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南都週刊報道，在富士康裡，工人不需要學習，甚至不需要思考。而富士康的新生代工人們已經難以容忍這樣的命運——「工廠想把我們改造成機器，關心的是怎樣壓搾我們的勞動力;但我們關心的是自己能從工廠收穫什麼，今後怎樣改變自己的命運」。
早晨七點半，太原市南郊的城西村裡湧出了潮水般的年輕工人。他們穿著同樣款式的工裝，大多數無精打采，一邊嚼著熱騰騰的雞蛋灌餅、包子饅頭，一邊沿村口外的公路慢慢行走。在這條塵土瀰漫的水泥公路上，兩旁的綠樹終年被灰塵覆蓋，女工身上的粉紅色工裝是唯一的亮色。
15分鐘後，他們便走到一處龐大的建築群——擁有近八萬名員工的富士康太原科技工業園大門前。在安靜而快速地通過狹小的員工通道後，他們隨即隱身於園區內一棟棟低矮的灰白色廠房中。
接下來的十個小時裡，他們就像機器人一樣，沉默地重複著各種細枝末節的工作。
將保安「狠狠教訓了一頓」
如果沒有9月底發生的那一起大規模騷亂，作為富士康在大陸佈局的眾多生產園區之一，太原工業園並不引人關注。
9月23日深夜，數以千計的富士康工人與園區保安發生了持續數小時的激烈衝突。在這場導致40名男性員工受傷的衝突中，工業園出現了車間封閉、超市被砸、廠房受損等狀況。事態最終在大批警力介入下才得以平息。
兩周後，除了園區附近駐守的一兩名警察外，這裡已看不出騷亂的痕跡。
迎著上班人群的是另一群剛下夜班的工人，勞累一夜後，這些人最想做的事就是躺在舒服的床上睡覺。
20歲的陳興國走在這支萎靡不振的下班大軍中。這個瘦高身材的青年留著造型誇張的髮型——額頭前染成黃色的頭髮幾乎完全遮住了他的右眼。他雙手插在牛仔褲兜裡，嘴裡叼著香煙，臉上掛著長時間勞作後不願多說一句話的倦怠表情。
在之前的整個晚上，他就坐在流水線旁，跟幾百名工友幹著同樣一件事：揀起傳送帶上流過的鋁制手機外殼，檢查外殼表面有無壓鑄時殘留下的金屬顆粒，如果有，他們就用一把形似刻刀的工具將其刮擦掉。完成這樣一道工序只需要幾秒鐘。
「我們一整天都在幹這樣的事。」陳興國面無表情地說道。這名年輕工人來自山西晉城農村，初中畢業後曾在當地親戚開的小餐館打過雜，還曾在北京的小網吧裡當過服務員。去年夏天，他和一位朋友應聘進入了富士康。朋友告訴他，這是家世界500強企業，收入穩定，而且能按時發放工資。從此，陳興國便成為自己的同鄉——祖籍山西晉城，但在台灣出生和發家的郭台銘那龐大製造帝國上一顆微不足道的螺絲釘。
儘管過去的鄉下時光在他身上留下了黝黑膚色，但城市生涯已經讓陳興國發生改變——除了髮型，他的左耳戴著一個五角星形的金屬耳釘，手裡的黑色三星手機總是播放著流行音樂。
在富士康超過百萬人的勞工裡，陳興國是人數最為龐大的基層作業員之一。這個20歲左右的群體幾乎都來自農村，大多數只讀完初中、中專便外出打工。在富士康裡，依靠每日簡單而重複的勞作，他們每個月能掙到2500元左右的收入。
跟他們曾經外出打過工的父母相比，這樣的收入水平要高得多。十多年前，陳興國的父親曾在東莞的電子廠裡打過工，每個月只能掙到可憐的幾百元。
現在，他們又走上了父輩曾經走過的進城打工之路。時間似乎並未改變兩代人的際遇——他們都終日坐在流水線前，面對著永遠沒有盡頭的零件。不同的是，父親當年生產的是電視機，而陳興國生產的是手機。
