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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啟安在塔園的展覽牆前講解。 【文匯網訊】「前些時候我在《隨想錄》裡記下了同朋友的談話，我說最好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我並沒有完備的計劃，也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但是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這是應當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館，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提起建立「文革」博物館，人們總是習慣從巴金說起。正是1986年，巴金在《「文革」博物館》一文中寫下的這段話。而這段話也啟發了很多人，彭啟安就是其中一個。
據法治週末報道，彭啟安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廣東省汕頭市任副市長。退休之後，2005年，他創建了首座民間「文革」博物館，一時引發關注。然而，從博物館創辦至今，8年過去了，現在讓他最憂慮的問題是如何為他創建的博物館正名，如何尋找合適的接班人。
「老漢今年82。」在和法治週末記者談話的過程中，彭啟安指著自己強調了好幾次。他的焦急是明顯的，「找一個有影響力，有威信的人太難了。」他說。彭啟安想從退休的市常委班子裡找，可是沒有人願意接這個燙手山芋。
從一片亂墳到一座塔園
1996年以前，汕頭市澄海區塗城村的塔山是以一座九百多年歷史的古寺為中心的風景區。景區地處山中，樹木蔥鬱，當地人來這裡避暑納涼，遊覽野炊。
1996年，已經從汕頭市副市長位置上退下來的彭啟安改變了這裡的一貫風俗，將這裡變成了一座具有「文革」紀念意義的塔園「文革」博物館(下簡稱「塔園」)。
彭啟安一邊向記者介紹塔園的歷史，一邊動手拆開一本名叫《塔園十五年》的硬皮書畫冊，裡面記載了1996年到2011年塔園的發展歷程。
畫冊的封皮太緊，這位82歲的老人乾脆拿起剪刀將塑料包裝剪掉了，這是個急性子的老人。也許正是因為彭啟安的固執和急性子，才能讓一次工作視察變成耗資2000多萬元塔園開建的契機。
1996年，時任汕頭市政府顧問的彭啟安在塗城村參加活動時，無意間發現了塔山山坡上的亂墳。他詢問後得知，這些亂墳中埋葬的都是「文革」中的逝者。亂墳中，合葬人數最多的有24人，因為「文革」後發掘出屍骨時，已無法辨別，只好合葬在一起。彭啟安介紹說，在整個「文革」時期，澄海縣因各種運動迫害致死者達四百多人，傷殘五千多人，屬於汕頭地區的重災區，塗城村尤為慘重。
彭啟安產生了一個念頭：能不能在這裡建一個紀念性的東西悼念「文革」的逝者?彭啟安認為這樣能悼念先人，警醒後人，這也是當初建設塔園最主要的原因。
當時和彭啟安一起去塔山風景區的還有王平，因「文革」期間與彭啟安一起患難而成為朋友。她稱自己為最早的志願者，回憶起當初，她也沒想到會做出這麼大的事情來，「彭市長說要搞紀念的東西，我當時以為就是栽棵樹或者立個碑紀念一下」。
對於彭啟安的想法，當時很多汕頭市的老幹部和當地的村委班子都表示了支持，大家對於「文革」都有深刻的記憶。村委會劃出塔山上的土地建設塔園，而以後塔園的收益歸塗城村所有。
建設的過程也如同彭啟安的性格，「想到一步走一步，想到什麼建什麼」。建造景區，設計規劃並不是最難的，前後投入的2000多萬元才是最大的難題之一。
在汕頭市任職期間，彭啟安分管汕頭市交通能源工作，領導組織深水港一期工程、廣梅汕鐵路、深汕高速公路、海灣大橋建設等工程。1996年，改任汕頭市政府顧問的彭啟安先把自己可以支配的60萬元，作為「政府撥款」投入塔園建設，這也是塔園最初的建設資金。
塔園捐款記錄上的資金來源也顯示出這位老市長的影響力：汕頭市電力工業局30萬元、汕頭汽車運輸公司30萬元、汕頭電信局30萬元、汕頭交通委員會30萬元、汕頭公路局15萬元、汕頭海灣大橋有限公司10萬元、澄海電力局10萬元……
