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深圳特區報報道，習仲勳到了廣東以後，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旗幟鮮明地帶領廣東省廣大幹部和群眾，積極支持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習仲勳從當年6月開始，領導廣東全省開展真理標準的討論，主持召開了為期將近一個月的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他在6月30日的總結講話中強調：「最近報紙上有些文章要好好讀，如：《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
盧荻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認為，習仲勳主持和支持的一系列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十分重要，這讓廣東幹部群眾擺脫了「左」傾錯誤思想的嚴重束縛，有力地推動了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從而為實現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奠定了思想基礎。
琚立銘表示，習仲勳本人非常注重實踐，重視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他常說，長期呆在機關裡，不下去，就無法瞭解實際情況。習仲勳主政廣東不到三年時間內，幾乎走遍了整個廣東，全省各地市只剩下茂名沒去。」
「十年浩劫」給廣東造成了深重災難，特別是經濟工作的重心農業瀕臨崩潰。習仲勳經常深入到山區和農村，翻山越嶺，深入田間、工廠、豬場，利用一切機會接觸農民、工人、幹部和知識分子，廣泛向社會做調查。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兼肇慶地委副書記的郭榮昌，曾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980年8月，習仲勳視察湛江地區，在電白縣時，縣委安排住在縣委招待所，招待所的下面是縣委禮堂。他在休息的時候，聽到下面吵吵鬧鬧，就問縣委的工作人員怎麼回事?工作人員回答說，禮堂正在召開縣、公社、大隊三級幹部會議。習仲勳一聽，立即提出要去參加會議，並在會上講了話，讓當時的基層幹部們非常感動，許多人說：「從來沒有聽過省委書記給我們作報告。」
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習仲勳還親自掛帥，領導省委圍繞大力發展農業這個工作重心，開始恢復和發展農村的多種形式經濟責任制，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使廣東農村經濟從此進入一個繁榮昌盛的新時期。
首次外出考察就到寶安調研
1978年7月上旬，習仲勳到達廣東後第一次外出到地市縣考察，選擇了逃港現象最嚴重的寶安縣，親眼所見的情景，讓他百感交集。
當時陪同習仲勳到寶安考察、時為南方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漢青回憶說：「那次考察是七八月份，可是我們在南頭的田地裡並沒有看到農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婦女、小孩，還有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精壯勞力都跑了。習老看了非常不好受。」
在收容站裡，習仲勳問一個外逃的人：「社會主義那麼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對方老實回答說：「我們窮，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做了一輩子群眾工作，習仲勳已經看出，外逃的根本原因在於內地經濟極端貧困，這一點不解決，外逃就會一直持續。
琚立銘認為，在寶安的這次考察對習仲勳的觸動非常大，此後他為解決偷渡外逃開展了一系列工作，「他認為防範外逃要標本兼治，『標』，是採取反偷渡外逃的專項鬥爭，這能一時奏效;『本』，是要對外開放，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盡快縮短與香港的差距，才能穩定人心，有效剎住偷渡外逃風。」
這之後，習仲勳派時任省計委副主任的張勳甫率領工作組，到寶安、珠海調查研究，並整理出一份報告。報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內把寶安、珠海兩縣建設成為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吸引港澳遊客的旅遊區、新型的邊防城市。當年10月，廣東省革委會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的報告。盧荻認為，從一定角度來說，中國創辦經濟特區的想法這時已經有了雛形。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在北京召開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習仲勳在發言中提到，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華僑資金以及開展「三來一補」等，他的觀點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和支持，這更加堅定了他對外開放的決心。
參加完十一屆三中全會，習仲勳回到廣東後立即進行傳達。琚立銘認為，習仲勳是一個思想十分解放的人，「凡是看準了的，說幹就幹，立即行動。」正是有了這種作風，廣東才能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
