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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會和國慶60年 中共執政能力引世界解讀


http://news.wenweipo.com   [2009-09-17]    我要評論

【文匯網訊】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四中全會15日開始在北京舉行,成為當天全世界受到關注最多的大會。《愛爾蘭時報》稱,這是一次旨在改進「黨建」的關鍵性會議;《華爾街日報》則評論說,此次全會可能是更加自信的中國共產黨的起飛點。聚焦中國共產黨,其實就是聚焦中國的道路。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程恩富15日告訴記者,西方關注此次會議就是想預測中國未來的走向,並評估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最近評價中國的文章中,越來越多地出現「中國領導人」、「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等詞。這種變化是細微的,但任何轉折往往是從細微處開始的。一名旅居美國的資深媒體人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也是西方理解中國的過程,在所有中國元素中,「中國共產黨」應當是最難理解的元素之一,但這種理解卻是西方無論如何繞不開的。

■9月15日,車輛從北京天安門廣場剛剛豎起的民族團結柱前駛過。隨著國慶的漸漸臨近,長安街邊多處整修工作接近完工,許多路口擺起主題花壇,節日氣氛越來越濃。新華社

「四中全會有望創造一段歷史」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15日報道稱,中國共產黨十七屆四中全會15日起一連舉行4天,除加強黨內建設等問題外,較少在這類會議中觸及的經濟議題亦可能有所討論。該報道說,中央全會一向是總書記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體委員發表述職報告的會議,但會議也有可能為下階段經濟政策主軸定下基調,對年底固定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一定影響。

 《紐約時報》、《愛爾蘭時報》等15日同時關注了中國的反腐問題。《華爾街日報》15日評論說,本屆全會可能是更加自信的中國共產黨的起飛點,共產黨將願意試驗新的政治選項,如(黨內基層)直選,不論結果如何,本周的四中全會有望創造一段歷史。 

 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學部委員程恩富說,此次會議這樣受關注是因為這是十七大之後首次召開的的黨建會議,中國共產黨在執政能力方面,面臨很多新的挑戰,比如政治體制改革,黨內現實存在著腐敗和官僚主義等問題,國內外對本次大會期待很高,都希望這些問題在大範圍內得到更好解決。 

 程恩富說,去年是改革開放30年,而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週年,又要搞閱兵,再加上「疆獨」、「藏獨」等勢力也鬧得比較凶,還有世界近年來一直在討論「中國模式」和中國和平崛起。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國事的領導者和操作者召開的這次大會,必然引起西方的高度關注。西方希望借此預測中國未來的走向,並評估中國對世界的影響。

從漠視到斜視,再到正視

 15日的《華爾街日報》還說,「中共全體會議不乏創造歷史的例子」,「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標誌著鄧小平開始通過現代化和解除政府對市場主導啟動經濟變革」,1992年的全會「是一場偉大的經濟試驗的開始」。 

 實際上,早在1978年,《華爾街日報》就開始關注中國共產黨。當時,該報一名叫羅伊斯特的記者來到廣州,他在《中國牌的馬克思主義》一文中這樣寫道:「中國實行的看來是外界沒看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學習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思想談得很多,但是他們不讓一些想法盲目支配他們的行動。他們給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們是完全講求實際的。」

 正是從那個激動人心的歲月開始,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也在一點一點向前推進。而所有這些認識也在相當大程度體現在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上,恰如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所說:「要理解中國政治,必須要理解中國共產黨複雜而多面的角色。」 

 不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學者經歷了一個從漠視到斜視,再到正視的過程。這一點從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的研究思路中就可以看出。1993年,沈大偉寫了一本書,名叫《美帝:美麗帝國主義》,藉以調侃中國對美國曖昧的情緒。2000年,他又寫了《現代中國國家》一書,明確承認中國的進步,但對中國共產黨的評價還是有一些懷疑。2008年4月,沈大偉又出版新書,完全與15年前的《美帝:美麗帝國主義》不同。《華盛頓郵報》對其新書的評價是,沈大偉想要描述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充滿智慧和不斷反省的政黨,他並不想迴避共產主義在歐洲的崩潰,而是想借此(中國共產黨的持續發展)反襯先前共產主義失敗的原因。

