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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匯網訊】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幾乎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很難將他與「違法」、「犯罪」、「拘留」這些詞聯繫起來。在深圳的一支保安隊裡，他工作老實勤快，僅僅花了半年時間，就被提拔為隊長。每天下班後，他制服都顧不得換下，就趕到義工服務站做義工。
但這個常常穿著紅色背心、出現在公益活動現場的年輕人，卻在9月16日深圳保釣遊行中，表現出暴力的一面，參與砸車。
他砸壞的，是遊行當天停在深圳市委門口的一輛防暴車。7天之後，警方公佈了他與另外19個打砸者的大頭像，20個頭像佔滿了本地媒體《晶報》的整個頭版。自稱「扛不住事兒」的他一看就懵了，主動投案自首，隨即被依照尋釁滋事罪進行刑事拘留。
警方沒有透露他的真實姓名，稱他為「李某」。
在深圳警方通緝的所有打砸嫌疑人中，李某是第一個自首的。在看守所待了兩天之後，他所在保安隊的領導為他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
「他特別熱心，又講義氣。」義工服務站負責人始終不能相信他成了通緝犯。這位負責人記得，這個小伙子第一次來到義工站，就主動忙前忙後，三五下就把一根壞掉的燈管修好了。
在義工站工作人員的印象中，長得濃眉大眼的他成天「笑吟吟的」，為了幫忙搞公益活動，有時甚至不惜自掏腰包。周邊的孩子也喜歡這個穿制服的大哥哥，常常衝他喊「警察叔叔好」。
9月16日的早上，他卻沒有像平日那樣穿上那套深藍色的制服。因為腸胃不適，他請假留在了宿舍裡。可沒過多久，他就忍不住走出宿舍，坐地鐵來到深圳華強北地鐵站。他聽同事說，當天將有參加保釣遊行的人在那兒集合。
地鐵站外，人山人海的場面一下子就把他震住了。大街上多是與他年紀相仿的年輕人，他們扛著手寫的或打印的標語，扯著嗓子高喊口號。沒怎麼猶豫，他就加入到人群中。
他出生在河南周口的一個村子裡。家中貧困，做代課教師的母親當時一個月收入僅有20元，父親耕種著家裡的4畝田地。初二那年，他作為長子，輟學打工。
過去10多年裡，他到過山西、北京、天津、深圳等地。他當過汽修工，做過餐館的服務員，也在電子廠的流水線上幹過。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始終幹著「這個社會最底層的活兒」。
「不管別人怎麼看，有時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坐在深圳路邊的木椅上，29歲的他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眼神始終躲閃著。
對遊行，他「沒什麼概念」。走在深圳的大馬路上，他起初感覺有點尷尬，「張不開嘴喊口號」，聽別人喊了好一會兒，才慢慢跟上。
往常這個時間，他正一個人站在約3平方米大的哨崗裡。他在深圳一家汽車4S店裡當保安，負責給每輛來訪的車發放停車證，「每天重複同樣的事」。
「乏味」是他評價日常生活時用得最多的詞。在6人一間的宿舍裡，他老坐不住，沒事兒就喜歡「沒有目的地逛馬路」。今年5月1日，他在街上閒逛時碰上義工站擺攤招義工，他問了一句「外地人也能報名嗎？」得到肯定的回復後，馬上報了名。
端午節時，他給獨居老人義務包粽子。週末的時候，他到口岸維持秩序，給旅客指路，拎行李。他說參加這些活動，自己感到「單純的快樂」，讓生活「沒那麼枯燥」。
在深圳街頭，走在成千上萬的陌生人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興奮。很快，他喊口號就「越喊越來勁」。「抵制日貨！」「打倒日本人！」「收回釣魚島！」他用盡全身力氣使勁吼。過了一會兒，他甚至鼓足勇氣，在人群中帶頭喊了幾次口號。
遊行的隊伍越發龐大，從不同方向湧來的人群最終彙集到6車道的主幹道深南大道上。他走到了隊伍的最前面，和30多個素未謀面的人一起抬著一面大國旗，每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就齊刷刷地唱一遍國歌。
離開學校之後，他就沒怎麼唱過國歌，「連詞兒都忘記了」。但跟著大伙唱了幾回之後，「五音不全」的他就完全放開了，越唱越大聲。
「感覺愛國的激情被激發出來了。」他回憶說，那一刻，他感覺「挺暢快」。
前一段時間，他一直關注著釣魚島的新聞。他的宿舍裡沒有電視，也不能上網，他幾乎天天跑到大隊長的宿舍裡看電視，「越看越揪心」。
