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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7日，「竇唯縱火案」在北京宣武法院開庭審理。當庭，竇唯的自辯非常簡單，竇唯平靜的說道，「我不是故意損壞他人財物，的確是因為一條憑空捏造的假新聞，導致了我失控的行為，我認為虛假的新聞報道禍國殃民。」中新社發
【文匯專訊】竇唯近日做客鳳凰衛視《名人面對面》節目，接受許戈輝專訪，他在受訪中談及與王菲的婚變，堅持認為是「一場陰謀」。他說：「我(當時)完全活在別人的設計當中，造成的這種壞的結果，也是他人的設計所導致的。」
至於2006年5月10日，竇唯因對某報紙關於自己的報道不滿，盛怒之下點燃了該報社門前的一輛汽車。他也透露了自己當時的真實想法，「我就是想讓警方介入，然後也許能夠，他們才能去調查真相。但是就結果來看，好像也並不是我所設想的這樣。」
以下是訪談摘要：
1994年12月，被譽為「魔巖三傑」的竇唯、張楚、何勇，聯手唐朝樂隊在香港紅磡體育館展示了一把「中國搖滾樂勢力」。但是，關於十四年前那個激動人心的夜晚，竇唯的記憶卻與外界給予的高度讚美截然相反。
記者：那天的演出，我記得你開場表現得不是特別的理想。
竇：對，我們當時走台的狀況，要比現場要好。到了現場，演出的時候，特別莫名其妙地就出現了狀況。
記者：為什麼呀？
竇：可能是精力沒太集中，導致了忘詞。
記者：是因為那種環境讓你一下子不適應？
竇：不是，應該是我自己倒霉吧。
竇：最讓我氣憤的是，後來他們這個現場錄音錄像，然後就做發行，但是作為發行來說，如果現場出現了這種錯誤的話，演出結束之後應該進錄音棚去修補，修補之後，這樣才能夠發行。但是他們完全沒有這個環節。完全沒做這個事就直接發行了。這個我覺得是讓我特別氣憤的事。讓我覺得他們居心叵測。
記者：可你、張楚、何勇，你們是公司簽約的，他們是要力捧你們、推你們，他們才有市場，才能夠掙到錢，他們對你們居心叵測，有什麼好處？
竇：我是覺得在他們賺到錢的同時，詆毀你的……詆毀你的形象，詆毀你的。
記者：我覺得這從邏輯上說不通，不合理。
竇：但我覺得有。
記者：哪兒有一個唱片公司，希望毀自己藝人的形象的？
竇：我覺得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唱片公司，我現在都是個問號，也許真的是一個特務機關。
記者：那特務機關，它應該去搜集中央的情報，而不應該去通過幾個歌手來做文章吧。再說了，事實證明，那一次演唱會根本沒有毀了你們的形象，那一次，到現在很多人回想起來的話，還覺得心潮澎湃的。雖然那個張楚好像也，唱的時候也出現了一些狀況，好像是吉他走音還是怎麼回事，反正他又讓停，然後又重新調。結果觀眾還鼓掌啊，就覺得說你們對音樂都挺嚴肅、挺認真的嘛。
竇：我覺得那是一個滿足了他人的一種不良心態。
記者：什麼不良心態啊？看你們笑話，你的意思？
竇：對，看笑話，然後對你進行貶低，當然這些都是暗示，他並沒有明說。但我覺得會給人造成這麼一種印象，至少我，之後這麼多年來，我對那場演出完全就是一個，我覺得負面的東西更多。
記者：所以至今你還對那場演出耿耿於懷，一點也沒有說。
竇：什麼所謂巔峰，什麼所謂新音樂的春天。那些都是騙人的。
在成為搖滾明星之前，竇唯是土生土長的北京小伙，家住大雜院，六歲就學會了吹笛子。1988年，竇唯加入黑豹樂隊擔任主唱，一曲《無地自容》火遍神州。1993年，竇唯簽約「魔巖文化」，先後推出了《黑夢》、《艷陽天》、《山河水》三張專輯。從「黑豹」到「魔巖」，這段在眾人眼中無比輝煌的音樂之路，在竇唯看來卻是一條彎路。他說，直到2000年自己才算走上正軌。
記者：你總強調說，2000年可能算是一個分水嶺。你2000年以後做的音樂就不太一樣了。那你的生活呢？
竇：生活也是從原來的所謂的目標，甚至計劃，然後轉變到不一定。
記者：那每天都幹什麼，是特別隨意，睡覺睡到自然醒。
竇：對。
記者：然後高興了就做，不高興了就不做？
竇：差不多，是這樣。
記者：後海是你經常出沒的地方嗎？
竇：三年前吧。在我第一次婚變的時候，好像有過一種說法是說，你要是婚變了，你會走三年的這種，走背字，三年。
記者：你信這些是嗎？
竇：我也是懷疑，但是事實證明好像的確是這樣。我就真的特別莫名其妙的在後海坐了三年。鬼使神差地起來就去後海，起來就去後海那兒坐著。
