中國干涉了這些國家的內政，而是這些國家干涉了中國的內政，因為它們同中國的一個省建立了所謂的「外交關係」。
記者：最近五六年，中國與某些非洲國家的關係已成為它們在大選時的重要話題，比如在贊比亞就存在這樣的問題。新當選的贊比亞總統在競選時曾提出一些威脅中國的言論，中國就此威脅要退出贊比亞，不知道這樣的現象是否說明中國對一些非洲國家內政的干涉?
盧：我看到了西方媒體的有關報道，西方媒體只報道了後半句，卻沒有報道前因，只報道了中國威脅要撤出贊比亞，卻沒報道中國為什麼要這麼說。2006年贊比亞大選時，當時的總統候選人，也就是今年選舉當選的總統在競選時聲稱一旦當選就要同台灣建立所謂「外交關係」。中方根據一個中國原則，表示一旦贊比亞與台灣「建交」，中方只能與贊比亞斷交。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在這個問題上不是中國干涉別國內政，而是別國干涉了中國的內政。中國同非洲國家發展關係，一貫秉持真誠友好、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從來不會威脅哪個非洲國家。今年薩塔成功當選贊比亞總統後，表達了繼續與中國發展關係的願望，中方對此表示讚賞。
記者：我認為不干涉內政原則並不代表對人權和權力的濫用，中國奉行這一原則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是非洲國家一些不良行為的同謀?不干涉內政原則是否會造成一些消極後果，在什麼情況下中方會不再堅持這一原則?
盧：我覺得不干涉內政原則本身是好的，它體現了國家之間的相互尊重和平等地位。因為世界上的國家都是主權國家，都是平等的，沒有誰高誰低。現實世界確實有很多不公平地方，比如大國欺負小國，強國欺負弱國，富國欺負窮國。在這種情況下，不干涉內政原則是小國、弱國、窮國用以自我保護的屏障，大國、強國、富國可以奢談放棄不干涉內政原則，因為他們知道小國、弱國、窮國無力干涉他們的內政。大國、強國、富國為達到干涉小國、弱國、貧國的目的，需要打破這個屏障，因此為不干涉內政原則加上種種罪名。西方國家指責中國最大的罪名是中國同非洲獨裁政權發展關係，不講民主、不講人權。但今年北非局勢發生動盪後，今天被西方國家稱為獨裁政權的埃及穆巴拉克政權、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權在過去二三十年間一直是西方堅定的盟友。卡扎菲不是中國的朋友，相反他是很多西方領導人的座上賓，關係好著呢。
記者：您說的確實有道理，西方的確沒有資格指責中國在某種程度上被動支持了非洲國家的專制政權，但是我並不是因為西方國家的這種態度提出這個問題。我們看到非洲國家有些政治派別為成為議會中的多數，希望中國對他們的事務予以干涉，幫助他們擺脫專制政權。同時在一些非洲國家也面臨比如專制、獨裁或對資源經營管理不善等問題。中國一直是他們學習的榜樣，他們希望中國更多干預他們的事務，幫助他們發展。
盧：非洲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希望中國干涉他們的內政，當然也不會希望西方國家干涉他們的內政。某些非洲國家的政治派別希望西方國家幫助他們推翻執政黨，這則是另外一碼事，這是出於本派政治利益的考慮。而一旦這個派別上台，他們一定不會希望外部勢力干涉他們的內政，包括曾經支持他們上台的西方國家。而且話說回來，北非國家在過去幾十年裡，難道老百姓沒有提出過改革的呼聲嗎?西方國家傾聽了嗎?支持了嗎?從來沒有。現在西方國家打著人道主義和正義的旗號，說要支持民眾呼聲，當初他們在哪裡?
