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10月22日出版的財新《新世紀》周刊第41期社評《司法獨立、政改與十八大》稱，在中共十八大之後毫不動搖地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體制改革的大佈局中，司法改革將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很可能成為突破口之一。
中共十八大召開在即，「奮力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成為黨內外的強烈呼聲。中國的首部司法改革白皮書《中國的司法改革》在此背景下公之於世，明確地將司法改革歸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引起輿論關注。通過司法改革切實推進法治，既是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亦可為推進全方位改革提供堅強的制度保障;薄谷開來、王立軍和薄熙來等公然踐踏法治尊嚴的重大案件再次表明，推進法治對於堅持改革開放路線是何等重要，何等迫切!
司法改革千頭萬緒，司法獨立是核心內容。白皮書重申「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這正是憲法以及相關法律早已確立的重要法治原則，也是中國司法獨立的重要內涵。司法是社會公正的最後防線。司法權最重要的來源是公信力，而公信力則來自其裁判的公正。法官的專業化和律師功能的強化由此成為前提。依據法學經典解釋，法治系指法律的無上權力，它防止政府的專斷權、特權甚至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不難看出，真正實現獨立的司法權，讓司法權力不受權勢與金錢的操控和腐蝕，乃是法治的底線。
然而，這樣一條底線在中國常常被擊穿。中國有著數千年皇權專制的歷史，加之在「前改革時代」過度強調法律的階級專政工具屬性，法治傳統遲遲未能建立，法治觀念異常淡漠。「要那麼多法律幹什麼?一篇《人民日報》社論比什麼都頂用!」「檢察機關要閉著眼睛逮捕人，黨委讓捕誰就捕誰」⋯⋯都曾是權威的論斷或要求。無數主張獨立司法權的法律界精英人士被無情地打入另冊。「文革」浩劫過後，痛定思痛，人心思法。改革開放事業的開創者們提出了「發展民主，健全法制」的正確方針。
經過過去30多年的努力，法律體系已基本建成。但是，在無法可依的問題大體解決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依然存在。其中關鍵原因就是司法獨立得不到應有尊重。一提「獨立」二字，有些黨政官員本能的反應便是質問「你向誰要獨立?」在他們眼裡，有時連「法治」也成了一個「敏感」詞彙。於是，人們遺憾地看到，有的地方的市委、市政府在法庭上為公安機關刑訊逼供背書，有的法庭庭長在上層壓力下將正當行使辯護權的律師逐出法庭，而有的地方法院則淪為政府得力的拆遷隊⋯⋯
薄熙來案更是以一種極端的形式，表明了獨立的司法權一旦喪失，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薄熙來在位之時，他主政的重慶以「打黑」著稱，其口號是「有黑必打」，其基本制度安排則是「打破常規」，由政法委乃至更高領導人「協調」公檢法，督導辦案;警察權惡性膨脹，公檢法的制衡機制蕩然無存。由此，執掌權柄者隨時可以逾越法律的規制。到後來，其妻薄谷開來竟成為謀殺犯，而身為公安局長的「打黑英雄」王立軍成為徇私枉法的包庇者，薄熙來本人也在此案中濫用職權、負有重責。正因手握警權，干預司法，罔顧法治，薄熙來等人異化成了最大的黑社會。
薄熙來事件發生後，胡錦濤在今年的「7·23講話」中強調「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溫家寶在此後的「9·29講話」中再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顯示出中央高層「依法治國」的決心。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司法改革是先務之急。十年前的中共十六大做出了「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戰略決策，至今改革確有進展和斬獲，但也曲折盤桓，步履維艱，不乏沉痛教訓。可以預計，在中共十八大之後毫不動搖地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體制改革的大佈局中，司法改革將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很可能成為突破口之一。
作為未來民主法治建設的重要舉措，司法改革的推進，有助於形成對政治權力垂直和水平的制衡。白皮書宣示了司法改革目標。最近，法學家季衛東教授做出了在改革中建立「法治政府」的制度設計，強調承認法律優越的原則，承認審判權高於行政權，由審判機關扮演憲法衛士的角色，實現審判獨立，由司法機關對立法權、行政權加以制衡和某種糾正。他還基於對中國現實條件的分析，提出了是項制度安排從鋪開到產生實效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參看《中國改革》2012年10月號季衛東《建設法治國家的路線圖和時間表》一文)。這樣經過深思熟慮的專家主張，可視為對未來中國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的一種基礎性建言，應當引起更大重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