記者：你的意思是說，坐的這三年，你就覺得這三年很背？
竇：反正它是一個，在我感覺好像是對我的一種懲罰。
記者：因為通常來講，婚變這樣的事情，不管對男人對女人，其實都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如果要是有人告訴你說，婚變以後你會走背字，而你覺得這個走背字的體現是，你在北海坐了三年的話，其實我理解，其實也不是你走什麼背字，就是你的心情上，整個人的狀態上，就是有點一下子不能適應。
竇：的確不太好適應，因為讓我感覺，我完全活在別人的設計當中，造成的這種壞的結果，也是他人的設計所導致的。
記者：你是說前面的婚姻是嗎？
竇：對。
記者：因為我記得你曾經好像對媒體說過，說你覺得之前的婚姻是一場陰謀。
竇：是。
記者：這個詞用得挺不可思議的，為什麼這麼說？
竇：因為我當時的確有強烈的這種感受，現實生活當中，留下的種種跡象，接觸到的海外的這些人給我的印象。
記者：你介意會談到以前的婚姻嗎？
竇：不說也罷。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沒必要對著鏡頭來說這些。我倒是更願意去跟警察說。
記者：什麼意思啊？
竇：就是把我的這些猜測，這些困惑。
記者：你指的是跟一個毫不相干的人說是嗎？還是跟一個，警察在這，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一個符號，就是說你認為他是一個具有公信力的人，他是一個執法者？
竇：他可以糾正一些冤假錯案。
2000年，在製作完專輯《雨吁》之後，竇唯不再開口唱歌，只用純音樂示人。那些隨性而發的樂曲，離大眾口味越來越遠；那個曾經讓無數人瘋狂的搖滾樂手，也讓人越來越難以理解。
記者：你燒車那次，那我能問一句嗎？你這個行為是有預謀的嗎？
竇：沒有，我為什麼要預謀這麼一個行為呢。但是因為一直以來，我總有一種不祥吧，這種預感，只不過在那一時刻它爆發了。
2006年5月10日，竇唯因對某報紙關於自己的報道不滿，盛怒之下點燃了該報社門前的一輛汽車。隨後竇唯撥打了110報警電話自首歸案。
記者：能夠去把車給點了這個行為，是挺過激的一個行為，那能夠讓你過激到這個份兒上，它最關鍵的那個導火索是什麼？
記者：你並不是說，那個記者寫了這樣的報道，你馬上就去燒他的車對不對？
竇：對，因為是他們的做法有過分之處，所以才導致我的這種過激的行為。
記者：那你要對他提出什麼要求，道歉還是聲明？
竇：我只想問他怎麼說，聽他怎麼來解釋這個事。之後我怎麼辦，那是在聽到他解釋之後。
記者：結果呢，他就一直沒見你是吧？
竇：對，然後他們這個報社的法律顧問，然後保安人員，然後他們幕後的領導都一直在，不讓這個記者出現。所以約了兩次，兩次他們都食言了。所以我才報警。
記者：其實這種事情，你完全可以交給經紀人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人去交涉。
竇：沒有，我們沒有經紀人。
記者：那時候沒有經紀人。
竇：對。
記者：所以竇唯你是一個不懂得自我保護的人。
竇：有可能。
記者：你雖然對外憂心忡忡，覺得這個世界充滿了陰謀和傷害，那你保護自己的方法呢？
竇：這個我覺得在這種惡劣的環境當中，自我保護恐怕也是徒勞，所謂防不勝防。魔高一丈。
記者：所以你就一把火，把心中的火也都給撒出來了。
竇：我就是想讓警方介入，然後也許能夠，他們才能去調查真相。但是就結果來看，好像也並不是我所設想的這樣。
記者：其實這個事都過去那麼長時間了，之所以又重新提起來呢，一方面其實這對傳媒是一個警醒，一直以來傳媒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另外一方面呢，我覺得也應該對你提個醒，就是採取這樣的方式，其實真的是對你自己沒有什麼好處啊。
竇：這個我跟公檢法部門的人也都說了，我倒不奢望什麼好處，我只想能夠讓他公平，公平。好處這種東西似乎也是兩方面的，得到好處的同時肯定會有負面的東西產生。的確是這樣。
記者：對，你一想到好處的事，就馬上先想到有什麼負面。
竇：對。
記者：如果要是你對現在的環境，這麼沒有信心的話，你這種情緒有可能會感染到你女兒。其實你應該給她一個特別光明啊、燦爛啊、就是很祥和的這麼一個環境。
