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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的親歷者，李光耀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中國四代領導人均有交集，並與中國第二代至第四代領導人私交深厚。（中評社資料圖片）
【文匯專訊】新加坡總統府一棟普通二層小樓，午時六點，窗外華燈初上、高樓星星點點；樓內窗明几淨，沒有窗簾，約50平方米的房間內只有三大件物品：辦公桌、會客桌、三件套的沙發，簡潔而不奢華。
整齊疊放著數十份文件的辦公桌就倚在靠窗的邊角，一副黑色邊框眼鏡安靜地躺桌邊。1.78米的李光耀接受站了起來，溫和笑了笑，「我剛剛去北京參加了奧運會的開幕式」。
《21世紀經濟報道》配合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做了一系列專題報道，訪問國內知名企業家，探討改革開放的歷程，也嘗試從中吸取新知。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也因他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評點被視為最有價值，而成了它的專訪對象。
從海外觀察者的角度來審視，回望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之時，這位85歲的老人是一個不可忽略的人物，而在其身後的新加坡則亦是繞不過去的存在——新加坡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中唯一由國家領導人明確要向之學習的國家。
對1978年的中國而言，歷史對75歲的高齡、第三度上台的鄧小平賦予的歷史使命是：排除來自保守派的阻撓，嘗試對當時國內的經濟體制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並謀求將中國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軌到市場經濟上。其時站在鄧小平面前的，並沒有現成的模板可言，一切都在試錯的過程中。彼時，以華人為主體的三個經濟體香港、台灣與新加坡就成為重要的外部引力，推動國內改革之局。
在這三個經濟體中，如果說香港與台灣主要在經濟方面予以大陸助力，推動大陸在基建、交通、資訊、信息技術等產業領域與國際接軌的話，那麼新加坡則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治理等的「國家層面」角色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鏡鑒，提供一個國家在發展道路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道路的探索樣本。
30年前的11月，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從北京出發，登上新加坡巴耶禮峇機場，與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促膝長談，「實用主義」的鄧小平與「理性主義」的李光耀就中國未來改革的道路選擇達成共鳴，鄧小平將新加坡列為中國學習的榜樣。
再一次來自新加坡的互動是，繼農村改革之後，1984年中國做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鄧小平並於是年第一次考察深圳經濟特區並發表重要講話，李光耀則於隨後的1985年造訪深圳，探察中國建設經濟特區的經驗得失，並從此每年派員觀察深圳改革動向；1990年中國受到西方的經濟封鎖，李光耀頂著巨大的壓力造訪中國，並於當年10月3日促成新中建交；1992年，在鄧小平破除左右兩派的爭論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同時盛讚新加坡的發展模式，隨後李光耀迅即訪問中國，由是推動新加坡資金第二輪投資大陸高潮的形成，並促成了兩岸第一次破冰的1993年「汪辜會談」及蘇州工業園的創建；2008年10月23日，李再度促成《中新自由貿易協定》簽署，成為中國與東盟國家首份自由貿易協定，對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成喻有泰山之重。
在近門處會客桌旁的一張沙發坐了下來，李光耀將雙手合十放於腰間，目光炯炯，歲月的年輪並未在他思考的軌道上留下碎石障礙，提起某件趣事時不禁哈哈大笑，間或配以堅定手勢以加強言語的確定性。他有著超強的記憶力，歷史的某個時間、地點，30年間的細節信手拈來。
這位被譽為「新加坡國父」的老人，以其畢生心智，「把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帶到了第一世界」（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語），並在裕廊工業區、創立公積金製度、成立貪污調查局、進行教育改革等多項政策取得成功，而這些都將會成為未來中國改革開放繼續前行的重要經驗財產。