中方主張不干涉內政原則體現了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同時我們願意建設性參與地區事務，包括和平安全事務，願意為非洲地區的和平安全作出自己的貢獻。即便在中方被邀請介入非洲地區或非洲國家間的衝突時，中國也是堅持尊重有關國家或地區組織的主導地位。這在建設性參與的同時，也體現出了不干涉內政原則。
記者：可不可以說中國已經改變幾十年前在毛主席領導下所執行的對外政策。當時中國提出了一種社會模式，認為中國是一種榜樣，很願意將社會建設的經驗拿出來分享，今天中國不再認為自身是一種獨特的社會模式，只願意與大家發展一種非政治的、僅僅是商務上的關係?
盧：事實不是這樣。中國與非洲國家發展關係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政治、經貿領域、也包括文化、社會等領域。當然，發展經貿關係非常重要，對中非雙方人民都有利，有利於雙方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但發展政治關係同樣重要。因為它為兩國經貿關係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如果兩國沒有政治互信，我想經貿關係是不可能發展好的。同時發展文化、社會、人文關係也很重要，因為它為雙方的合作提供人文的基礎。
記者：可以說自1955年萬隆會議以來，中國的對外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發揮更重要作用。中國曾在1964年提出了對外經濟援助的八項原則。當前，中非關係不僅僅發展了，而且是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是不是已經徹底改變以意識形態來劃線的思維?
盧：中國外交在過去半個世紀的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確有很高熱情，認為我們的社會模式很好，其他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跟我們情況差不多，可以借鑒。中國那時候在發展對非關係時給予了非洲國家民族獨立和解放鬥爭很大的支持。這些國家獨立後，我們也給予他們大量的經濟援助，按照我們國內的發展模式幫助他們建立國民經濟體系。說實話，當時中國自己還沒有搞清楚應該怎麼發展，但對發展中非關係有很高的熱情，認為我們應該幫助他們。改革開放後，中國對外部世界的情況有了更加全面的瞭解，認為中國的力量遠不是自己曾經認為的那麼大，我們首先要把自己發展好，自己發展好了才有能力幫助非洲國家。所以可以看到中國對非政策的軌跡，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中國對非洲主要是單方面的經濟援助。我們幫助非洲建立了很多生產性項目，比如糖廠、紡織廠、啤酒廠、捲煙廠等各種工廠。我們當時的考慮是只有建設生產性項目，才能幫助非洲國家解決就業問題，才能幫助非洲國家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周恩來總理在1964年訪非期間提出的對外經濟援助八項原則就強調，要幫助非洲國家提高自力更生、自主發展的能力。到了八十年代，我們提出不僅要開展對非援助，而且要開展對非互利合作。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我們對非洲的市場、資源需求越來越大，對非洲投資有了很大的發展。在從非洲拿走資源的同時，我們也給予非洲國家回饋，根據非洲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幫助非洲國家建立了大量的基礎設施項目。這就是各取所需，體現了互利共贏的精神。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八項原則中的很多原則現在依然管用，依然是我們現在所遵循的基本原則。除了我剛才提到的幫助非洲國家盡快走上自力更生、自主發展的道路外，我們現在經常講的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以及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等都是當時定下來的。這些原則實際上是中國外交一以貫之的原則，體現了中國外交理念。
過去中國對社會主義道路怎麼走還不是很清晰，覺得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應像我們一樣。但今天，即便中國發展得很好，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已經得到舉世關注，我們也不認為我們的道路和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們從未向其他國家推銷我們的發展模式，我們也不認為任何一種別的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們認為，每個國家必須要根據自己的國情、順應時代潮流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我們同非洲國家進行治國理政的交流非常多，我們把我們認為好的做法告訴非洲國家，至於他們采不採納，願意怎麼做，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我們從來沒有要求非洲國家按照中國的模式做這做那，這體現了我們對非洲援助合作不附加政治條件的原則。
記者：我想回到您剛才說的互利共贏的原則，因為這是國際發展理論的一個重要觀點。中國在非洲的投資是相對集中的，主要集中在一些資源富集國或者某些領域。而對其他國家以及在社會和文化方面，則投資較少。這使有些國家非常依賴對華關係。有些國家甚至抱怨因為大量進口了中國的商品，摧毀了當地的工業。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對中國的批評。從國別的角度看，中國提出的互利原則在實際中卻並非如此，對於這個問題您是如何看待的?