但資金募集的過程還是有常人無法料想的艱難。塔園的另一位志願者曾慶彬記得，在今年的招商會上，彭啟安就直接開口跟參會的商人「要錢」。正如彭啟安提到的，集資時總會用的描述——「臉皮都磨厚了」。
與資金相比，另一個難題是對遇難者的描述。在塔園早期「文革」死難者16人碑林中的碑文上，只能寫他們「遇難」的結局。「這些碑文最難寫了，要描述『文革』的殘酷，但又怕得罪人。」彭啟安說。
當時市裡有領導說過「傷疤不要再揭」，彭啟安用帶著濃重口音的普通話重複了好幾遍「傷疤」。他用手指頭在另一隻手上重重地劃了幾下，「正因為是傷疤，才不應忘記。建設塔園不但不會引發混亂，它的教育意義只會促進安定團結」。彭啟安說。
塔園的創建者把這次「揭傷疤」看作是痊癒傷痛的必經之路。
夾縫中的成長
因為有些耳背而將聲音提得很高的彭啟安，給人一種錯覺，塔園的建設如他高昂的聲音一樣，熱火朝天，一帆風順。但其實，參與的人都知道，這其中儘是「風風雨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
1997年塔園建設委員會成立。取名「塔園」是為了避開「文革」這樣的字眼。在老幹部莊明瑞、李實楷等的支持下，用9個月的時間，共花費160萬元建成塔園碑記。
在塔園，碑廊銘史、冤塋長青、慟石志恨、寶塔思安、明鏡史鑒、石筆書史、警鐘長鳴、安息園等景點，都是以「文革」史料為依據建造的。其中，在「冤塋長青」景點那裡，埋葬著「文革」中批鬥致死的、彭啟安的五哥。
塔園建設過程中，彭啟安參與籌資、建設、對外聯絡，哪一樣少了他都不行。用他的話講就是一個人負責「抬棺材、哭喪、化紙錢、掘鋤頭(即出殯的所有工作)」。彭啟安托著肩膀上的空氣，聳了一下肩膀，解釋道：「抬棺材，懂不懂。」
當時，塔園在汕頭市政府「一不支持、二不反對」的態度下一路向前。直到現在，塔園也依舊是在各方「不支持、也不反對」的態度下生存。但是曾慶彬介紹說，2005年以前有很多的媒體報道了塔園，並且也有旅行團的行程，但是現在已經沒有成團的遊客了。
也許是記者到塔園當天的天氣不好，來塔園的人零零散散並不多。彭啟安口中2005年時30萬至50萬人次的遊客量很難想像。在塔園經營小賣部的杜女士說，天氣好或夏天的時候，早上上山的人特別多，大多數是來山上避暑納涼、鍛煉身體的。
一位每天早上來這裡鍛煉的老人聽到記者問關於「文革」的問題，一頭霧水地表示，他不瞭解這片景區跟「文革」有什麼關係。即使他們跳舞的廣場就位於安息塔和孔子像的中央，而廣場的正前方是曾任廣東省省委第一書記、原中顧委委員任仲夷的題字「要以史為鑒，不要讓文化大革命的悲劇重演」。
局外人
見到彭啟安時，他先向記者推薦了一些有關「文革」歷史的資料和書籍。在沙發的一邊，他提前準備好了厚厚的幾本書，這其中既有塔園的相關介紹，也有文化大革命事典。拿過重重的幾本書，彭啟安說：「你回去看看這些書，再去塔園看看，你就明白了。我們這些老人都是親歷者。」
「文革」前，彭啟安任廣東揭陽縣縣委副書記。「文革」爆發後，他以「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反革命集團黑干將」兩項罪名被逮捕入獄，蹲了3個多月的監獄，大大小小的批鬥他挨了300多場。在縣革委會上報要槍斃的5人中，他排在第2位。
這位強調「已經上過槍斃名單、多活了40多年」的老人說：「現在(塔園)能建成這樣，以『文革』博物館命名已經不錯了，非常幸運。」
去塔園的那天，是汕頭市「難得」的陰雨天，記者與一位叫謝樹欽的志願者同去。近幾個月，每週六他都會騎著摩托車，帶著夫人為他準備的午餐去塔園，將相關的書籍資料錄入電腦。這位已經70歲的老人說：「我們這是吃自己的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曾經的奠基人，稱自己為「總策劃」的彭啟安，現在把自己叫做塔園的「熱心人士」。塗城村新上任的領導班子，對塔園的熱情度並不是很高，這些曾經參與塔園建設的主力軍慢慢地變成了局外人。