但是，中國今天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已經與30年前完全不同，改革開放帶來的財富並沒有惠至每一位國民，需要處理的問題也是堆積如山：經濟改革還需要完善、社會改革有待繼續、政治改革面臨巨大壓力，改革的攻堅性質包括重構現有的利益格局。然而，值得慶幸的是，現今中國的基本市場制度已經確立，並且已和國際社會深深整合，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精神實質已經隱含到整個社會運轉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為下一個三十年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石。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的親歷者，李光耀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中國四代領導人均有交集，並與中國第二代至第四代領導人私交深厚。而從高層獲取的信息到親歷一線的探知，中新兩國經商文化的不同、制度及法律等層面的差異，李光耀身在其中，以一個局外者而言，更有許多閎遠見解。
對鄧小平印象最深刻
「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這是李光耀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評價。
在1978年，歷史賦予鄧小平的任務是把中國引出計劃經濟的死胡同，並創建一種能容納市場機制的新體制。但他執政之時已經75歲了，歷史給他的時間很短暫。
在隨後鄧小平的探路中，中國的改革開放先後歷經數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伊始，建立包括深圳在內的四個經濟特區進行試點，並提出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提法；第二個階段是伴隨著鄧小平的「南巡」講話，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形成總體開放格局；第三個階段為2001年跨入世貿組織大門，在世界共同的商業規則下融入全球經濟。
總體而言，中國的改革採取了先易後難、先外圍後核心的改革策略，從而在很多方面形成了良性循環：改革造就初步的經濟繁榮；初步繁榮支撐著改革繼續深入；深入改革造就進一步繁榮；經濟繁榮再支持改革。
新加坡於彼時的角色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照面出現。一方面鄧小平一直比較欣賞新加坡的政治運作及經濟發展機制；另一方面，李光耀經常與中國第二、三、四代領導人會晤，既瞭解了中國改革開放實情，又提出許多有益建議與忠告。
「中國的開放政策給我印象最深的特徵當屬她的果斷堅決和不遺餘力」
從1980年開始，至貫穿於整個90年代，李光耀幾乎每一年均來到中國，不僅與中國的高層會商，同時亦深入到許多中國的城市，包括香港、廣州、深圳、武漢、南京等，從高層獲取的信息到親至一線的探知，促使其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歷程有獨特的見解。
中國的開放政策果斷堅決不遺餘力
記者：資政先生，鄧小平先生於1978年11月正式出訪新加坡，並與您有四天促膝長談。依照您在其《回憶錄》中的說法，「他（鄧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這當中，您認為他最關注的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哪一領域的內容？
李光耀：鄧小平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這一點我只能猜測。在當時，我們談得最多的是新加坡如何利用外資企業推動經濟活動和發展、為人們創造就業和培訓機會，這些機會既包括培養優秀車間工人，也包括培養大批主管、經理、工程師和其他專業人才——我相信這一定是鄧小平最為關注的。
我們當時的經濟增長具體表現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每個家庭都擁有自己的家園，良好的醫療保障、子女能夠得到良好教育，以及各種娛樂設施。他看到了我們是如何利用資本主義方法建設社會主義的。
記者：改革開放的第三年，也就是1980年，您第二次訪問了中國。這次造訪您感覺與上一次有什麼大的不同？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隨後包括價格體系改革在內的經濟改革措施全面鋪開，那麼您80年代中期看到的又與80年代初期有何不同？