盧：現在對中非關係的負面評價不是來自非洲，而是來自西方。因為我接觸過很多非洲人，包括政府官員、學者和普通老百姓，他們對中非合作是歡迎的，不歡迎中非合作的是外人、是西方人。非洲也有一些政客、學者、媒體也說中非合作不好，但是我們很清楚他們的背景是什麼。因為說中非關係不好的非洲人，實際上同西方的關係很密切，因為他們有他們的政治利益。非洲普通老百姓也會抱怨進口中國商品太多，我想這是因為他們不瞭解中非合作的全貌，因為西方國家不會全面介紹中非合作全貌。客觀地講，中非合作對非洲國家帶來的好處大大多於帶來的問題，否則西方國家就不會那麼緊張。中非合作確實也存在一些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不是中非合作獨有的，在非洲國家同其他國家的合作中同樣存在。比如說中國在非洲投資集中在資源富集國，也許吧，但是西方國家不是這樣嗎?我們應該實事求是一些。資源富集國合作的商機確實比較多，有投資的機會。資本總是逐利的，沒有利潤的地方、沒有投資回報的地方，我想西方國家也不會去。凡是中國企業投資的非洲國家，肯定有大量的、成倍的西方國家企業，中國在非洲外來資本中只佔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還是西方資本。
中國重視同資源富集國合作的同時，並沒有忘記和忽略沒有資源的窮小國家，我們是通過官方援助方式加強同他們的合作，通過援助政策傾斜來扶持他們。在50個同中國有外交關係的非洲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中國合作項目。比如我曾經工作過的塞內加爾，就不是資源富集國。在中塞復交後我在塞工作的3年中，中國就為它建設了大量的基礎設施。我們為它建了國家大劇院，那是非洲最漂亮的國家大劇院，我們為它改造了首都達喀爾的城市電網，建設了政府的電子政務網，維修了十一個大區的體育場，派了兩支農業技術小組幫助農民種植水稻和蔬菜，我們還派遣了醫療隊。這就是兩國復交後三年內，中國幹的事情，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幹過這麼多事，包括法國。
記者：那麼在這個方面您是否可以舉更多中國與非洲小國合作的例子?比如馬裡、多哥、中非等國家，我們沒有辦法指責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合作是為了獲取石油或者鋁礬土等資源。據我所知中國是第一個向中非提供金融或貨幣援助的國家，因為博齊澤總統上台時面臨的是一個瀕臨破產的國家，當時法國和歐盟都沒有給他任何資金上的援助來幫他支付公務員的工資，但據說中國是這麼做的。
盧：看來你對中非的情況還挺瞭解，那就拿中非來說吧。迄今為止我沒有聽說中非有什麼資源，除了它地面上的森林，但中國近年來給中非建了體育場，建了一所班吉最大規模的醫院，中國在中非還建了很多惠民項目。中國在50個保持外交關係的非洲國家都有援建項目，你可以說出任何一個最貧窮、最缺乏資源的國家，我都可以給你列舉出一大堆中國的援助項目。比如說塞舌爾，我們給它無償援建了議會大廈和國家游泳館。
記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說中國給非洲國家貸款以換取這些國家的原材料，包括安哥拉、剛果(金)等，這樣做給這些國家增加了債務，而且往往最終結果也並非很樂觀。比如在卡比拉領導下的五個項目中國都參與其中，但是目前這些項目遇到一些問題，處於停滯狀態。請問您如何看待「貸款換資源」的做法?