陳興國手裡的鋁殼經過研磨、拋光、噴漆之類的一系列工序後，最終會跟其他零部件一起，被工人們組裝成現在最耀眼的產品——蘋果公司剛發佈的有著更薄機身和更長屏幕的iPhone 5。但這個新時髦產品，對陳興國來說，太貴了。目前，iPhone 5在中國黑市中的售價高達7000元以上。
作為郭台銘龐大製造帝國的分支，富士康太原工業園在帝國版圖上不算起眼。過去十年中，由於快速膨脹和成本上漲等原因，富士康的觸角已從深圳延伸到中國內地眾多省份。動輒數十上百億元的投資額，令熱衷招商引資的地方政府無不夾道歡迎，紛紛在土地、廠房、稅收、財政補貼等諸多方面提供扶持。在這股富士康內遷的洪流中，新生代打工者正日漸發出自己的響亮呼聲。
「上一代認為進城打工就是為了賺錢，養活老婆孩子，受點氣也無所謂。」中山大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王興周說，他們「有自己比城市人低等的觀念」，慣於逆來順受。
而80後、90後的新生代打工者已經沒有那份耐性和犧牲精神了。和父輩們相比，他們不願忍受過去的工廠嚴格管理制度和下班後的枯燥生活。2005年開始從事農民工代際差異研究的王興周說，新生代受教育程度更高，而且通過電視、互聯網等媒介，對外界有更多瞭解，有了追求平等的意識，「他們對自我價值有更多追求」。
伴隨著新生代打工者的覺醒，富士康這架巨大製造機器的挑戰也隨之而來。
2010年，富士康深圳園區發生了一連串令外界瞠目結舌的員工跳樓自殺事件。這不僅令富士康遭到它最重要的客戶——蘋果公司的獨立調查，還一度出現股價大跌的危機。媒體的批評報道也令富士康的公眾形象直線下滑。
作為應對，富士康在事件發生後將基層員工的月薪從900元調升到1200元，還發起了「珍惜生命、關愛家人」員工簽名活動，不過有員工將之稱為「不自殺協議」。
今年3月，受蘋果公司委託對富士康進行用工環境調查的美國非營利機構公平勞工協會發佈報告稱，富士康存在加班時間過長、「剋扣」加班工資等一系列違反勞工權利的行為。此後，「血汗工廠」的稱謂像富士康的烙印一樣，頻頻見諸報端。
9月23日的騷亂，讓富士康已不光彩的形象再受打擊。
一位上夜班的羅姓工人說，工人們把蠻橫無禮的保安們「狠狠教訓了一頓」。
出於生產安全和保護商業機密的目的，在富士康太原工業園裡，保安一向對工人奉行嚴厲的管理姿態。工人一旦被發現未按要求穿戴工裝、違規在車行道上走路、甚至在園區內用手機拍照，就可能遭致保安的責罵乃至恐嚇。隱忍多年後，工人們爆發了。
「保安總是狐假虎威地欺負我們。」這位羅姓工人憤懣地說道。事件起因是幾名工人酒後與保安發生口角，其中一人被多名保安拖進麵包車裡毆打。而這類事件已不止一次發生過。
大批被激怒的工人隨後與保安爆發了激烈衝突，他們吼叫著四處追打保安，有的人掀翻園區內的汽車，砸碎超市玻璃，推倒柵欄。
八萬人的富士康工業園裡，一場貌似微不足道的口角，最終像蝴蝶效應一樣演變為富士康史無前例的巨大騷亂。
陳興國對自己未能參加那晚的大事件有些遺憾。而他的工友說，如果富士康放任保安的粗野行徑，這樣的事件隨時會再次發生。
走進城西村裡時，陳興國彈掉煙頭，在一家骯髒的小飯館裡吃了碗刀削面後，便徑直回到自己租住的小院裡。
「睡眠中，請勿打擾」
過去的七八年中，在富士康太原工業園周邊的城西、南黑窯、小店等郊區的村子，成千上萬的富士康工人成了它們的新的主人。