李光耀：1980年我來訪的時候，當時中國的改變還不是十分巨大和明顯。中國的高層領導人非常熱心學習我們管理經濟的方法，以及我們的醫療服務收費措施，為了減少浪費和濫用，C級病房獲得較多津貼，病人支付醫療費的兩成，住進A級病房的人就沒有津貼。幾年後中國也借鑒我們的經驗取消了免費醫療，實施了一套更有效的衛生服務措施，而且這個措施還在不斷調整以滿足高、中、低層收入人員的不同需求。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每一次訪問都能看到明顯的進步。經濟活動越來越多，私人企業越來越多，小商小販越來越多，社會越來越繁華。人們的穿著打扮有了變化，女性越來越時尚。我能感覺到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
中國的開放政策給我印象最深的特徵當屬她的果斷堅決和不遺餘力，因而所有的決策都能得到貫徹執行。中國有許多優秀得力的幹部，這就保證了中央決策和命令的貫徹執行。
（註：八九十年代，在幾乎年年訪問中國期間，每次訪問李光耀均會花一個多星期，由一位中國副部長陪同遊覽各省。在這八到十天內，在中國各地考察，長時間的共處，讓其有機會對中國領導人的思想和背景有更深入的瞭解。）
記者：1992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歷經「八九」風波之後，「左」的勢力在「要分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旗號下，試圖把中國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內的重重矛盾。1992年秋，要開中共十四大，如果左派的政治主張在十四大佔了上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便會付之東流。這是不是鄧小平決定「南巡」的重要出發點？
李光耀：當時之前，在許多經歷過長征的老一輩中間充滿了爭論和疑慮，他們認為開放勢必會令中國失去社會主義性質，因而憂心忡忡，鄧小平不得不做出南巡的決定，向人們解讀開放政策。
幸運的是，鄧小平獲勝了。
（註：1992年1月至2月，88歲高齡的鄧小平視察了深圳、珠海、上海各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講話，即「南巡講話」。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改變了1984年提出的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提法，正式提出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彼時，以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作為指引，1992年10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
記者：鄧小平先生的「南巡」講話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但同樣又面臨放開管制之後經濟過熱的問題，譬如1992年下半年開始出現經濟過熱，1993年通貨膨脹率為14.7％，1994年通貨膨脹率達24％，在這段時間，中國的領導人有沒有向您透露有關向改革開放往何處去的信息？
李光耀：關於改革開放，高層領導人沒有透露任何重要的信息。不過，他們不時就通貨膨脹問題與我討論；他們問過通貨膨脹什麼時候才會過高。我說這取決於中國的生產力是否得到完全利用、工人是否供不應求。只要生產力得到完全利用，勞動力資源充足，適當的膨脹並不會引起通貨膨脹。
三代領導人扮演不同的角色
記者：最近中國從政府到民間都在進行改革開放30週年的總結和反思，這30年來，您一直關心和考察中國的改革進程，而且跟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人都有很深的接觸，您怎麼評價這三代領導人在中國改革進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李光耀：不同的階段他們扮演不同的角色。第一個階段是鄧小平和江澤民及朱熔基。他們所必須做的是打破舊模式，推動公有制企業和公有制體系向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過渡，不管是私有還是公有，於是他們不再是時常虧損，而是更加注重盈虧。我認為第一階段應該劃到2000年，從1979到2000年，這個階段是個困難重重的時期；我得說，朱熔基的最後五年政府取得了重大突破，他改變了體制，加入了WTO，加入WTO又會迫使你去改變體制而且還會繼續推動你改變並保持競爭力。
胡錦濤的目標是平衡沿海與內地的發展，因為從1978年到2000年，當他在2002年接任之時，沿海省份與西北、西部和西南地區貧窮省份之間的差異已經非常巨大。我想這項工作還在進行中，政府正努力在西部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建設基礎設施以帶動發展，對向這些地區投資的人給予特殊的投資政策，因為西部地區遠離入海口，出口成本過高。所以投資西部就意味著你的產品也要在西部銷售或在中國國內市場銷售，也許不久以後，隨著中國和中亞、俄羅斯聯繫的加強，也可以向這些國家出口。但這是一個長遠的考慮，長遠的意思大概就是30到40年的時間。但我堅信西部省份最終也會像臨海或者臨江臨河省份那樣發達繁榮。
