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人民日報報道，1991年12月25日，晚7時32分，克里姆林宮屋頂旗桿上的蘇聯國旗開始下落，7時45分，一面三色的俄羅斯聯邦國旗取而代之。此刻，標誌著蘇聯解體。今年12月，是蘇聯解體20年。人民日報刊文談蘇聯解體20年，認為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長期以來沒有實施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雖然有過一些修修補補，最後還是走進了死胡同。同時還認為，一個國家的穩定發展，取決於能否通過改革找到自己的路徑，而尋找這個路徑的主動性越強，折騰與反覆就會越少。文章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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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蘇聯解體整整20年。
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印有五角星和鐮刀錘頭的紅旗在克里姆林宮上空悄然滑落，不僅割斷了一個大國苦難輝煌交織的歷史，也將世界推入「單極時代」。
「共產主義失敗了」，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是「最後一種統治形式」。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
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一時間成為西方乃至世界的主導哲學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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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那麼國際關係史也是國家史。世界風雲變幻，中國人有自己的觀照。
對照1991年和2011年，我們找到這樣兩個「交集」：
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
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消失，西亞北非地區陷入動盪。儘管兩件事相隔20年，但是一些人探尋「傳導效應」的目光沒有變，把禍水引向中國的邪念也沒有變。
意識形態對立進一步凸顯。
無論是當年熱炒的「中國崩潰論」，還是今天的「不可持續論」，其最終指向都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干擾中國發展環境、壓縮中國戰略空間的小動作並未停歇。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不過是花樣翻新而已。
蘇聯解體是一面鏡子，為我們觀察國際關係走勢，思考國家發展道路和人類社會歷史演進，提供了一個不尋常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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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中國的發展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以西方設定的「終極目標」為框架，硬套中國活生生的現實。20年來，這一框架下的論調形形色色，大都曇花一現。一些西方人帶著希望與躁動觀察中國，總是為中國發展進程沒有按照他們預設的道路前行而失望。
西方的框架遠離中國的現實，輿論對有關中國的悲觀預測也越來越淡漠。但是，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在希望與失望的交替反覆中折騰下去。在他們眼裡，停止折騰意味著放棄炫耀西方模式的優越感，放棄宣揚西方道路的理想和責任。
理解中國發展的另一種方式，可以從中國為什麼沒有走蘇聯老路、沒有發生西方所期待的變化入手。
中國的穩定發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中國堅持改革開放換來的。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功，恰恰是因為沒有聽信別人的誤導，在嚴峻的國際環境中走出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今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0周年。為了全面融入國際經濟體系，中國的改革力度遠遠超過世界貿易組織其他成員國。改革是痛苦的，也是值得的。改革的收益終將高於付出的成本。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實實在在地嘗到了這個道理的甜頭。
只有堅持改革開放，才能不斷進步，才能破解發展進程中的難題。「改則進，不改則退」的觀念在中國深入人心。它既是一種執政理念，也是中國面向未來的一種生存方式。中國的體制優勢將在改革進程中得到充分發揮。
中國的發展實踐證明，歷史終結論不過是西方編織的一道夢幻彩虹。而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以及「單線性發展」模式，則是陳舊歷史哲學思維的新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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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新時期，發展道路的選擇變得更加複雜，也更加多樣。
新舊體制轉型過程中問題不斷出現，制度創新的需求空前突出。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是，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現有體制難以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訴求。
在西亞北非，求變革造成劇烈動盪;在西方國家，體制調整滯後引發嚴重不安。各國遇到的麻煩，背後大都有國際國內因素的交織作用。國際與國內因素從未像現在這樣密切互動。
世界格局呈現出向多極轉變的趨勢。多極並非只意味著新興大國的力量提升，更意味著新興大國的發展路徑多樣化。沒有發展路徑的多樣化，也不可能出現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
這種群體性崛起呈現出一種扇形的開放結構，沒有人能夠預測這個扇面打開後會有多麼寬闊。寬闊的扇面必然會給發展路徑、改革方式創造更多的選擇可能。