竇：不，這個說實話，我倒是，就像小時候入少先隊的那句誓言似的：時刻準備，時刻準備。這種時刻準備，我覺得更多的層面是這種負面的，你要隨時準備著接受悲苦的事情。歡樂越多恐怕痛苦越大。那與其那樣，咱不如反著來，你就索性多吃點苦，多受點罪，你可能還真能夠體會到一點點快樂帶給你的那種喜悅。
記者：竇唯我不是特別瞭解，就是你從小到大的性格到底是什麼樣的，但是你看《高級動物》那一首歌，我記得那首歌的歌詞裡，幾乎充滿了人性中那種負面的、醜惡的，比如說虛偽、欺詐、貪婪，就是所有的這些詞，把它放在一起組成一首歌，那首歌最後反覆地在吟唱說：幸福在哪裡？
竇：對，我的意思就是，在這麼一種環境當中，什麼是所謂的幸福。
記者：現在回過頭去看，到底什麼是真正的幸福，幸福在哪兒？
竇：我還是疑問，這也是我的一個很大的疑問。
記者：你能給我描述一下嗎，就是對你來說，什麼樣的時刻會讓你感覺到幸福？你比如說我，我可能在不同的階段，我能夠感受到的幸福是不一樣的。可能小時候，比如說吃到一個奶油蛋糕覺得幸福得不得了。然後現在我自己當了媽媽，我早晨去親我女兒，然後呢她就睜開眼睛叫一聲媽媽，哎喲，那個時候的那個心，真的就像化了似的那種幸福。我不知道你在生活中，什麼時候會感覺到幸福？
竇：的確，差不多。都會在一些點滴的小的這種感受上面，好像當它出現的時候，會想這是不是就是幸福？可是在我看來，這些好像都會為今後的不幸，是一種鋪墊。
記者：我覺得你跟那個老子差不多了，就是在幸福的時候，你馬上想到，叫什麼來著，福兮禍之所伏，就是你馬上想到，哎喲，這東西是一個鋪墊，其實後邊還隱藏著不幸，這麼生活多累呀？
竇：這是你無法迴避的。我覺得在所謂這種惡劣的情況出現的時候，你會相對，你會覺得沒事了。
記者：所以你的生活，時刻是在為不幸做著準備？
竇：對。
記者：我總覺得是苦難中走過來的人，才會充滿了這種憂患意識。你也沒有經歷過時代特別巨大的那種動盪。你像文革，咱們還都小嘛對不對。為什麼會這樣？
竇：但是這種苦難好像是，我覺得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它多少得到了一些延續，文革的，它的這種後遺症，對我們我想也是有影響的。而且小時候看到的那些電影啊，更多的是……
記者：反特片。
竇：不光是反特片，那種苦難的那種題材很多。
竇：舊社會，《白毛女》，《平鷹墳》，到現在我都記得特別清楚，楊白勞喝滷水的那個鏡頭，那是我爸帶我去電影院看的，我印象特別深。我記著我爸當時都哭了，當時他哭了。但我當時並不懂，印象當中只記得楊白勞抱著那個罈子，仰頭喝那個滷水，黑白的電影。現在回想起來，我明白那種感受。同時我是覺著，苦難的確不應該被人們忘記，甭管你「幾零後」，我覺得這個是，苦難甚至可能是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記者：你現在仍然這麼覺得？
竇：對。
記者：比如說什麼呢？
竇：比如說，你看這天災已經降臨了。
記者：像雪災、像洪水、海嘯這樣的。
竇：而且好像多年以來一直在持續。北京的這種風沙天氣，我看到的這種，為了治理風沙，人們辛辛苦苦種起來的這些防沙林，都長得都很高很高了，看上去得有五六米高了，突然發現是假種子。假的，那個種子是假的。所以說天災已經降臨，這個人禍我覺得好像也不是沒有可能，甚至有很大可能，因為高級動物的這個基礎，它會導致這種厄運。
記者：在這種情境下，你自己想去做一點什麼改變現狀嗎？
竇：改變現狀好像沒有那種能力，我只能是能做什麼做什麼。
記者：通過音樂來表達？
竇：我不想這麼說。
記者：你覺得這麼說事兒事兒的是嗎？
竇：對，我是盡可能身體力行吧，能做什麼做什麼。音樂呢，所謂「不一定」，還有「不一樣」裡面的那種苦難的那種氛圍，就是在這種，摸不著頭腦的這種娛樂的氛圍當中，能起到一種平衡的作用，讓人別忘了有這麼一茬。
記者：你到時候封面還會有一些特別的設計是吧？
竇唯：不會。
記者：就完全用這個純色？
竇唯：對。
竇唯：三張「不一樣」，兩張「不一定」。
記者：還有「不一定」。
記者：不過你這五張專輯是一定會推出的了？反響怎麼樣不一定？
竇唯：對，現在還很難說。但是它能做出來，能推出來我和眾人都已經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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