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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參事談中國「二十多」


http://news.wenweipo.com   [2012-09-25]    我要評論

【文匯網訊】社會管理創新一定要立足於幸福百姓

對社會管理創新一定要有深刻認識和緊迫感;

社會管理創新一定要立足幸福百姓、化解社會矛盾;

社會管理創新一定要從宏觀入手並堅持將管群眾向群眾管進行轉變。

據中國經濟週刊報道,社會管理創新不只是公安、城管的事情,它涉及政府的各個部門,政府怎樣轉型?轉型怎樣進行?這都是社會管理創新的重要內容。

只有搞好社會管理創新,才能搞好政府轉型,只有政府轉型牢牢地與社會管理創新相結合,才能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做到社會穩定和諧,人民群眾安居樂業。

「二十多」敲警鐘,

改善社會管理刻不容緩

社會管理,就是要對社會構成的各個方面、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監督、推進和管理的行為過程。它包括了協調社會關係、關注社會民生、規範社會行為、推進社會保障、搞好社會服務、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等內容。

就當前的情況看,我國的經濟雖然取得了高速發展,GDP總量已超過英、法、德和日本,進入了世界第二位,但由於收入差距的拉大和嚴重的腐敗現象,而致社會上怪象百出,社會的穩定和諧受到了衝擊,「安居樂業」受到了挑戰。

特別是「民仇官」、「貧仇富」、「弱忌強」和「官壓民」、「富欺貧」、「強凌弱」等各種行為及心理,導致社會階層分化嚴重和社會亂象百出。有群眾議論說社會上有「二十多」:交通事故多、詐騙綁架多、偷盜搶劫多、拐賣婦女兒童多、工傷與職業病多、賣淫嫖娼多、賭博行為多、行賄腐敗多、買官賣官多、制假售假多、食品安全問題多、住房困難多、殘疾人群多、討錢要飯多、留守兒童多、孤寡老人多、「四二一」家庭多、無業可就多、低收入人群多、群體事件多。

這「二十多」既是以往社會管理有不當之處造成的,也是當下和今後的社會管理必須解決的。對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有強烈的緊迫感——不認真搞好社會管理,「二十多」現象不得到遏制,廣大人民群眾的安居樂業就無法保證,和諧社會的構建就會落空。

多「水治」,少「刀治」

根據筆者調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上提出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戰略部署後,全國各地都行動起來並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創新辦法多治標不治本,並立足「把群眾管起來」的老路子。例如,廣東一所不到3000人的學校,發生校園血案之後,該學校增加了4個警員、8個保安,並增設98個探頭,一年的運行開支增加60多萬元。又如,在湖南調查時,發現一些地方提出的口號是「社會管理社區化」,把政府應該管的事放到社區去,要給社區加錢、加人、加房、加設備,看架勢似乎要形成新的一級政府……總結以上的管理創新,無外乎加強對群眾的「管」,把每個人都「看」起來。這樣做既不利於人的自由和發展,又耗錢、耗物,給社會增加負擔,很值得商榷和討論。

如不立足於治本,任何治標的辦法都是不可取的。筆者認為創新社會管理必須重視「水治」(善治),力爭減少「刀制」(惡制),「刀制」手段過多,會造成矛盾的深化、積累,會使事物走向反面。解放初,中國共產黨剛剛主政,蔣介石為首的反動勢力企圖死灰復燃,多方組織力量對新政權進行顛覆、破壞,放火、投毒、暗殺的猖狂行為不斷出現,對此,我們必須用嚴格的管制措施把敵人的可能行為壓下去,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容不得絲毫含糊。但今天的情況不同了,可以作這樣的估計:很多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群體事件,基本上不是階級敵人操縱的;相反,很多社會問題都是社會管理不當或政府不作為、亂作為,甚至是腐敗行為等因素造成的。因此,今天的社會管理必須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立足幸福百姓,化解社會矛盾」。一旦社會矛盾都在源頭解決,治標的問題就會降到最低範圍,「刀制」的使用也就會降到最低。

我們現在的管理,往往是出一次問題,就管理從嚴一次——人力不夠加人,資金不夠加資金,設備不夠加設備。這樣做的結果是造成內保經費大量增加。這種情況下,社會群體事件只會有增無減,出現「越維穩越不穩,越管制問題越多,越嚴管矛盾越大」的惡性循環。一些地方政府派人常駐北京攔截上訪,甚至在北京設立黑監獄對付上訪人員就是這種循環的表現。這樣做不僅不能化解社會矛盾,反而只能使社會矛盾加劇。社會管理一定要克服「管制」的慣性,真正把幸福廣大百姓、化解社會矛盾作為當今社會管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從「管群眾」到「群眾管」

當今很多社會矛盾不斷增加和被激化,在筆者看來主要由三個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發展的嚴重不均衡如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人均收入差距明顯擴大造成的,窮人太多,生活沒有出路的太多,被逼無奈不怕走向絕路的人太多,給社會埋下了隱患,這也是前面提到的「二十多」亂象的根本誘因;二是一些政府部門和管理人員缺乏為人民服務的真誠,沒能從發展好、維護好、實現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常常是為了陞官發財,只求GDP增長,導致了一些項目決策脫離群眾、脫離實際,違背了百姓利益;三是社會管理的不作為、亂作為,不體察民情造成的。從最近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報出的兩件事,能感到有關方面的不作為:一則報道是一位叫李文哲的同志,近些年收養150名流浪兒童,對他們進行耐心教育和幫助,後來這些孩子中有50多名考上了大學,有的還念了研究生——李文哲做的很多事本來該是收容站所等部門做的;另一則報道與銀行有關——有的銀行明知現在的磁條卡不安全,會給儲戶帶來被盜風險(有人信用卡不離身,卻被盜刷幾十萬元),卻不予解決,解釋的理由居然是改為安全的芯片卡要多花錢,銀行不願投入。這也是典型的不作為。

要想搞好社會管理創新,筆者認為在政府轉變職能中,一定要從宏觀入手認真解決好上面談到的這些問題:一要做好均衡發展,推進「共同富裕」;二要真正做好反腐倡廉,重視在發展中維護人民的利益;三要促進社會管理部門盡職盡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此外就是要使社會管理由管群眾向群眾管進行轉變。

人民群眾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也是共產黨執政的服務對象。正如毛澤東1945年給黃炎培談話時所講,我們的政權要避開60年的週期率,防止人亡政息,就必須用好群眾路線的法寶,只有走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路子才能搞好社會管理創新。

江蘇睢寧和河南安陽的殷墟區在這方面做得較好。安陽殷墟區李南沈書記認為,「群眾不聽我們的,是因為我們沒聽群眾的。群眾要上訪,是他們的利益沒有得到保證」。他們提出了「放權於民、還權於民、恢復群眾的主人翁地位」的口號。例如,殷墟區開門搞黨建,在基層組織內實施了「四個60%」,一是發展黨員,群眾贊成票低於60%不發展;二是評議黨員,60%群眾不滿意就視為不合格黨員;三是幹部考核時,群眾滿意度低於60%的,為不合格幹部;四是黨支部換屆時,群眾信任票低於60%,不列入意向人選。殷墟區在抓經濟、搞城管、處理信訪和落實低保方面同樣依靠群眾參與,多聽群眾意見,極大地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促進了各項工作取得明顯進展,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評。

由此可見,社會管理創新,一刻也不能脫離群眾,一定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把管群眾轉變為群眾管,作為社會管理創新的血脈和靈魂,是保證社會管理創新取得更大成績的根本保證。國務院參事 任玉嶺

      責任編輯:Sa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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