這些帶著泥土氣息，帶著迷惘和期待的年輕人從農村來到城市後，便一頭扎進了城中村和工廠。他們在空間和心理上都身處城市邊緣，終日呆在郊區髒亂的城中村和永不停歇的工廠裡。
城中村四周，原本荒涼的土地上已經建起了一個個高檔住宅區。這些高樓每平方米的價錢相當於一台黑市中的iPhone5，差不多是普通工人月收入的三倍。「對他們來說，在城裡買房遙不可及」，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富士康管理者說，房地產市場的漲價幅度遠遠超過了工人的漲薪幅度。這位管理者的任務是組織車間工人完成生產任務，「除了工作，我們很少有交流，更不會成為朋友」。
陳興國租住的房間位於城西村口的一條狹長小巷右側，是一個帶有北方四合院風格的小院的一部分。這個小院由一棟兩層樓房合圍而成，院內貼著紅色瓷磚的屏風正中，印著大大的「福」字，四周畫著盛開的牡丹、蓮花。
繞過屏風，埋頭從掛滿衣服的晾繩下走過，便能看到一扇扇緊閉的綠色鐵門。其中一扇門上貼著一張泛黃的告示，上面寫著「睡眠中，請勿打擾……謝謝!」
這個小院有近30間房屋，租客幾乎都是20來歲的富士康工人，每月三四百元房租。同住一個院子的他們少有往來，作息時間不同和習慣性的倦怠，是阻礙他們彼此交往的重要原因。小院子的房東說，「他們就像機器一樣，除了睡覺，就是工作」。
只有節儉的員工才願意住在富士康園區內的員工宿舍裡。在有的人眼裡，雖然只用交110元住宿費，但那些灰色混凝土宿舍樓簡直就是一個大垃圾堆。
不久前潛入富士康太原工業園採訪的《新聞晚報》記者王煜說，宿舍樓的環境糟糕透頂：整棟樓散發著垃圾的腐臭、汗腥和泡麵味混合成的濃烈怪味，每間宿舍門口都堆滿垃圾，宿舍裡還會竄出大群蟑螂。
工人們曾經向廠方反映過這一問題，但情況似乎沒有發生什麼改變。一位在富士康從事員工關係協調的工作人員私下說，不能將這一情況完全歸咎於富士康，「如果他們自己不講衛生，誰能幫得上他們呢?」
陳興國與另一位工友合租了個單間，代價是每月交四百元房租。
這間十多平方米的明亮房間裡，有兩張單人床，牆壁上貼著幾張流行歌手的大幅照片。陳興國那遮住右眼的誇張髮型，便模仿自其中一位名叫張傑的歌手。房間裡最值錢的東西是一台組裝電腦，它是陳興國的室友李襄花八百元買下的。依靠小院天井上空橫七豎八的網線中的一根，這對室友與外界保持著聯繫。
22歲的李襄兩年前從廣東一所職業技術學校畢業後，便與大多數同學加入了富士康。像大陸的許多職業學校一樣，這所學校也與富士康建立了合作關係，它的學生需要在富士康完成約半年的實習。其中部分人在實習結束後會選擇留在富士康。
李襄的崗位在一間白色塗裝車間裡。上班時間，他一直戴著口罩和橡膠手套，操控固定好位置的8支噴槍，將油漆從各個角度均勻噴灑到亞馬遜公司的Kindle外殼上。這個300來人的車間能在半天內噴出上萬個Kindle外殼。
憑借嚴格的管理制度和強大的製造能力，富士康獲得了蘋果在內的眾多全球頂尖品牌的青睞。但李襄說，在富士康工作是件很無聊的事。「除了上廁所的幾分鐘時間外，其他時間我就像機器人一樣，只能一動不動地盯著噴槍」，這位面色蒼白的年輕人抱怨說，工廠裡永遠充斥著令人昏沉的機器運轉聲，而塗裝車間裡的油漆味也讓他感到胸悶。
跟白班一樣，夜班時間也是十個小時左右，趕工期時加班時間還會有所延長。工人們每隔一個月便會調一次班，有的人——例如李襄，便喜歡上夜班。「上夜班的幹部少，管理也比較松」，他說。