習仲勳(1913-2002)，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習仲勳1926年加入共青團，1928年轉為中共黨員。1930年至1932年在西北軍中從事兵運工作。1932年至1936年在陝西、甘肅領導農民運動，開展游擊戰爭，曾任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領導了粉碎敵人對陝甘邊蘇區的一、二、三次「圍剿」戰役。1936年至1943年任關中地委書記、分區保安司令部政委等職。1943年至1949年任陝甘寧邊區集團軍政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西北局書記，西北野戰軍政委，西北軍區政委，與彭德懷、賀龍同志一起參加領導了保衛延安、保衛陝甘寧邊區和解放大西北的鬥爭。建國後曾任西北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代主席，西北土改委員會主任，領導了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運動。1952年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秘書長、副總理。粉碎「四人幫」以後，任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廣東省人民政府省長，廣州部隊第一政委。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被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2002年5月22日因病逝世。
1978年4月5日，一位時隔16年重新「出山」的開國元勳，踏上廣東的土地，出掌祖國的南大門。他就是習仲勳。
在這片南國土地上，時年65歲的習仲勳煥發青春，以只爭朝夕的精神，一天當兩天干。他走遍南粵大地，大膽實踐，開拓創新，籌劃推進廣東的改革開放，主導了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建立。
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習仲勳主政廣東》執筆人之一盧荻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習仲勳主政廣東不到三年的這段時間，正是廣東發展的關鍵時刻，「他是廣東改革開放的奠基者，是中國當代史上值得濃墨重彩書寫的一位重要人物。」
習仲勳也深深愛上了祖國南方的這片改革熱土，把廣東當作第二故鄉，晚年一直在深圳居住，以熱切的眼光注視著深圳經濟特區的成長。
重新出山拚命工作
1978年初，考慮到廣東是祖國的南大門，戰略地位相當重要，「文革」遺留下來的問題比較複雜，根據葉劍英的提議，中央決定派習仲勳這位資格老、級別高、從政經驗豐富的幹部坐鎮廣東，由他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主持廣東省的日常工作。
4月5日，習仲勳從北京乘飛機抵達廣州。他帶著黨中央和葉劍英、鄧小平等人的重托，以一個老戰士的姿態，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擻地抵達南海之濱，投入到緊張而又嶄新的工作。
這一天，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代表省委專程前往白雲機場迎接，琚立銘和其他幾位工作人員也在現場。時隔33年後，琚立銘在廣州接受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時仍重視實踐深入基層
習仲勳到了廣東以後，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旗幟鮮明地帶領廣東省廣大幹部和群眾，積極支持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習仲勳從當年6月開始，領導廣東全省開展真理標準的討論，主持召開了為期將近一個月的省委四屆一次常委擴大會議。他在6月30日的總結講話中強調：「最近報紙上有些文章要好好讀，如：《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
盧荻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認為，習仲勳主持和支持的一系列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十分重要，這讓廣東幹部群眾擺脫了「左」傾錯誤思想的嚴重束縛，有力地推動了各條戰線的撥亂反正，從而為實現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奠定了思想基礎。
琚立銘表示，習仲勳本人非常注重實踐，重視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他常說，長期呆在機關裡，不下去，就無法瞭解實際情況。習仲勳主政廣東不到三年時間內，幾乎走遍了整個廣東，全省各地市只剩下茂名沒去。」
「十年浩劫」給廣東造成了深重災難，特別是經濟工作的重心農業瀕臨崩潰。習仲勳經常深入到山區和農村，翻山越嶺，深入田間、工廠、豬場，利用一切機會接觸農民、工人、幹部和知識分子，廣泛向社會做調查。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兼肇慶地委副書記的郭榮昌，曾講了這樣一個故事：1980年8月，習仲勳視察湛江地區，在電白縣時，縣委安排住在縣委招待所，招待所的下面是縣委禮堂。他在休息的時候，聽到下面吵吵鬧鬧，就問縣委的工作人員怎麼回事?工作人員回答說，禮堂正在召開縣、公社、大隊三級幹部會議。習仲勳一聽，立即提出要去參加會議，並在會上講了話，讓當時的基層幹部們非常感動，許多人說：「從來沒有聽過省委書記給我們作報告。」
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習仲勳還親自掛帥，領導省委圍繞大力發展農業這個工作重心，開始恢復和發展農村的多種形式經濟責任制，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使廣東農村經濟從此進入一個繁榮昌盛的新時期。
首次外出考察就到寶安調研
1978年7月上旬，習仲勳到達廣東後第一次外出到地市縣考察，選擇了逃港現象最嚴重的寶安縣，親眼所見的情景，讓他百感交集。
當時陪同習仲勳到寶安考察、時為南方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漢青回憶說：「那次考察是七八月份，可是我們在南頭的田地裡並沒有看到農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婦女、小孩，還有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精壯勞力都跑了。習老看了非常不好受。」