如果拿美國來看，你會發現兩條海岸線—東海岸和西海岸，內地城市除了芝加哥以外都趕不上這些沿海城市的發達繁華、人口眾多。而芝加哥是因為臨近聖勞倫斯河和大湖區，可以通航入海，運輸成本依然低廉。所以我相信你可以提高標準，例如說60-70％的沿海省份。但從歷史之初，中國的貧困地區往往都在內地，那裡氣候不佳，交通不便，文化和教育水平也不夠高。所以那裡的人民、那裡的優秀學子都希望提高自身，於是他們到沿海城市或者北京的大學讀書或接受特殊的培訓。這種狀況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因為優秀的教授和教師都不願意到這些省份。
這是個世界性的問題，在印度尤其是個大問題。印度有許多小村落根本沒有教師願意前往。於是孩子們跟隨一些不太稱職的教師上課。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城鎮化，建設城鎮、大城鎮，這樣才會有足夠的設施吸引教師，推動衛生服務事業的興起，實現與世界的連接。這是所有發達國家或地區都走過的一條發展之路，歐洲、美國、日本、台灣、韓國，以及新加坡。
中國改革開放的得與失
記者：1999年3月22日，中國啟動了西部大開發規劃；2003年9月10日，中國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多年過去，沿海與西部、內地省份之間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加大了。
李光耀：省份之間增長率的不平等是無法避免的。因此必然形成內地省份的人民無法獲得平等發展的感覺。他們遠離入海口，遠離市場、投資和出口貿易。他們會認為自己毫無競爭優勢，這種情緒是難以避免的。如今中央強調「和諧社會」，正加大力度在內地、西南、西部和西北省份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他們也被允許可以向投資者提供特殊的經濟鼓勵政策。這會縮小省份間的差距。但它無法完全填補這個差距，因為近海及近河的地理優勢是無法均衡的。美洲大陸也有同樣的問題，東西海岸的城市要比內地城市更為發達。
記者：新加坡當年也曾經遭遇過產業轉移的陣痛，中國目前沿海城市也在面臨相似的情形，土地、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不斷上升，有跡象顯示部分公司正往一些低成本國家轉移，例如越南、印尼和印度。從您的經驗來看如何面對相應的產業調整和升級？
李光耀：在全球化競爭變得如此激烈之時，每一個國家都面對同樣的問題，競爭者憑借低成本的生產基地，以同樣的商品同樣的服務進入市場。新加坡方面，我們必須對我們的勞動力進行再教育，以吸引更多新興工業，提升價值鏈。當然，工業轉移及升級的問題，所有國家都面臨這個問題，馬來西亞、泰國，很快越南也會加入進來。
記者：自2004年起，圍繞著中國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產的流失，以「朗顧之爭」為起點，中國國內對國企改革進行了激辯，形成未來中國國企改革前途樂觀及失望兩個極端。中國的國有企業佔據著國民經濟的重要命脈，新加坡擁有一些實力雄厚的國有企業，例如淡馬錫（Temasek），中國的國企如何才能產生更多的淡馬錫？
李光耀：新加坡的國有企業從一開始就明白，要生存就必須競爭。國家不會資助他們，如果他們一再虧損，就只好關門倒閉。這些企業中多數出口尋求增長，必須面對競爭求生存。因此他們非常重視節約成本、提高生產力，並利用合作經營和熟練工人，使用最好的機器設備改善產品質量。中國的國有企業並沒有這樣的競爭壓力，因此一旦市場開放，許多企業無法迅速變通適應競爭，將不得不靠國家的資助生存。但是據我所知，中國部分國企正在改變並不斷發展。
記者：自2004年起由國企產權改革發端，社會上關於改革問題和方向的激烈爭論從經濟學界迅速擴展到整個學界，並通過網絡等媒介，上升為全社會廣泛參與的一場關於改革開放何處去的大討論。有些人認為改革開放成本的承擔者和改革成果的享受者完全錯位，即承擔改革成本多的社會群體享受到的改革成果少，而承擔改革成本少的社會群體享受改革的成果比較多？
李光耀：目前許多批評都是針對改革計劃快速實施過程中的錯誤和瑕疵。舉例來說，當各個城市都在競爭GDP的增長時，增長幅度成了評價市長成績的標準，而忽略了其是否為生產性投資，是否符合長期發展要求。市長們一心關注的是GDP數字的增長，而忽略了其長期增值的能力。結果，他們忽略了環境、忽略了長遠規劃，更糟的是，許多基礎設施工程在臨近的數個城市重複複製，比如珠江三角洲區域內臨近的數個國際機場建設就是一種資本投資的浪費。這就是利用不完善的績效指標一味追求高速度的代價。
記者：2005年，中國主席胡錦濤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張。其目的是探索創新型發展模式，探索分享型改革，讓民眾享有更多改革成果。公平與效率相對小國來說容易，而對大國則難，怎麼讓中國社會在獲得效率的同時，民眾盡享公平的果實？