盧：我認為所謂中國向非洲國家提供貸款，增加了非洲國家債務，這種說法是沒有依據的。剛才我說中國對資源貧乏的非洲國家，是以援助方式幫助他們，而不是提供貸款。因為銀行提供貸款也要考慮資金安全性，考慮錢收不收得回來。我們同一些資源富集國家，確實開展了大規模的貸款換基礎設施項目的合作，因為這些國家能還得起貸款，用它們的資源還，這有什麼不可以的呢?如果用資源還，就不存在債務負擔過重的問題。話又說回來，人家有資源，通過賣資源得到錢搞建設，你不讓他賣，掐著他的脖子，不讓他搞基礎設施建設，這樣人家經濟怎麼能夠發展起來?你看現在安哥拉發展多好，欣欣向榮，到處都是工地。
記者：有人說西方國家對中國在非洲的成功抱有擔憂或嫉妒的心理，其實不僅是西方國家這樣認為，包括一些非洲人也有這樣的想法。我在來之前搜集了《青年非洲》讀者的來信，有各種各樣的看法，有些可能是謠言，有些可能屬實。比如有阿爾及利亞讀者非常生氣，說中國採取了一種低價戰略，他們的工程報價非常便宜，使得他們能在招標中戰勝當地企業，最終損害了當地工人的利益。同時中國企業的工作條件也是非常苛刻的，中國工人常常住在狹小擁擠的房間裡，無法與當地人接觸，拒絕使用當地產品，工資很低，工人權利更無從談起。這種情況不僅在阿爾及利亞存在，在贊比亞也同樣存在，所以在贊比亞發生了罷工活動。這種遭遇不僅限於中國工人，也影響到了當地工人。此外還有人認為中國產品雖然生產的速度很快，也有好看的外觀，但不經用。更有人說北京方面為了清空國內的監獄，將服刑犯人派往中國在非洲的企業，從而緩解監獄中人滿為患的問題。還有人抱怨杜阿拉、羅安達色情業的快速發展也與中國人有關。不知道您對此有何看法?
盧：你說的這些情況的確反映非洲人對中非合作中一些問題的看法，也是我這幾年所關注的。這些問題從現象講，有些是現實存在，有些純粹是子虛烏有。比如說把罪犯送到非洲，純粹是胡扯，不可能存在。我想借你們這個平台，就這個問題做一個澄清。關於中國人在非洲搞色情等違法亂紀的事情，那是極少數，不能代表中非合作全貌。醜惡的社會現象在世界各地都有，在西方國家也很多。
關於中國產品的質量，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讀者說中國產品表面光鮮，實際不好用，這個現象可能確實存在，但是我們要探究產生這個現象的原因。首先，不能說中國產品質量都不好，否則中國產品就不會行銷全球，中國也不會成為世界工廠。我到歐洲或美國，想買一件衣服，不是中國產的都難。為什麼在非洲會有那麼多質量不好的中國產品?我想第一，是因為非洲的消費水平和消費能力低，人們喜歡便宜貨，而 「一分錢一分貨」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非洲商人為了適合國內市場需求，從中國採購的商品就是低端的。第二，很多非洲進口商為了壓低商品成本，在向中國廠商訂貨時就不斷壓價，壓價之後產品沒有利潤了，產品質量就很難得到保障。第三，非洲國家有關部門監管不力，對於質量有問題商品進口沒有嚴格把關。事實上，中國政府對這個問題高度重視，已採取措施在國內對出口非洲的商品進行質量大檢查，從出口源頭上先把一道關。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非洲國家配合。因此對於中國出口非洲產品質量問題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不能籠統地說中國產品質量不好，要問一問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我希望你們能向讀者傳遞這方面的信息。