在收容站裡，習仲勳問一個外逃的人：「社會主義那麼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對方老實回答說：「我們窮，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做了一輩子群眾工作，習仲勳已經看出，外逃的根本原因在於內地經濟極端貧困，這一點不解決，外逃就會一直持續。
琚立銘認為，在寶安的這次考察對習仲勳的觸動非常大，此後他為解決偷渡外逃開展了一系列工作，「他認為防範外逃要標本兼治，『標』，是採取反偷渡外逃的專項鬥爭，這能一時奏效;『本』，是要對外開放，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盡快縮短與香港的差距，才能穩定人心，有效剎住偷渡外逃風。」
這之後，習仲勳派時任省計委副主任的張勳甫率領工作組，到寶安、珠海調查研究，並整理出一份報告。報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內把寶安、珠海兩縣建設成為具有相當水平的工農業結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吸引港澳遊客的旅遊區、新型的邊防城市。當年10月，廣東省革委會向國務院上報了《關於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規劃設想》的報告。盧荻認為，從一定角度來說，中國創辦經濟特區的想法這時已經有了雛形。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在北京召開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習仲勳在發言中提到，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餘地，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華僑資金以及開展「三來一補」等，他的觀點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和支持，這更加堅定了他對外開放的決心。
參加完十一屆三中全會，習仲勳回到廣東後立即進行傳達。琚立銘認為，習仲勳是一個思想十分解放的人，「凡是看準了的，說幹就幹，立即行動。」正是有了這種作風，廣東才能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
習仲勳(1913-2002)，出生於陝西省富平縣，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習仲勳1926年加入共青團，1928年轉為中共黨員。1930年至1932年在西北軍中從事兵運工作。1932年至1936年在陝西、甘肅領導農民運動，開展游擊戰爭，曾任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領導了粉碎敵人對陝甘邊蘇區的一、二、三次「圍剿」戰役。1936年至1943年任關中地委書記、分區保安司令部政委等職。1943年至1949年任陝甘寧邊區集團軍政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西北局書記，西北野戰軍政委，西北軍區政委，與彭德懷、賀龍同志一起參加領導了保衛延安、保衛陝甘寧邊區和解放大西北的鬥爭。建國後曾任西北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代主席，西北土改委員會主任，領導了西北地區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運動。1952年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秘書長、副總理。粉碎「四人幫」以後，任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廣東省人民政府省長，廣州部隊第一政委。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當選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被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2002年5月22日因病逝世。
1978年4月5日，一位時隔16年重新「出山」的開國元勳，踏上廣東的土地，出掌祖國的南大門。他就是習仲勳。
在這片南國土地上，時年65歲的習仲勳煥發青春，以只爭朝夕的精神，一天當兩天干。他走遍南粵大地，大膽實踐，開拓創新，籌劃推進廣東的改革開放，主導了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建立。
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習仲勳主政廣東》執筆人之一盧荻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習仲勳主政廣東不到三年的這段時間，正是廣東發展的關鍵時刻，「他是廣東改革開放的奠基者，是中國當代史上值得濃墨重彩書寫的一位重要人物。」
習仲勳也深深愛上了祖國南方的這片改革熱土，把廣東當作第二故鄉，晚年一直在深圳居住，以熱切的眼光注視著深圳經濟特區的成長。
重新出山拚命工作
1978年初，考慮到廣東是祖國的南大門，戰略地位相當重要，「文革」遺留下來的問題比較複雜，根據葉劍英的提議，中央決定派習仲勳這位資格老、級別高、從政經驗豐富的幹部坐鎮廣東，由他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主持廣東省的日常工作。
4月5日，習仲勳從北京乘飛機抵達廣州。他帶著黨中央和葉劍英、鄧小平等人的重托，以一個老戰士的姿態，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擻地抵達南海之濱，投入到緊張而又嶄新的工作。
這一天，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代表省委專程前往白雲機場迎接，琚立銘和其他幾位工作人員也在現場。時隔33年後，琚立銘在廣州接受深圳特區報記者採訪時仍記憶猶新，當時的習仲勳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人顯得很精神，幹練，說話中氣十足」。