在這個被年輕人佔據的小院，無論白晝，任何時候都有人沉睡其中。而整個城西村都是這樣——這裡的租客不是在工廠裡勞作，就是在出租房裡睡覺。上夜班的工人通常在上午九點入睡，直到傍晚時分才像被按了啟動鈕的機器人一樣紛紛起床。在這期間，外人用拳頭砸門也別想喚起他們。
這樣的作息時間令城西村多數時候毫無生氣。村裡林立的小餐館、服裝鋪、髮廊、網吧、成人用品店門前冷落，他們翹首以待的顧客要麼在上班，要麼在睡覺。到下午六七點鐘時，城西村才會逐漸回復生機。
這時，下了白班的工人們帶著疲憊和放鬆的神情，成群結隊地穿梭在燈火輝煌的小巷裡。他們脫下千篇一律的工裝，穿起各種新潮的休閒服，在各個角落熱烈交談著從釣魚島爭端到誰的男朋友更帥氣之類的話題。一位戴眼鏡的年輕工人買了個粉紅色的Kitty貓玩具，正站在橫跨村口污水河湧的小橋上等待女朋友。
而接替他們的夜班工人，也打著哈欠走出出租屋，走向機器永不停息的富士康工廠。
「要找工作嗎?」
無論在上班還是下班途中，陳興國和他的工友們都會見到一群特殊的人——他們守在城中村口、公路邊、工廠門外，只要看到初來乍到模樣的人，便會走上前去。「要找工作嗎?」這是他們跟人打招呼的第一句話。
這些被陳興國稱為「寄生蟲」的人是為富士康招聘工人的中介人員，每成功介紹一名員工入職，他們就能從富士康那裡領到300元酬勞。陳興國就是被其中一員送進富士康的。
「工人就是我們的商品」，穿著件牛仔夾克的王磊無情地說道。這名19歲的年輕人在厭煩了富士康流水線旁的枯燥工作後，轉行做起了現在的行當。
在他遞出的名片上，寫著一句「成就你的夢想」，和富士康的簡短招工標準：持本人二代身份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6.5——45週歲;身體健康，無文身煙疤。
「其實小學文化也行。」王磊狡黠地說，近幾年處於用工緊張境況的富士康不會在意這一點。而文身煙疤同樣不是問題，只要花二三十塊錢，城西村裡的小店就能抹去這些痕跡。
如果有意的話，經過簡單的考試和體檢，求職者能在一兩天內成為富士康新人。一位富士康員工說，試卷內容只是些諸如你能否承受加班壓力、是否容易發怒、《論語》作者是誰之類的簡單問題。他認為這樣的考試只是走走過場。
王磊的生意並不景氣。最近幾個月中，他有時一天也做不成一樁買賣。「富士康不像以前那麼有吸引力了。」他歎著氣說。
事實上，招工難已經成為富士康的巨大挑戰，以至於不得不求助於地方政府。在富士康進駐的山西、河南、山東、四川等地方，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採用攤派的舉措為其招工。
距離太原不到四百公里外的晉城，富士康正在建設一個投資額將達千億元的超級工業園。按照規劃，該工業園未來總用工量將達到20萬至30萬人之多。為了滿足它的龐大用工需求，晉城市政府在7個縣區成立了由一把手任組長的招募工作組，正在全省甚至跨省招募大量工人。《都市快報》報道稱，山東煙台市政府甚至以下「死命令」的形式，要求當地中專院校組織學生到富士康實習。其中部分學生尚未滿16歲。
與城西村一路之隔的山西大學裡，一群在草坪上練習街舞的大二學生說，他們感覺去富士康工作是件可怕的事。