平日裡，他常常覺得「自己活得挺窩囊的」。「快30歲了，沒成家，又沒一技之長，可以說一無所有。」說起這些，他歎了口氣，陷入了沉默。
去年夏天，他剛結束了一段失敗的婚姻。在老家的村子裡，離婚是件「很丟臉的事兒」。今年春節回家，他沒怎麼出門，大年初三剛過，就來到深圳打工。他說自己很喜歡這個「年輕，有活力」的打工城市。他的手機桌面，是他站在鄧小平巨幅宣傳畫前的單人照。
遊行的那一天，深圳的街頭讓這個年輕人頭腦發熱。他腦中一片空白，唯一的念頭就是「馬上把釣魚島給收回來」。
「如果當時發生戰爭，哪怕讓我當炮灰我也願意！」事後，他激動地對記者說。
想像中的「戰爭」並沒有發生，眼前迎來的，是人群的騷亂。有人衝向了防暴車，有人暴躁地用腳亂踢，更有人爬上了車頂，拽著防暴車的水管。
他也跟著往前衝。他朝防暴車的側面亂踹了一會兒，眼看著「一點效果也沒有」，又撿起地上一根一米長的木棍，使勁撬防暴車的車門。堅硬的防暴車紋絲不動。他一下子掄起木棍，猛地揮向防暴車的後視鏡。
匡當一下，後視鏡被砸壞，玻璃碎了一地。
在狂熱的人群中，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意味著什麼。他很快拋開了木棍，又重新加入到遊行的隊伍中。他更沒想到，馬路上的監控錄像已經將這一切拍攝下來。在隨後由警方截取並向全市發佈的頭像中，身穿黃色T恤的他表情有點兇惡。
如今，他不願意向記者回憶這些了。「我壓力真的很大。」說起砸車的那一幕，他眼睛一下子紅了，用手擠按著鼻樑，才極力忍住淚水。他不斷強調，自己「一輩子沒幹過違法的事兒」，當時是「一時衝動」。
在平日的生活裡，這個走南闖北的打工者極少衝動。在哨崗裡，他從來沒違反過「不能聽歌，不能看書，不能玩手機」的規定。「我不想讓領導覺得我不行。」他說。
離家打工的這些年來，這個「安分守己」的男人總感覺「身上的擔子很重」。他定期往家裡捎錢，有時幾百，有時幾千，但家裡的情況並未明顯好轉，磚瓦平房裡依舊空蕩蕩的。他的弟弟得了強直性脊髓炎。為了多賺點錢，今年他父親到鄭州工地打工，母親到深圳一家餐館當服務員。
在母親眼裡，他「挺孝順」。她剛到深圳，兒子就給她買了一雙運動鞋，還帶著她去了一趟大梅沙和世界之窗。世界之窗的門票太貴，母子倆最終沒有進去，只在大門口拍了張照。
很少人知道，在心底深處，他有時會感慨「活在這個世界上沒什麼意義」。「我曾經想過死！然後把我的遺體和器官捐出去！」在QQ上，他情緒激動地對記者說。
在日常的工作裡，這個年輕人很少得到認可。在汽車4S店裡，他覺得自己「沒出息」，與那些賣車的銷售經理相比，「不是一個層面上的人」。「一個大老爺們做保安有什麼好的？」他甚至憤怒地質問自己。
做義工的經歷成了他最引以為豪的事情。有一次，他在皇崗口岸幫一個來內地的香港人扛行李，對方遞給他一張500元的港幣，從來沒見過這麼大面值紙幣的他吃了一驚，但很快拒絕了。「我不能要，如果要了，就失去了做義工的意義。」
這件事情，他對母親，以及義工組組長都詳細說起過。至今，義工站的工作人員還會常常提及這件事，誇獎他。
但對於未來，他依舊感覺彷徨。他渴望再次成家，QQ簽名裡寫著「一直都在尋找真愛！不知何時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那個她？」但他常常聽同事說，在深圳這個現實的都市裡，「追女孩都是要用錢去砸的」。每天站在哨崗裡，他也不時看見「四五十歲的男人帶著花季少女來」。每月拿著2300元工資的他一直沒有勇氣找對象。
走在深圳街頭，他似乎無所畏懼。他揮舞著從文具批發市場買來的一面國旗，看著一群年輕人往味千拉麵店的玻璃上瘋狂地扔瓶子。警察出面制止，現場一片混亂。最終，他與扔瓶子的人被一起帶到了派出所。
錄口供時，他沒有提及自己曾經砸車。當天晚上回到宿舍裡，渾身酸疼，嗓子沙啞的他倒頭就睡著了。他當時還不太明白，參加「愛國遊行」的自己怎麼就被帶到了派出所。
直到在報紙上看到警方刊登自己的頭像，通緝「破壞公私財物的嫌疑人」，他才突然意識到，整個城市都知道了自己是個「犯罪分子」。早飯也沒吃，他就跑到派出所自首。
蹲在看守所裡，他感覺時間像停滯了一樣。每逮著一個人，他都要問一遍「我這種情況多久才能出去，一般怎樣判，判多久。」他擔心，他的人生從此就將「留下污點」。
離家打工之前，15歲的他最大理想是去當兵。但由於「家裡沒有關係」，他最終沒有如願。
後來，他特意去體驗了一次民兵訓練。訓練的最後，所有民兵一起扛著步槍去練習射擊。「那種感覺太好了，雄赳赳，氣昂昂的！」在夜色之中，他坐在木椅上向記者回憶起這些，眼神炯炯發亮。在這次訓練中，他獲得一張「優秀民兵獎狀」，這張薄紙，他至今保留在老家的房子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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