琚立銘時任廣東省委辦公廳機要秘書，後來擔任省委副秘書長，記錄了不少習仲勳在廣東主政時的活動。「習仲勳同志一來，就顯得很著急。」他回憶說，「有一天，我們在習仲勳同志家裡，跟他一起散步，他說時間不多了，16年沒有工作，大好年華都浪費了。」原來，從1962年起，因《劉志丹》小說冤案，習仲勳飽受嚴重衝擊和摧殘，被流放河南洛陽16年。
記憶猶新，當時的習仲勳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人顯得很精神，幹練，說話中氣十足」。
琚立銘時任廣東省委辦公廳機要秘書，後來擔任省委副秘書長，記錄了不少習仲勳在廣東主政時的活動。「習仲勳同志一來，就顯得很著急。」他回憶說，「有一天，我們在習仲勳同志家裡，跟他一起散步，他說時間不多了，16年沒有工作，大好年華都浪費了。」原來，從1962年起，因《劉志丹》小說冤案，習仲勳飽受嚴重衝擊和摧殘，被流放河南洛陽16年。
多年後，已回中央工作的習仲勳1987年視察廣東，憶起當初南下時感慨萬千，「我再次出來工作就來到了祖國的南大門廣東，覺得任務很重，心裡不踏實。」「心裡不踏實」，是因為他當時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既要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穩定局勢，又要狠抓工農業生產，改善群眾生活，更要籌劃廣東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創辦特區。
琚立銘回憶說，「習仲勳來廣東以後很拚命。中午不休息，晚上經常是凌晨一點才睡，要是打個盹的話，就到凌晨三點才睡，早上五六點又起床工作。上衛生間的時候，都在批閱文件處理問題。他說，現在我要用一天的時間，干兩天的工作，把損失的時間彌補過來。他在廣東不到三年時間裡，干的可能是平常人六年的活」。
這位當時已經65歲的老一輩革命家，在遭受16年磨難之後，為何還有如此好的身體和旺盛的精力?這一度讓琚立銘很好奇。後來他才瞭解，習仲勳一直堅持高強度的鍛煉，即使在洛陽被關小房子，仍堅持每天兩次轉圈散步，轉圈開始腳步從1數到1萬，而後再倒著走，從1萬倒數到1。
琚立銘說，「他常說，我還要為黨為人民再工作，我要鍛煉身體，鍛煉毅力。」
殫精竭慮主導特區建立
1979年5月11日到6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帶領中央工作組，赴粵、閩兩地進行考察。5月14日，習仲勳、楊尚昆等人向中央工作組作了詳細的匯報，提出了試辦進出口特區等初步設想。盧荻認為，正是這個時候，特區的想法逐漸浮出水面了。
6月6日，廣東省委向黨中央和國務院上報《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出類似報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也就是「中發(1979)50號文件」。中央指出：「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主動權。」
「50號文件讓廣東的幹部群眾無比興奮，更讓習仲勳看到其中的重要意義。」琚立銘至今還記得，9月13日至21日，省委召開地委書記會議，習仲勳在會議上作總結發言，專門講了貫徹中央50號文件問題，強調「廣東要從全國的大局出發，把這件事搞好。現在不是搞不搞的問題，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腳女人走路」。
琚立銘說，習仲勳當時擔心一些同志對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想不通，便要時任省委秘書長的楊應斌和時任副省長的黃靜波，帶著地委書記們去香港參觀。地委書記們到了香港之後，大吃一驚，此時香港高樓林立，商業繁榮，經濟快速發展。通過參觀，大家明顯感到內地的落後，打開了眼界，找到了差距，也增強了對改革開放的信心。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批准國務院提出的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廈門設立經濟特區，並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至此，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誕生了。
習仲勳高度重視廣東三個經濟特區的建設，經常聽取三個特區負責人的工作匯報。琚立銘告訴記者，從1979年7月中央發出50號文件，到1980年11月習仲勳調回中央工作，習仲勳殫精竭慮，工作起來「簡直不知疲倦」。在此期間，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進行思想發動，使大家克服閉關自守的觀念，成立特區籌備處，負責三個特區的規劃和籌建工作等等。
時任廣東省委秘書長楊應斌認為，習仲勳主政廣東雖只有兩年八個月，但這恰恰是關鍵時刻，因此對後來廣東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習仲勳帶領廣東人民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主導了特區的建立，邁出了有深遠意義的第一步。
習仲勳，這位主導深圳經濟特區建立、為廣東改革開放發揮奠基作用的開國元勳，晚年一直在深圳居住生活了近12年時間。近日，記者走進深圳迎賓館，習老當年居住的蘭園別墅，滿眼綠色映入眼簾，花木蔥蘢依舊。
習老選擇在深圳居住，或許是因為他最初踏上南粵大地的一個諾言。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的《習仲勳主政廣東》一書記載：1978年4月6日，習仲勳到達廣東第二天，在省第四次黨代會上講話。他真摯地說，自己由北方水土養育了大半輩子，現在到了廣東，要靠南方水土養育下半輩子。習老一言九鼎，當他晚年從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職務上退下來後，就一直在深圳居住休息，兌現了把廣東當作第二故鄉的諾言。