 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看完沈大偉新著後,認為這本書非常敏銳地探討了如下問題:「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牢牢掌握政權,而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國家卻瓦解了?」「中共究竟先進在哪裡?」普林斯頓大學的羅茲曼教授認為:「中國共產黨在觀念和架構上的重建,將確立一個重新書寫中國政治的新標準。」 

■圖為2008年8月2日拍攝的國家體育場——「鳥巢」。新華社發 

聚焦中國共產黨,其實就是聚焦中國的道路

 據俄羅斯《觀點報》14日報道,俄羅斯共產黨主席久加諾夫表示,世界經濟危機背景下,西方國家表現疲軟,而中國則保持強勁上升勢頭,「許多國家都在向中國看齊」。久加諾夫說:「在上一次席捲全球的經濟危機中,保持最快經濟增長率的是蘇聯,它在10年之內保持著每年10%-15%的增長速度。而現在站在這個位置上的是中國,它在30年內保持著超高的經濟增長態勢。」久加諾夫還表示,任何國家的發展都要基於自己的傳統和文化,「中國是一個有集體主義傳統的國家,從集體決策這個角度來講,中國要比美國做得好得多。」

 對於中國共產黨引領的中國道路,西方精英有不同的理解。加拿大《環球郵報》認為,這是中國傳統的復興。「中國目前的社會和諧理念和儒家思想有許多相似之處。中國重新確立了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傳統儒家『軟實力』思想已開始重新發揚光大。」 

 法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讓-呂克·多梅納克教授的解讀是,「在共產黨歷史上,我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領導人,他們能夠傳承過去的歷史、合法性和共產黨傳統,同時又能明白當代世界,知道如何參與全球化而不能完全陷入規則」。 

 美國卡耐基和平基金會中國部主任裴敏欣向記者講述了他的看法:中國有自己比較獨特的治理文化,中國的選擇就是中國決策者堅持的選擇。這種選擇所取得的實際成效,即使在西方,也贏得了更多尊重。中國領導人做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方面再圖改善的決策,西方曾有過各種各樣的看法,但到現在,越來越多人認為,中國管理者這樣做是非常務實的。

從和平發展理解中國共產黨

 一些外電把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與國慶60週年聯繫起來。「美國之音」報道稱,「中國執政的共產黨精英召開的大會」正逢共產黨10月1日建立政權60週年前夕。《愛爾蘭時報》的文章說:「在本次會議上,中國將回顧黨在過去60年裡的成就。理論家們說,這60年分為兩個部分,最近30年中國改革開放,使國家成長為一個全球大國。」

■這是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之夜。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還有分析把中共執政的第60年與蘇共執政第60年的1977年作對比,那時蘇聯正處於勃列日涅夫統治下的「黃金時期」。中國社科院的李偉研究員15日告訴《環球時報》,當時蘇聯四面出擊,與美國爭霸,冷戰也達到頂峰。這一方面說明它有力量,但另一方面四面出擊也消耗了它很大的實力,國內的生活水平增長就變慢了。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金燦榮教授認為,把中國與蘇聯對比要避免一個誤區。中國在政治體制安排上是一定程度上學蘇聯,但是從毛澤東時期就在努力發展自身的特色,因此,兩黨的性格不一樣。同時,中共和蘇共的社會、文明的背景也不同。蘇聯處在西方文明的邊緣,中國處在東方文明的核心,如果簡單對比是不科學的。

 不過,歷史上崛起的大國有很多都是以非和平手段實現目標的,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會不會是一個例外?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這已經成為西方關注中國的一個核心問題。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長庚欣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中國的高速發展打破了世界歷史中的「興衰律」,過去都把崛起國視為國際秩序的「革命者」、「顛覆者」,而崛起的中國卻是國際秩序的「平衡者」、「協調者」。

