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兩岸常用詞典》最近在台北和北京出版發行了，這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大事。
在2009年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兩岸學者達成「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的共識。翌年，大陸和台灣分別成立的編輯部，本著互相尊重、平等合作的精神，積極推動、密切配合，只用了兩年的時間，就編成了這部200多萬字的大書。
漢語漢字全球使用廣泛
世界1/4的人使用同樣的語言——漢語，沿用4000年前傳下來的文字——漢字，這是當今世界語文生活中的奇跡。如果把「文緣」加以分解，處在文學、文藝、文明、文化(包括習俗)之間的核心地位的，就是「語言文字」。世界華人的民族認同感首先就來自強有力的中華語文。語文是意識的外形，文學的第一要素，文明演進的動力，各種文化的載體。有了共同的語文，不管你承認不承認，就會有許多共同的觀念、情趣和相近的行為習慣。
然而兩岸之間畢竟經歷過百年隔絕，語言尤其是詞彙，總是隨著社會生活而不斷變化，兩岸人民交往深入了，詞彙上的差異就會逐步顯示出來。如果說，「旅遊—觀光、方便面—速食麵、知識產權—智慧產權、軟件—軟體、志願者—志工」等不同說法還比較好理解，不必太多猜測，「家庭旅館—民宿、桑拿浴—三溫暖、優盤—隨身碟、橙子—柳丁、獼猴桃—奇異果、渠道—管道」的差異就難免有些費解；台灣的「窩心(舒心)、草莓族(一種只圖享受的年輕人)、龜毛(拘謹)、三不五時(不時)」，大陸的「貓膩、離休、給力、雷人」等詞彼此就難以理解，有的還可能造成誤會。為了利於兩岸語言的溝通，把這些不同的語詞編成詞典加以整合梳理確是當務之急。
簡化字演變是歷史規律
由於歷史的原因，兩岸使用著不同形體的漢字。《兩岸常用詞典》的詞條都採取繁簡對照，這就使讀者在瞭解兩岸詞彙差異的同時，也能得到「由簡識繁」和「由繁識簡」的訓練。使用繁簡字其實並非兩岸語文的鴻溝。簡化是漢字演變的歷史規律。1930年中央研究院出版的《宋元以來俗字譜》就收了俗字1600個，大多是數百年間積累的簡體字；1935年錢玄同主編的《簡體字譜》收字2400個，同年國民政府從中選出324個作為《第一批簡體字表》公佈。大陸現行的簡化字總數是2235個，扣除「偏旁類推」，只有515個。有許多簡體字，包括「台灣」二字以及兼作偏旁簡化的「門、言、頁、絲、魚、會、龍、蟲」等早已在台灣通行。事實上，隨著往來的頻繁和中文書籍的交流，近年來不少台灣朋友已經認識了很多簡體字，文化程度較高的大陸人也早已通過讀古書認識了繁體字。其實，兩岸之間的「繁簡對立」不必誇大。
語言文字是一種歷史形成的社會習慣，是千家萬戶男女老少須臾不能離開的。對待語文上的差異，應該提倡相互尊重，多理解、尚寬容。大陸地區已經有十幾億人用慣了簡化字，要求他們重新改學繁體，怕是不合情理，也難以辦到；習慣了繁體的台灣，自可聽任其便，逐步多認些簡體字更好。台灣有八成的閩南人，把一些閩南話搬進國語，如土豆(馬鈴薯)、歹命(命運不好)、鐵齒(嘴硬，固執)、菜頭(蘿蔔)、有夠(非常)，正像大陸普通話吸收了許多官話方言(甩、帥、搞、忽悠)，這都是正常現象。漢字選擇了重表意、輕表音的體制，使之具備了可以標記古今通語、南北方言，甚至兼容中外語言的神力。
兩岸合作研究大勢所趨
漢語和漢字相結合之後形成了鮮明個性，甚至有點特立獨行。「隸變」之後，2000年間字形基本不變；單音詞為核心、雙音詞為基礎，多用語素合成詞語，少用語綴派生；多用虛詞連語造句，少有形態變化；根據語用、修辭的需要可以調整語法規則；文言白話、通語方言可以兼收並蓄，卻不太喜歡輕易借用外族語詞和句法。
日本人統治台灣50年，就沒留下幾個日語詞，「料理、便當、宅急便」和早期的「政治、經濟、法律」一樣都是「漢譯詞」。用慣漢語漢字的華人，也養成了漢語漢字這種「內外有別」的個性：對外「和而不同」；對內「求同存異、聚同化異、以同通異、異中求同」。早在1923年，西方的漢學家高本漢在談到漢語和漢字、文言和俗語時就說過：「中國人要感謝這種很精巧的工具，不但可以不顧方言上的一切分歧，彼此仍能互相交接」。「中國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統一，大部分也不得不歸功於這種文言的統一勢力」。真是「旁觀者清」啊。
近百年來，漢語漢字的研究在海峽兩岸逐漸深入，也有所交流，但大多是分頭進行的，《兩岸常用詞典》是兩岸學者聯合編寫的第一個成果。與此同時，《中華科學技術大辭典》也正在緊鑼密鼓地編寫之中。有了這兩部書的良好開端，可以預料，很快就會有更多的收穫。(李如龍 作者繫著名語言學家、廈門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