現任深圳市接待辦副處長的孟發國，當年是接待科長，長期在習老身邊服務，承擔著為習老拍照的工作，被習老親切地稱作「孟師傅」。見到記者，孟發國脫口而出：從1990年10月9日到深圳休息，至2002年4月17日離開深圳返回北京，習老在深圳一共住了11年5個月零20天。「習老雖然是功勳卓著的老一代革命家，但和藹可親，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很敬仰他，與老人家建立了深厚感情。這個準確的時間，是我一天天算出來的。」
「習老在深居住期間，總是牽掛著深圳的發展。」孟發國回憶說，他的生活非常規律，很少出門活動，但每天除了堅持散步以外，身邊工作人員會給他讀至少三份報紙，這當中除《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再就是《深圳特區報》。有時候中央領導或省市的同志來看望他，每次習老都會說「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建設好」。他常說，「深圳是小平同志種的一塊試驗田，現在苗長得又壯又肥，這條路是對的，一定要走下去。」言語中，表達了對深圳的支持和愛護。
孟發國回憶說，習老晚年在深居住，每到「七一」、「十一」或元旦新年，會專門給深圳市委市政府寫信致賀詞，對特區取得的發展成就表示欣慰，向廣大幹部群眾致以節日的祝賀和問候，同時勉勵深圳在黨中央、廣東省委的領導下取得更大成績。這些由習老親筆簽名的祝辭、賀詞，有時會刊登在《深圳特區報》上，讓人看後很感動。有時候，習老想看看深圳的變化，就會讓工作人員開車出去，看看地王大廈、濱河大道、深南大道等地，這個城市發展的一點一滴，都牽動著他的心。
習老晚年參加的公開活動不多，但有三次活動，讓孟發國印象深刻：一是赴北京出席國慶50周年慶典，一是出席深圳特區20周年慶典，一是出席1997年香港回歸歡送駐港部隊赴港晚會。其中，習老赴京參加國慶50周年活動前，還專門要孟發國拍了一張證件照。
人民永遠深切懷念他
訪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盧荻
「習仲勳一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氣勢磅礡的命運交響曲。高潮時，黃鐘大呂，驚天動地;低潮時，弦聲如絲，蒼涼堅韌。」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盧荻接受記者採訪時如是說。
盧荻指出，習仲勳是全國最早鮮明表達自己的觀點，大力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討論的省級負責人之一，彰顯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堅定黨性和大無畏的精神。這對全省幹部群眾解放思想，分清是非，打破禁區，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端正思想路線，推動撥亂反正，起到了很好的帶頭作用，從而為實現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奠定了思想基礎。
習仲勳目光敏銳，視野開闊。他思想解放，實事求是，開拓創新，團結和帶領省委「一班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代表省委率先向黨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外的有利形勢，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贊同。習仲勳殫精竭慮，不負重托，不辱使命，敢想敢干敢闖，大膽探索，積極實踐，帶領全省人民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終於越過急流險灘，為全國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為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這是習仲勳一生中為黨、國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貢獻之一。」
盧荻最後說，「習仲勳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勳。人民永遠深切地懷念他!」
他和深圳結下不解緣
「1978年第一次視察寶安之後，習老就和深圳結下了不解之緣。」深圳市史志辦主任黃玲告訴記者。
1978年7月上旬，習仲勳來到廣東後首次外出考察，選擇的就是到寶安縣檢查工作，先後視察了沙頭角、羅芳、羅湖、皇崗、水圍、漁農村、蛇口等地，足跡幾乎遍及後來的深圳特區。那次，習仲勳在調研時強調，要搞好生產，增加農民收入，國家法律沒有規定不能搞的，就大膽干，資本主義有些好的方法也要學習。時隔1年後，1979年6月，他再次來到深圳，檢查關於制止偷渡外逃的工作。盧荻認為，這兩次視察是習仲勳主政廣東的一個重要節點，深圳香港兩地巨大的差距，觸動他的內心萌發開放思想。
1987年2月，習仲勳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再臨深圳視察。那次視察後他很高興，表示深圳特區的建設出乎意料的好。黃玲告訴記者，這次考察習仲勳還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認真加強黨的思想建設，不斷總結經驗，勇於開拓，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好。
1988年12月、1989年12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習仲勳，又兩次來深圳考察。他說，改革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難免出現某些失誤，但改革的方向必須堅定不移，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頭路。他還強調，特區要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此後，習仲勳還多次視察深圳或參加有關活動。在深圳居住休息後，2000年11月14日，習仲勳出席了深圳特區建立20周年慶祝大會，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公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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