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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先生在《資中筠自選集》發佈儀式上。 【文匯網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據北京晨報報道，與資中筠先生面對面時，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慚愧：與老人家相比，我們是多麼的粗鄙。
已經習慣了與世沉浮，習慣了身上的塵埃，習慣了在大是大非面前默默無語。因為在內心深處，有一種深深的失落，它讓人麻木，讓人不願再嚮往明天，不願再提起靈魂。
對於裝睡的人，怎樣的吶喊都是沉寂，對於不願邁出的雙腳，所有的道路都是禁區。然而，一切真的只能放棄？
81歲了，資先生依然那樣睿智與優雅，翻開剛剛出版的五卷本的《資中筠自選集》，有如醍醐灌頂。不論歲月如何匆匆，不論世事如何紛紜，在這世界上，總有人不願後退，總有人在堅守著文明。這，是怎樣的一種溫暖？讓我們堅信：再遙遠的長路，也將過去，再艱難的地峽，也將穿越，歷史的大潮，終將奔流到海，一往無前。
所以等吧，我們等得起。
百年中國人的自強夢，百年的苦難與堅持，擎著啟蒙這面旗，我們唯有頑強地走下去，才能不愧對前賢，不愧對他們的奮鬥、思索與犧牲。
於迷惘處，聆聽資先生的教誨，堪稱平生幸事，每個人都是歷史中的人，100年後的孩子們，必然會翻開今天的細節，他們會看到的，至少還有痛苦是真誠的，至少我們沒有沉淪。
資中筠
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
迷信這樣被破除
北京晨報：許多老一代知識分子都經歷過一段從獨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過程，您當年是如何覺醒的呢？
資中筠：這分三個階段，我們當初受的是民國時期的教育，延續著「五四」精神，東西方內容都有，當時並沒覺得衝突，也沒有西化不西化之說。解放後，隨著一次次被改造，加之「二戰」後，歐洲知識分子集體向「左」轉，讓人們相信這代表了未來，是全人類的潮流。這本身並無大錯。只是這種理想為掌權者所歪曲利用，實施包括思想領域的全面專政，加之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特點和弱點導致自我迷失，產生了迷信，所謂迷信，就是強迫加自願，上交了獨立思考的權利，一切靠別人的腦子來判斷。有人覺悟早一點，「文革」前期就明白了，有人晚一點，改革開放後才轉過彎來。至於我個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當時正在「批林批孔」，邏輯越來越荒唐，於是想到領導人年紀大了，糊塗了，這就打開了一扇窗：過去遇到想不通的問題，認為領導總是對的，便努力說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錯之後，便可以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了，這扇窗一打開，就不再能關上，從此心中逐漸亮堂，也就是自我啟蒙。
為什麼集體緘默
北京晨報：那一代知識分子受「五四精神」的熏陶，為什麼卻很少有人提出質疑呢？