塔園的所有權、使用權、管理權依舊都歸屬塗城村。但村裡其實也只是找人收門票，打掃衛生，並沒有設置景區管理的崗位，更沒有對於塔園的建設和維護計劃。「澄海塔園建設委員會」這個看起來唯一的官方組織已經名存實亡。
塗城村當初的支持一部分是出於當時村裡老人們有共同的經歷，另一部分則是希望塔園能夠帶來經濟收入。但是這個在夾縫中成長的塔園並沒有實現村委會的期望。之後，彭啟安與新領導班子的隔閡越來越深，後期彭啟安提出的修建和管理建議也大都被否定了。
但這並不是最讓他為難的。如何為塔園正名，如何尋找合適的接班人才是他一直憂慮的問題。「為塔園正名，成為國家支持的博物館或者教育基地。」彭啟安說這是他的塔園夢。
建一個合格的博物館
相比塔園「文革」博物館的「文革」現場特色，距離汕頭市二百多公里的漳州則有一座全部用「文革」實物構成的展覽館。
董山偉的「刺桐『文革』歷史展覽館」位於漳州市長泰縣山重村的旅遊區。與旅遊區綁定在一起，有些經濟上的考量，但是除了旅遊區的門票，進館還要交10元錢讓很多人選擇過門而不入。這個由舊糧食倉庫改建而成、藏在深山裡的「文革」展覽館，並沒有像旅遊區的管理人員預期的那樣，帶動這裡的旅遊。
展覽館的工作人員說，一般來的都是經歷過「文革」的老人或者做研究的人。正說著，有幾位年輕人在得知還要再交錢才能參觀後轉身離開了。「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況」，習慣了這種情況的工作人員沒有一點惋惜的情緒。
也許人們會想能夠搜集數萬件「文革」期間的實物、並且虧本在福建省泉州市做了兩年展覽的人，一定是一位經歷過「文革」、有著不一樣過去的老人。但董山偉出生於「文革」開始的前一年，今年48歲。從小就對歷史感興趣的他，覺得「文革」這段歷史十分重要，很想通過「文革」實物還原真相，弄清楚兒時模糊記憶裡的那段時光。
董山偉並不想過多地宣傳自己。他也不願意透露收集毛澤東巨幅油畫、紅寶書、糧票、抄家賬本以及大量報刊文件耗費了多少錢，只是笑著說道：「我現在是窮光蛋了，不說這些。你看看這是當時紅衛兵遊行時候用的旗幟和木牌，這是當時的鐘錶和收音機……」
在這個大約500平方米的舊糧倉裡，擺放著董山偉從全國各地搜集來的上萬件「文革」實物。從各種各樣的紅寶書，到各種各樣的毛主席像章、塑像、畫像;從「老三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到「文革」宣傳畫、連環畫;從樣板戲，到「文革」批鬥、批判資料，這裡應有盡有。
但是將這些展品簡單地放在櫃子裡，董山偉並不滿意。他想要的不是現在500平方米的展覽室，而是兩三千平方米的大展館。
「如果能給我足夠的空間，我可以作出全國第一流的『文革』博物館。『文革』展覽就是要有實物，每一件東西背後都有一個故事。」董山偉指著用玻璃框裱起來的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人的畫像說，「如果有地方，就把他們說過的話，當時的一些批文，甚至手跡都展出來;像江青，她有很多故事，不是一張照片就能代替的。」
董山偉還專門帶來了一些沒有展出的私藏品。那是一些保存在塑料密封袋裡的報道批鬥現場的老報刊和紅衛兵串聯時候的老照片。
「沒有『文革』博物館，你拿什麼來告訴後人有關『文革』的歷史真相?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史料的喪失，『文革』歷史將可能變得模糊乃至混淆不清。」董山偉十分珍視他的這些藏品，同時又不斷遺憾很多藏品的價格已經遠遠超出了他的承受範圍。
董山偉的「文革」展覽館並沒有太多其他方面的壓力，只是資金問題阻礙了他的擴張計劃。他的刺桐「文革」歷史展覽館現在還能維持現狀，虧損由景區方面承擔，「但是2015年，合同到期後怎麼辦?」他還沒有找到後路。
「一些老人是『文革』的經歷者，他們選擇忘記也許是不想回憶那段痛苦的歷史，也有可能那是段並不光彩的過去。而一些年輕人對『文革』這段歷史早已沒有了概念，當然這不能怪他們。」董山偉分析了「文革」博物館遇冷的原因，「但是，一座擁有豐富『文革』實物資料的『文革』博物館將能夠留住歷史，說明真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