■盤錦邊防支隊官兵在遼河三角洲的紅海灘上製成巨幅國旗(9月14日攝)。當日,遼寧省邊防總隊盤錦邊防支隊官兵將親手製作的五枚金色五角星,按照國旗排列的位置安放在轄區內佔地9萬畝的「紅海灘」上,向新中國的60華誕送去衷心祝福。新華社

 這種說法和沙特阿拉伯《雜誌》週刊近期一篇文章不謀而合,其中提到「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比許多人認為的更積極,因為中國不是一個與人為敵的國家,中國在該地區不做干擾別人的事」,「中國成功實現了經濟巨大發展這一主要目標,而沒有去刺激別人也沒有讓人懷疑中國的意圖」。 

 正是中國基本依靠自力更生而實現的發展,使西方世界開始靜下心來研究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和諧世界的理念。西班牙《觀察報》曾刊發一篇文章談道:「中國尋求建設一個和諧世界,主張多邊主義,強調和平發展。憑借中國模式的成功,中國毫不費力地贏得了發展中國家和反對單邊世界、不願富國獨霸天下的國家的好感。」 

從中國國情認識中國共產黨

 英國廣播公司15日報道稱,中共全會可能會探討擴大黨內民主,擴大執政黨合法性,以應付中國面臨的嚴峻社會和經濟問題。路透社等媒體也把焦點放在中國共產黨需要解決的問題上。金燦榮教授認為,中國是一個古老的文明,但又是一個年輕的現代國家,中國近代史的基本主題就是一個曾經非常發達的農業文明國家轉型成為一個工業文明國家,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任務。工業文明是西方創造的文明,並借助這個文明凌駕於非西方國家之上,中國作為東方文明的核心也是一個學習者,一直在努力追趕,成績到現在還是令人滿意的。

 「他們要管理四個中國」,這是美國著名的「中國通」戴維·蘭普頓對中國領導人面臨艱難任務的概括。他說,中國政府要領導占世界人口20%的中國人民,相當不易。中國領導人實際上需要管理四個中國,即:非常富裕的中國、比較富裕的中國、不太窮的中國以及非常窮的中國。「舉個例子,從1978年到1985年,中國農村比城市發展快。我記得那時到中國,城市人都在抱怨,說農民房子大,生活富裕。那時是讓「農民先富起來」。1985年之後,城市取代了農村的優先地位,城市人開心,農民開始抱怨。而到了近幾年,農民收入提高,城市人又開始抱怨通貨膨脹、污染、交通堵塞等。所以中國很難同時解決所有人的問題。」

■9月15日,人們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剛剛豎起的民族團結柱前拍照。隨著國慶的漸漸臨近,長安街邊多處整修工作接近完工,許多路口擺起主題花壇,節日氣氛越來越濃。新華社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面對的現實。美國外交學會高級研究員沃爾特·米德曾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當前中國面臨的繁重問題是,要在很短時間裡給十多億人帶來新生活。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取得這個成績。如果中國人到美國去問:「你們說中國人該怎麼做?」我想,美國政府,包括精英們也沒有任何答案。」一名西方記者在一次聚會中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任何理論都能在中國找到論據,但沒有任何一種理論能夠完全解釋中國現象或指導中國,而任何政策在中國都不一定能整齊劃一地推動下去。中國領導人要領導如此複雜的國家,這是與任何發達國家領導人區別最大的地方。

 沈大偉在去年北京奧運會後作了這樣的分析:「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有思考能力的黨。他們適應性強、自省且開放,不斷仔細研究並總結蘇聯瓦解的教訓,確保避免與它同樣的命運,然後保持一個經濟蓬勃發展、抑制貪污、對不斷改變的社會需求及時作出反應的狀態。」這段話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31年前《華爾街日報》記者羅伊斯特對中國共產黨人的評價:「他們是完全講求實際的」。(來源: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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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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