李光耀：是的，如果新加坡是中國的一個省大小，我們如要確保每個人都分享公平，就必然會面對更多的困難。發展過程中不可能讓每個人都平等的獲得財富。回到鐵飯碗時代，我們就無法取得進步。不過，弱勢群體、教育水平低的群體也不必恐慌自己會被遺棄，因為他們也將獲得適當的住房、衛生保障，子女也擁有平等的機會接受中學及大學教育。
對蘇州工業園有特殊感情
蘇州工業園區以中新蘇州工業園區開發有限公司（CSSD）為開發主體，由中新雙方財團組成：中方財團由中糧、中遠、中化、華能等14家大型企業集團出資組建；新方財團由新加坡政府控股公司等聯合組成，並於1994年5月12日，蘇州工業園區破土啟動。
蘇州工業園在起始之時承載著李光耀將新加坡的制度、管理、產業等軟體「複製」於中國大陸的深厚冀望，但在實際的雙方共建工業園路途中，商業思想的巨大差異，使其理想化的模式「觸礁」。李光耀後來在其《回憶錄》中罕有地用了2821字來回憶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曲折，並感慨：「蘇州五年，讓我們見識了中國一層層行政機關和易變的經商文化的錯綜複雜。我們如今對中國的制度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學會怎麼繞道而行，迴避各種路障，最終使中方把蘇州工業園區計劃繼續進行下去，爭取部分成功而不是徹底失敗」。
繼蘇州工業園之後，作為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合作建設的第二個項目中新天津生態城亦於2008年啟動，該生態城同時亦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間合作開發建設的生態城市。與蘇州工業園區不同，該生態城未來若能取得成功，其模式將會在中國其它城市複製。
記者：1990年中國開始開放上海浦東；1992年9月，您在造訪蘇州時，時任新加坡副總理王鼎昌根據此次造訪繪出蘇州工業園的藍圖，並得到江澤民、李鵬、朱熔基、李嵐清等中國領導人的支持。鄧小平先生南巡時也強調，要向新加坡學習，並且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現在看來，蘇州工業園對中國其它工業園區有何借鑒？您認為蘇州工業園與其90公里外的上海浦東互動關係如何？
李光耀：它給工業園建設設立了一個基準點。工業園的規劃與發展，佈局良好、乾淨整潔、綠色自然，在此7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工業、商業、住宅及政府服務各行各業濟濟一堂，設有休閑娛樂區，其中包括一個面向金雞湖的高爾夫球場。這種模式已被其他許多工業園拿來學習和採用。
事實上，長江三角洲的崛起要歸功於上海的發展，連蘇州工業園都從上海這樣的龍頭髮展中受益。工業園區的價值在於與90公里之外的上海做生意成本較低；只要建設良好的公路交通，不管是土地、勞動力還是其他成本都會降低。因此上海和蘇州工業園之間是協同作用。
（註：蘇州工業園區是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的重要合作項目，開創了中外經濟技術互利合作的新形式。1994年2月11日，國務院下達《關於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有關問題的批複》；2月26日，中新兩國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署了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
記者：一種觀點認為，蘇州工業園學習的是裕廊工業園的模式，但是並沒有學到裕廊的精髓，在您的自傳中您詳述了中新雙方就建立工業園所經歷的挫折和努力，新加坡方面是如何尋找到越過障礙的解決方法的？
李光耀：開始的時候，我們不理解為什麼中央政府和蘇州市政府關注的重點會有如此大的不同。
中央政府希望完全借鑒這一概念，包括規劃、佈局、工業、商業、住宅和娛樂設施的整合，所有這些「軟件」方面的東西都要加以規劃和集中。而蘇州市政府關心的是硬件設施的快速發展，因為硬件建設的進步會比較明顯，因而他們打算放棄已經同意了的總體規劃。
讓我們感到驚奇的是，我們發現我們在文化和商業思路上存在很大分歧，我們無法理解對方做事的方法，「關係」和派系等因素，還有他們決策做事的方法，根本不顧及自己是否已經脫離了原已同意了的總體規劃。我不得不去和江澤民主席交流，請他指示南京，即蘇州市政府應遵從中央政府的決定。
總的來說，中國領導人最初希望借鑒新加坡的「軟件」設施，最後蘇州方面學到了比如管理系統和文化等這方面的先進經驗。但有一個難題就是，從蘇州派過來學習的幹部都是些底層人員，而高級領導幹部並沒有來學習。因此當這些幹部返回之後，對在新加坡所學知識的應用個別時候會持部分保留，因為他們的上級領導不明白我們如此做事的原因。總的來說，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可以說已經成功了80％以上。
記者：現在中國的許多省份，比如說廣西及唐山邀請新加坡將蘇州工業園區的模式複製到他們那裡，你認為蘇州工業園的模式可以複製嗎？