關於中國公司在非洲承包市場採取低價戰略，事實上中國公司的優勢就是成本低。中國公司在非洲市場競爭力比當地公司高，是因為中國公司勞動力成本低，物資設備成本低，勞動生產效率高，綜合起來，競爭優勢就比當地公司強。這樣做對當地政府是有好處的，政府建設一項工程可以少花錢。當然這對當地同行業公司確實造成很大衝擊，這也確實是個兩難問題，中國公司沒有其他目的，只是想多賺錢，這樣可能就考慮不到當地公司的感受。他們認為這都是市場競爭，自由經濟就是自由競爭，因此他們沒有這樣的意識。現在中國公司對當地企業造成的競爭，也引起了中國政府的注意，我們要求中國企業不能一味追求經濟效益，忽視了與當地老百姓的關係。這個問題的解決不是靠中國單方面，當地公司也要提高競爭力，任何公司只有在競爭中才能成長。
關於中國工人不願與當地人接觸、比較封閉的問題，這與文化隔閡與語言不通有關。中國工人不懂當地語言，這些人干兩三年把工程做完後就離開了，也不會用心去學當地語言，這樣與當地人的溝通交流就會有困難。由於這些工人不懂當地語言，公司管理層怕他們在外面出了事情沒法溝通，因此平時對他們管的比較嚴，自成一體。至於中國工人工作條件艱苦，這也是事實。中國企業員工確實比西方公司的員工艱苦，一方面因為中國人有吃苦精神，平時生活得苦點，吃得簡單點，住得簡單點，可以把掙的錢拿回家，養家餬口，贍養一家老小，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條件。中國工人能吃苦，一天三班倒，沒日沒夜地幹，提高工程進度。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公司競爭力強。中國公司用在人頭上的費用很少。比如同樣是政府援助項目，中國百分之九十五的費用花在項目上，用在受援國身上，西方可能百分之八十用在自己人身上。
至於說中國公司給當地員工待遇不高，這個問題也要客觀地看。中國在非大企業在這方面做得比較規範，遵守當地勞動法，遵守最低工資標準的有關規定。可能也有小的中國公司的做法不規範，這種現象也是存在的，但不是主流。中國企業當地員工工資不如西方企業當地員工工資高，這也是國情決定的，因為中國企業自己員工的工資就不如西方企業自己員工的工資高。有些情況下，中國在非洲企業付給當地員工工資，甚至高於我們國內的同行業工人工資，比如你們剛才提到的贊比亞中資企業當地員工鬧罷工要求漲工資的事情。中國在贊企業當地員工工資加上各種福利，有300多萬克瓦查(當地貨幣)，相當於700到800美元，他們要求再增加200萬克瓦查，就相當於增加約400美元。700到800美元相當於4500到5000元人民幣。在中國最發達城市上海最低工資標準是1100多元人民幣，在上海廣州這種東部發達城市的建築工人一般工資也就是2000多塊錢，製造業企業工人工資也就2000到3000。4000多塊錢月工資是什麼概念，這是中國普通白領的工資，如果再增加400美元工資，那就跟我掙得一樣多了。這就是贊比亞當地一個礦工的工資，你說這現實嗎?提高勞工待遇，在世界各地都是天經地義的，佔據了道義制高點，但是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要考慮到本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現實國情，不能超越現實，否則會嚇跑投資者，無法實現經濟發展。在一些非洲國家，勞工法制定得非常嚴格，甚至照抄西方國家。在這樣的勞工法下，企業是不敢招收員工的，包括西方國家的企業，不敢輕易招收，招了就解雇不了。
記者：您能否跟我們簡要介紹一下論壇機制?它是一個開發銀行還是資金管理部門?據我所知它已經有10年的歷史了，是不是中國所有對非合作，包括中國與北非的合作都是通過中非合作論壇來實施的?