富士康「中干」(富士康的大陸幹部)陸匯峰對如此窘迫的招工方式唏噓不已。陸匯峰在2005年便加入了當年僅有六棟廠房的太原富士康。「那時技術管理型人才只招重點大學畢業生，普通工人至少得有中專以上文化」，而且年齡限制是18歲到35歲。
在陸匯峰印象裡，當時基層工人的底薪是800元，但算上加班工資後，一個月能掙到2000元左右甚至更多。當時，這樣的收入水平並不低於普通太原市民。求職者要靠托關係，甚至花錢才能加入富士康。
但這樣的場景在2008年前後便一去不復返了。受全球金融危機、原材料價格上漲以及中國勞動力成本攀升等多種因素的疊加影響，富士康不再是中國新生代工人眼裡的最佳之選。這家勞動密集型企業正遭遇來自中國工人的挑戰。
「除非別無選擇，否則現在的小孩不會選擇富士康。」陸匯峰說，在近兩年外出招聘技術人員的時候，他經常不得不去一些「很次」的學校才能招到人。
這位管理者抱怨新生代打工者眼高手低，嬌生慣養，缺乏時間觀念，而且喪失了他們父輩的紀律性。讓他記憶猶新的一個事例是：一批剛入職的90後員工因工作效率不高而受到負責人批評後，第二天便以集體曠工的形式向負責人示威。
但他承認富士康面臨著一個難題：在收入失去明顯優勢之後，富士康靠什麼吸引打工者?由於人手總是緊張，一些進廠才幾個月的工人就會被任命為生產線負責人，「他們完全不懂管理，會把自己的工作壓力轉嫁到工人身上」，陸匯峰說，「這些負責人罵人的髒話很難聽。」而這導致了工人對富士康更加不滿。
「不能只把他們當成坐在流水線旁埋頭幹活的工人，而應當將他們視為一個有創見的群體」，中山大學工商管理系教授孫海法說，新生代打工者「希望生活更有尊嚴，能通過工作獲得自我提升和發展」。
孫海法早年曾給富士康做過咨詢項目和培訓服務，在他印象裡，富士康是一家關注生產流程、產品質量、技術提升的高效企業，但「它對員工的需求並不太關心，認為只要支付了工人工資，保證流水線正常運作就夠了」。
「這份工作讓我絕望」
在富士康裡，工人不需要學習，甚至不需要思考。「只要把同一件事成千上萬遍地去做就好夠了」，陸匯峰說，「這樣的工作更適合機器人。而機器人的命運是在不斷損耗後被淘汰。」
富士康的新生代工人們已經難以容忍這樣的命運——他們希望通過個人奮鬥，有朝一日能享受到現代文明，而不僅僅是作為文明的奴隸。
「管理層能在大酒店享受高檔美食，而工人只能在路邊小餐館AA制，」富士康一位從事人力資源的職員說，如果工人認為無法改變這樣的狀況，「他們就會另外選擇出路」。
睡了八個小時後，下午五點，陳興國磨磨蹭蹭地從床上爬了起來。他點燃一根香煙，試圖打起精神。「工廠想把我們改造成機器，關心的是怎樣壓搾我們的勞動力;但我們關心的是自己能從工廠收穫什麼，今後怎樣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是他眼中工人與富士康的隔閡。
陳興國的夢想是「在城市裡有房子，有穩定收入」。儘管這個目標遙遙無期，但他能肯定的是，富士康不會給他這一切。這讓他沮喪不已。
他的室友李襄已經起床一會兒了，正在QQ上跟外地的同學聊天。作為對自己有明確規劃的人，李襄過一兩個月就會辭職。他打算回老家開一間雜貨店。過去兩年中，這個用著價值150元的手機的年輕人已經攢下了3萬元。「這是我在富士康的最大收穫，另外，我還交了一些朋友，他們教會我不少社會上的東西」。
