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1：什麼樣的患者應該強制收治?
草案明確規定非自願住院醫療措施的適用條件，即只有精神障礙患者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且有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危險的，才能對患者實施非自願住院醫療。
「擾亂公共秩序」容易被濫用
著名公益律師、深圳「衡平機構」負責人、《中國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報告》主筆人黃雪濤表示，「擾亂公共秩序」內容相當寬泛，《刑法》確定的「擾亂公共秩序罪」包含「妨害公務罪」「招搖撞騙罪」等28個罪名，《治安管理處罰法》確定的「擾亂公共秩序行為」則包含「破壞選舉」「追逐攔截他人」等20種行為。如果將「擾亂公共秩序」作為非自願住院醫療措施的使用條件，無疑存在被濫用的可能。
國際標準無「擾亂公共秩序」
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專業委員會秘書長、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李軒表示，由於「擾亂公共秩序」詞義的開放性和模糊性，常常被濫用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給予治安、刑事處罰的借口，如將「擾亂公共秩序」作為非自願住院醫療措施的適用條件，應對這一概念予以細化。在有關精神障礙患者強制收治的國際標準中，並沒有「擾亂公共秩序」或「擾亂公共秩序的危險」這樣的條款。
採用「危險性標準」存在隱患
曾經參與起草《精神衛生法》的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副院長唐宏宇認為，草案對非自願住院患者採用的完全是「危險性標準」，即只有當患者有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時，才能強制收治。其實精神病患者中有極端行為的並不多，我國現有1600多萬重性精神病患者，只有10%左右有「危險行為」，大部分是胡言亂語、不吃不喝、裸露、妄想等。現在的規定有可能導致這些實際上需要治療的患者得不到及時治療。
爭議2：誰有權力把人送進精神病院?
草案規定，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發生或者將要發生傷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擾亂公共秩序行為的，其監護人、近親屬應當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
監護人權力過大易出現惡果
黃雪濤認為，草案對非自願住院醫療制度設計了監護人主導的原則，導致監護人權力過大。一旦進入收治程序，送治的近親屬就自動被視為監護人行使監護權。
這種親權對成年公民自決權的侵犯，不僅在法理上存在嚴重漏洞，現實中也出現惡劣的社會後果。「深圳鄒宜均案」「廣州何錦榮案」「南通朱金紅案」和「福建陳國明案」都因家庭財產糾紛，當事人被近親屬以綁架方式送往精神病院。黃雪濤建議，非自願住院治療的患者，有權委託監護人以外的代理人，行使訴訟及異議權利。
醫生有時候無法認定監護人
唐宏宇表示，雖然監護人在民法中的定義已經非常明確，但在操作上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這也是此次草案中的難點。「患者被送過來，我們作為醫生，有時無法確認送他來的就是監護人。」唐宏宇說，民法通則規定精神病人的監護人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及其他近親屬，但如果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間存在意見分歧，法律沒有提供必要的解決手段。一旦爭議出現，就需要醫生做出選擇，這存在一定困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