盧：中非合作論壇是中國和50個成員國共同參與的對話和合作機制。從組織機構上說，論壇包括部長級會議，而且是雙部長，由各國外交部長和負責國際合作的部長共同參加，每三年召開一次。還有高官會，在兩屆部長級會議中間的一年召開，過兩天我就要去杭州主持這個會議。還有論壇中方後續行動委員會秘書處同非洲國家駐華使團的磋商會，每年至少召開兩三次。這三級會議既是論壇決策機構，又是論壇後續行動的監督和評估機構。我們在每屆部長級會議上，制訂今後三年中非合作大政方針，並發表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每屆部長級會議之後，高官會和中方後續委秘書處同非洲使團磋商會以及下一屆部長級會議，都會對上一屆部長級會議決議的落實情況進行評估和審議，這個組織架構是非常精幹、高效和嚴密的。
中非雙方在論壇這個框架內共同探討如何搞好合作，為雙方交流提供了平台和政策導向。論壇從建立到現在一共舉行了四屆部長會，中國政府在每屆會議上都針對非洲國家的需求和經濟發展優先目標提出一些務實合作的舉措(盧簡要介紹了歷屆部長會舉措及落實情況，此處略)，可以看出，每屆論壇對中非合作規劃是非常明確的，現在中非合作基本上就在這個大的框架裡做，但具體到每個國家，具體項目是不同的，根據不同國家的需要來決定。有這樣的框架，對中非合作的好處是給雙方設定了目標，設定了時限，到時候就要落實、兌現。年復一年、一屆復一屆，中非合作的成果就不斷增多，積累起來了。中非合作的成果是可以量化的，不是光說說而已。
記者：是不是說論壇並沒有開發銀行的職能，也不管理任何援助資金?所有發展援助資金也不是通過論壇來發放的?
盧：在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開展的所有合作還是通過雙邊渠道來落實，不管是援助還是投資都是通過雙邊渠道分別探討和落實。論壇本身不具有開發銀行的功能，但是我們在論壇框架內設立了兩個促進對非合作的基金，一個是中非發展基金，一個是非洲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貸款。中非發展基金從2006年論壇北京峰會開始設立，第一期基金額是10億美元，第四屆部長級會議決定增資，擴大到30億美元。非洲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貸款是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設立的，起步規模也是10億美元。
記者：西方提出要將國民生產總值的1%用於援助非洲和亞洲等發展中國家，但是他們並沒有做到，僅僅是一個夢想而已。中國在這方面是否做過一些精確的統計?中國將國民生產總值的多少用於官方發展援助，又有多少用於對非洲國家的援助?
盧：我還聽到另外一個數字，聯合國規定，發達國家應將國民總收入的0.7%用於援助發展中國家，但是經合組織成員國目前只達到了0.31%。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包括對非洲援助做的還不是太多，因為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們在盡我們所能不斷地增加對非洲國家援助。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不會執行國際上對發展援助出資國確立的標準，因為我們本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排在世界100位左右，但是我們會從南南合作的角度，盡可能多地幫助非洲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事實上，這些年中國對非洲官方發展援助是成倍增加的。
記者：請問中國是否統計過在非洲僑民的具體人數?
盧：這是很難統計的。我們駐非洲使館要求中國僑民來登記，以便出了事情可以提供領事保護，但很少有人來登記，所以我們沒有確切的數字。但是至少我們知道利比亞戰前中國有3萬多僑民，因為我們撤了那麼多人，基本上都撤了，這是一個很具有諷刺意味的統計方法。
記者：是誰來完成此次大規模的撤僑行動的?是由中國企業還是由中國政府或軍隊實施的?
盧：由中國政府統一指揮調度，中國軍隊也參與了，而且從資源手段來說也是中國政府提供的，當然中國企業在撤僑過程中積極配合中國政府行動，在政府安排下組織他們的員工有序撤離。
記者：您是否能告訴我們今天一共有多少非洲學生在中國學習?
盧：在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有一項舉措就是給非洲國家增加政府獎學金的名額。中國政府已經公開宣佈要達到每年向非洲國家提供5500多個獎學金名額的目標，現在已經達到了。按此規模估計，目前在中國的非洲留學生大概有好幾萬。除了政府獎學金以外，還有很多非洲學生自費來華留學。
記者：中國因為在可耕地方面遇到的壓力與日俱增，因此不斷增加在非洲的農業投資，希望收購更多的土地來滿足糧食等方面的需求。據稱，中國在非洲收購、開發和經營的土地並非都是用來保障糧食安全，中國大農場的存在嚴重影響了當地小農場的生存。農業領域是否已經成為中國在非洲投資的新增長極?