李光耀：不同地區必須從工業園中學到適合自己環境條件的因素並加以採用和適應。不能盲目照搬蘇州工業園的模式。依樣畫葫蘆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記者：繼蘇州工業園後，由中新兩國政府倡議天津中新生態城市建設已經破土動工。中新生態城的建設基於什麼樣的考量？這是否意味著未來的中新合作將不再局限於工業園區模式？
李光耀：中國和新加坡的合作已經向前推進至天津的一個生態城市建設。我們在過去半個世紀所學到的知識和經驗可以為他們所用，從而在發展工業和服務業的同時防治污染和毒害，防止生態被毀壞，特別是空氣和水質量的保持。
與另外的工業園合作、傳播同樣的技術和知識並不會增加新的價值。中國的未來應該從如何保護水資源的清潔和充足、保持環境綠色環保，並避免過度利用能源等新方法中受益。
（註：2007年4月，溫家寶和吳作棟共同提議，在中國北方水質性缺水、不佔耕地等資源約束條件下，共同建設一座生態城市，並做到能複製、能實行、能推廣，起到示範性作用。同年11月，兩國政府簽署了合作框架協議。2008年9月28日，中新天津生態城正式開工。）
特區必須去爬增值的梯子
1979年7月15日國家正式批准廣東、福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推出深圳、珠海、廈門、汕頭這四個經濟特區作為試點，中國改革開放整體棋盤由此全面激活。
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的歷史進程中，有兩方面的互動作用值得關註：一是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特區及其省份的示範帶動作用；二是根據經濟特區或是沿海省份的發展經驗，來自高層方面對一些政策的糾偏或是進程的轉向指導。
記者：資政先生，深圳經濟特區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一個重要起點，您曾經五次造訪深圳（1985、1988、1990、2000、2005），並評價深圳說：「中國不能沒有深圳，她是中國改革試驗田，深圳的試驗取得成功，就說明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走得通。」深圳市原市委書記李灝認為，您「對特區的功能、特區的意義，比我們理解的還透徹」。您是如何看待深圳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地位的？中國共產黨正在積極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深圳經濟特區在這項改革中會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將會扮演什麼角色？
李光耀：深圳加入香港自由市場經濟是很合理的。深圳的高速發展靠的是充足的土地資源、廉價的水資源、能源和勞動力。許多香港的工業和服務業都到深圳發展，將這裡作為一個成本低廉的生產基地。我已經有超過幾年沒有去過深圳了。關於它的深入改革我現在是沒有資格提出建議的。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最近訪問新加坡時告訴我，深圳和其他珠江三角洲的沿海城市一樣，都因不斷上升的工資和成本而感受到了成本的壓力。廣東必須尋求高附加值的製造業，否則就將停滯不前。汪洋書記說，廣州在華南地區的角色定位已經被考慮進入下一個五年計劃。他已經和國家發改委談過深圳和廣東所有的工業企業的發展計劃，並列明廣東的角色，加速整個珠江三角洲盆地，包括廣西、雲南和其他南方地區的發展。
（註：以僅僅327.5平方公里的土地，深圳經濟特區於2007年創造了6765.41億元GDP，被譽為中國所有經濟特區中最成功的試點。繼國務院溫家寶總理於2008年全國兩會期間表態「深圳特區還要辦下去」之後，11月19日廣東省經濟特區工作會議在時隔12載之後重開，以謀求在新的形勢下，特區效應的最大化。）
記者：您是否關注到去年汪洋在廣東發起的一輪解放思想的運動，假如中國推動新一輪的改革，廣東還能像過去80年代一樣，發揮它的作用嗎？
李光耀：我想現在的人是無法重複80年代人們所做的事的。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簡單的年代，你們剛剛接手香港的低端工業，從農業步入紡織、塑膠和所有低端產業，你們的發展是非常迅速的。如今工資水平升高了，土地成本升高了，你就必須去爬增值的梯子。換句話說，你們的發展現在要依靠更高質量的投資，引入更多資本、更多機器、更多電腦，以及可以利用這些設備工作的受過良好教育的高素質人才。
所以你們必須轉變，如果你們依照其他國家或新加坡的發展路子，即用更複雜的投資擴大經濟的增值效應，並相應提升服務於這種高端經濟的城市人口，那麼你們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工程、IT都必須依次提升，這才是困難的部分。如果你們走得過快，人們就跟不上。舊的工人無法迅速改變適應環境便要返回學校。這也是我們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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