一個國家的穩定發展，取決於能否通過改革找到自己的路徑。而尋找這個路徑的主動性越強，折騰與反覆就會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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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北非動盪是蘇聯解體以來又一波多國群體劇變。有西方人士斷定，這是全球尋求民主自由進程的延續。其言外之意，這個進程還沒有結束。
和蘇聯解體時不一樣的是，面對西亞北非變局，西方政治家和學者較少表現出驚喜，一些人還有明顯的壓力感。
革命時不需要太多複雜的選擇，或許只要有一腔熱血，就會痛痛快快地走向戰場。但是，總有一天要回到發展路徑的選擇上來，這個過程誰也繞不過去，而且越是想繞開就越是會麻煩纏身。
西亞北非國家的局勢演變，取決於內部各種力量的整合與協調，取決於能否在保持國家穩定前提下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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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仍在政治經濟等方面佔據優勢，這讓它們有實力對西亞北非國家發展進程施加自己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西方有施加這種影響的強烈意願。
探討西亞北非局勢走向，更大的擔心也來自於此。在西方影響力的擠壓下，一些國家在發展理念、制度模式等方面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參照。
人們不會忘記，前蘇聯地區國家在尋找發展路徑時也走過一段彎路，經歷過「照搬」的痛苦。原因之一，就是在如何應對外部影響問題上沒有保持清醒頭腦，受到西方「導演」的蠱惑。
西亞北非動盪的背後，同樣有西方導演的身影。一些時候，導演甚至借助戰爭手段走到了前台。現實表明，西方在自身力量和影響力受到削弱情況下，就越是要拚力維護在發展路徑選擇問題上的主導地位。
走什麼路，怎麼走，不只需要勇氣，還需要耐心與智慧。西亞北非國家對發展路徑的選擇難度很大，不穩定局面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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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西方國家同樣遭遇體制方面的嚴峻挑戰。
歐洲債務危機，美國減赤之爭，倫敦騷亂、佔領華爾街運動……西方國家政治經濟體製出了毛病，這已經是明擺著的事。
美國的體制危機，首先在於它擔當「世界警察」的負擔;其次，虛擬經濟遠離實體經濟，寄生性越來越嚴重;第三，參與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在國內分配嚴重不均，加劇了美國社會的不平等;第四，兩黨政治被選票左右，致使白宮決策力和執行力越來越弱。
弗朗西斯·福山今年出版了一本新著，書名為《政治秩序的各種起源》。福山在書中這樣寫道，「當政治體制不能很好地適應改變了的環境，政治衰敗就會出現。」他預言美國政治制度的適應性有可能遇到一場「重大檢測」。
美國仍然是實力最強大的國家，是資本主義世界的「領頭羊」。美國能否找到足夠的變革勇氣，能否較為順利地通過這場「重大檢測」，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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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制度調整的考驗一點也不比美國小，其艱難程度甚至可以用「史無前例」一詞來形容。
這不只是用多少鈔票去支撐即將倒下的幾張「多米諾骨牌」，而是歐洲一體化的列車能否繼續前行的抉擇。
歐盟由民族國家組成共同體的「大試驗」已經步入一個關鍵點。設立共同遵守的嚴格財政紀律是一回事，而讓成員國更嚴格地遵守這個財政紀律，以及成員國持續遵守而不至於被開除出去，才是解決當前問題的難度所在。
體制變革意味著利益的讓渡，這對一個由不同民族國家組成的共同體來說，將是異常艱難的。如果德國人和法國人不能把希臘人當作和自己一樣的歐洲人，那麼貨幣的統一乃至政治經濟聯盟就無法獲得堅實的基礎。
痛苦的身份轉變似乎已經開始。從某種角度看，它同樣也是發展路徑的選擇。儘管選擇的層面不同，但難度可能並不比西亞北非國家小。
大試驗如何進行下去?會不會半途而廢或是開倒車?大多數歐洲人將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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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留下太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當轉型成為趨勢，發展成為必然，改革就是成功的基礎。
改革決定著一個國家對自身命運的選擇。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長期以來沒有實施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雖然有過一些修修補補，最後還是走進了死胡同。
在痛失改革機遇方面，西亞北非國家也有類似的教訓。
西亞北非的現實再次證明，發展問題無法通過暴力革命來解決。最終還是要回到以穩定求發展、以發展促穩定的路徑上來。
持續穩定的發展不是一勞永逸的事情。俄羅斯人創造了一種風靡一時的電子遊戲「俄羅斯方塊」，改革如同移除不斷積累的方塊，它在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中應當是永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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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避免危機、保持穩定需要不斷進取。從這個意義上看，轉型目標的實現，不僅意味著要堅持走自己的路，同樣意味著要有創新的智慧與改革的勇氣。
強化憂患意識，清醒面對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非但不會影響一個社會的發展，還將催生變革的動力，幫助一個社會在解決矛盾與問題的過程中健康前行。
中國過去30多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中國未來發展也必須堅定不移依靠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