盧：中國同非洲國家開展農業合作，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第一，建設農業基礎設施，第二，進行農業技術合作和轉讓，第三，開展人員培訓。比如，我們向塞內加爾派出了兩支農業技術小組，幫助當地農民生產水稻和蔬菜，這就屬於傳統的對非農業合作範疇。在2006年和2009年，中國政府宣佈的兩個八項舉措中，都包括中國政府在非洲建設農業技術示範中心項目，主要目的是為當地培訓人員、傳授技術，幫助提高當地農業生產水平。同時，我們還向非洲國家贈送農業機械。
企業間的商業農業合作現在也有了，我們的企業也在非洲搞農業開發，但不是大農場，而是小農場，同西方國家的大農場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實際上，中國在非洲的農業開發合作一方面幫助非洲提高糧食產量，解決當地糧食安全問題，但是中國從來沒有從非洲拿走一粒糧食，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在非洲開展經濟作物種植，幫助非洲農民增加收入。比如我們一家企業在馬拉維幫助當地開展棉花生產，解決當地5萬農戶的生計問題。中國企業還在塞內加爾、布基納法索、馬裡搞芝麻種植，在贊比亞有養雞場等小農場。我知道你提到的例子，是BBC製作的節目，說贊比亞當地人覺得中國人的農場衝擊了他們的生意。的確中國農場供應了贊首都盧薩卡大部分的雞蛋、雞肉，他們的確對當地農場構成了競爭，但是解決了當地百姓的供應問題。
西方國家老說中國在非洲「圈地」，實際上中國真沒在非洲圈什麼地，相反我知道西方在非洲圈了不少地。西方國家在非洲總共圈了3000萬公頃的地，相當於半個法國。他們用這些地不是種糧食，解決非洲人的吃飯問題，而是種所謂的生物燃料作物。英國一家生物燃料公司在非洲大概圈了160萬公頃的地，這不是中國的研究機構說的，而是英國自己的研究機構說的。
記者：中國在馬達加斯加難道沒有收購大面積的耕地嗎?
盧：我想你可能搞錯了，那是韓國人幹的，我聽說韓國大宇公司圈了100多萬公頃，但後來被馬政府取消了。除了西方國家在非洲圈地圈得多之外，韓國、日本、海灣國家也是圈地比較多的。我還真希望在這個問題上通過你們向讀者說清楚，正本清源。
記者：中國在售武問題上似乎並不透明，也招致了外界很多不理解，不僅是西方，非洲對此也有很多擔憂，南非就曾攔截過一批將要運往津巴布韋的中國武器。有人擔心非洲將成為充斥著便宜輕型武器的市場，對世界和地區的安全形勢不利。
盧：中國同非洲國家開展軍貿合作是正常國家合作的一部分，中國對外軍售政策是很明確很透明的，就是三條：第一，有助於增強有關國家自我防衛能力，第二不影響有關地區和平安全，第三不干涉有關國家內政。我們在具體操作中也是很謹慎的，我們根據中國承擔的國際義務、國內法律法規和安理會有關決議，對所有軍品出口實施嚴格管理。我們從不向非國家實體出口武器，明確要求軍品接收國提供最終用戶證明和用途證明，並且承諾不向第三方轉讓中國出口的武器。至於你提到的在 2008年中國有一批出售給津巴布韋的武器被攔截，這完全是因為西方輿論的炒作，導致主權國家間的正常軍售業務被阻攔。西方國家為了破壞中國和津巴布韋的關係，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扣上子虛烏有的帽子，來抹黑中國，並且以此誤導非洲輿論，中國是這個事件的受害者。在非洲小武器氾濫不是中國的錯，你們看看在非洲戰亂國家的小武器都是哪些國家生產的?我看西方生產的居多，連叛亂武裝開的越野車都是豐田的，沒有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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