「你真牛啊!」對於室友3萬元存款，一貫「月光族」的陳興國感到驚詫不已。富士康許多年輕工人會在服裝店、餐館甚至在簡陋的KTV裡把每個月的工資花個精光。住在陳興國右側屋裡的兩名女孩說，她們不久後會花錢去聽「鳳凰傳奇」在太原舉行的演唱會。其中，將左手小手指染成了翠綠色的田美娥說，她厭倦了自己整天按著壓鑄設備開關的工作。「這份工作讓我感到絕望。」她說，整天對著機器已經影響了她的溝通能力。
為了吸引並留住流動性極強的基層工人，富士康今年內漲了兩次薪水，算上加班的額外報酬，這裡的員工每月收入已經領先於太原的大部分工廠。但由於此前受到外界批評，富士康已對員工加班時間實行了嚴格管控，近期一線工人每月的加班時間大多被限制在40—60小時以內。這意味著他們的收入最多只能在3000元左右浮動。
在富士康太原園區騷亂不久後的10月5日，富士康鄭州園區的工人因工作壓力過大而以集體曠工表達不滿。富士康將這一事件稱為「員工糾紛」，並稱事件立即得到了解決。
而一位員工透露，今年年初時，富士康太原工業園已經發生過一起規模不大的罷工事件。一名保安還曾因試圖抓人而被工人毆打。
「誰也不知道下一次會在什麼時候發生」，這名員工說。為了防範工人聯合起來，富士康的宿舍通常不會安排同鄉住在一間屋裡，而在人手一份的《員工須知》上，「拉幫結派」則是會遭到直接開除的嚴重違紀行為。「但我們可以在外租房、可以上互聯網」，這名員工說，富士康的管理已非鐵板一塊。
不到十年時間，曾經人人仰視的富士康太原工業園儼然已淪為過氣的明星。一位管理人員稱，因為人手不夠，他所在的部門目前只能滿足一半的訂單製造業務。而在生產任務最重的手機部門，在郭台銘要求集團全力以赴保證iPhone 5生產的命令下，富士康不久前甚至不得不調動山東、河南的工人到太原支援生產。而9月23日夜裡與保安的衝突，據說正是由這批員工引發。
「我在太原做餐廳服務員也能掙上兩千塊錢，不僅輕鬆，還能接觸到外人」，田美娥說，她不介意少掙五六百元。「開心才是最重要的」，這是她奉行的價值觀。她表示自己不會找富士康的工人做男朋友，這名19歲的女孩刻薄地說道，「一輩子不會有出息」。
每月12日富士康發工資這天，城西村裡總能看到拖著行李箱悄然離去的工人。陳興國早已把這樣的事當作家常便飯。「大家只把富士康當作跳板，早晚有一天會離開的」。陳興國不想一輩子處理手機外殼，在李襄的鼓勵下，他正打算攢點錢去學駕駛。
去年7月底時，郭台銘透露富士康將用三年時間引進100萬台機器人，以此降低對工人的需求。四個月後，郭台銘再度聲稱，2012年內將以日產1000台的速度，讓30萬機器人進駐富士康。
沒人會知道有多少工人將被取代，但董事長郭台銘已經公開表示支持使用更多的機器人。根據官方的新華社報道，今年1月，談到自己全世界100多萬名員工的時候，董事長郭台銘說，「人類也是動物，如何管理這100萬動物讓我很是頭疼。」
這個因成本高昂而一度被視為超前的舉動，已經在富士康內部悄然推進。陸匯峰發現，他呆的那間龐大廠房裡，去年至今，日夜不歇的機器人正越來越多出現在工人身旁。但陸匯峰感覺，人的某些能力不是機器人能代替的，「例如觀察、思考、協作精神」。
晚上七點過，陳興國和李襄離開小院走上公路，加入夜幕下的富士康大軍，向那座燈火通明的工業園走去。
(文中部分人士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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