資中筠：有害怕的因素，但也有主動接受的因素。特別是開始，擁抱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覺得自己也應該改變舊思想、舊觀念。當時沒有用「啟蒙」這個詞，但是似乎也是在接受一種新的「主義」的啟蒙。沒有想到實際上陷入了蒙昧。後來，一次次的運動，漸漸擠壓著空間。這些運動不是一直都在搞，而是緊幾天松幾天，松的時候好過一點，這樣一撥一撥，人們不斷在自我檢討中，就像溫水煮青蛙那樣，剛開始並不劇烈，自我批評一下就能過關，到後來越來越難，「反右」時幸虧我在國外，回來一看嚇一跳，因為那些想法我也有，如果在國內，可能就成右派了。幾次運動下來，心裡甚至都感覺不到恐懼了，完全變成了一種自律，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全都牢牢地記住了。「文革」時，遇羅克寫了《出身論》，我內心很贊同，但不敢說，等判決結果下來後，真是很害怕，幸虧當時沒說出來，不然的話，我不也可能被槍斃了？「文革」時最害怕，因為誰都可以揪你出來，大家爭取留在人民內部矛盾中。到後來，對於極左也就接受了。
我們這樣改造自己
北京晨報：所以大家都去了「五七干校」？
資中筠：是的，當時提出的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而消除知識分子與勞動人民之間的差別，不是讓農民變成知識分子，而是讓知識分子變成農民。當時我最擔心的是自己養不活自己，真下去了，發現只要不怕髒不怕累，也沒想像的那麼難。對我來說，不怕髒確實是一關，突破起來不容易。
北京晨報：當時沒想過回來？
資中筠：真不想，因為覺得不可能回來。當時想的是趕快把腦袋中的知識忘掉，剛開始干校在京郊，每兩周能回一次家，後來「一號戰備」下來，各單位自己去找地方，我們集體遷到河南，在一個空出來的勞改農場辦干校，整整兩年，全家人都下去了。我們非常努力認真，加上科學種田，所以我們麥子的畝產量比當地老鄉要多一倍。
過去不應神話
北京晨報：今天很多年輕人認為，那個時代更平等，是這樣嗎？
資中筠：表面上看平等，因為大家都窮。實際上並不平等，首先身份上就不平等，如果你出身不好，隨時可能被處理，就算沒受衝擊，也要服服帖帖。第二，特權依然存在，只是大家在鄉下，遠離權力中心，所以看不到上面的事。第三，那時幹部和國營工廠的工人有免費醫療，可農民沒有，我們下去的人中有的學了針灸，老鄉排隊來看病，稱他為「神醫」。那時各大醫院的名醫都被打下去勞動，讓護士開藥方，可首長有病，哪怕是再小的病，也從來不找赤腳醫生，他們會直接到「牛棚」中去找名醫，其實他們每個人的周圍本來已配備了小醫院。
北京晨報：可那時的人不是很樸素嗎？
資中筠：大家確實很樸素，高級幹部穿著也很樸素，衣服破了打補丁，有的還坐飛機到上海找專門的裁縫打補丁。
不願被介紹為首長翻譯
北京晨報：很多媒體上說，您曾給毛主席做過口譯，您似乎不願意提這件事？
資中筠：我專門為此寫過一篇文章「關於我的履歷」，收在《士人風骨》中。媒體還是喜歡這麼提這個，說明我們誦頌聖文化的傳統依然深厚。彷彿曾經為大人物服務過你就如何如何，其實那就是正常工作而已，不是一種頭銜。個人的水平不因服務對像改變而改變，我翻譯過巴爾扎克，媒體怎麼就不說了？這件事發生在上世紀50年代，無非是大家崇敬，我也崇敬，他當時也沒說什麼特別難翻譯的話，因為他不參加具體問題的談判。後來「文革」中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人們把首長翻譯看作「身邊人員」，我更加要特別聲明我從來不是。這次關於首髮式的報道，有人告訴我網上有的報道乾脆就把我說成「毛澤東的翻譯」，其他都不存在了。實在令我無可奈何，不知那記者是怎麼想的。
北京晨報：您和周總理接觸更多，對他的印象如何？
資中筠：周有非凡的才能，記性非常好，腦子彷彿是一個資料庫，見過的人他都記得，所有服務員都能叫出名字，能記住她們的某個特點，他很周到，能讓所有人都有親切感，他也願意在這方面努力。此外他知識面很廣，在各領域都能提出很專業很具體的意見，他外交也很有才能，可惜當時咱們也沒有現在這樣大局面的外交。抗戰時期他在重慶為中共爭取了很多知識分子。
主動掙脫塵網
北京晨報：您後來為何主動轉向學術呢？
資中筠：在外交系統，最好的工作是所謂「一線」，即在「部裡」和大使館，其次是我當時工作的「對外友協」之類，最差的是去學術部門，犯錯誤的幹部一般安置在那裡。在「對外友協」，需按口徑說話，事務性工作多，那時我快50歲，忽然就想獨立了，不想再事事聽命。更何況，當時國際問題研究所有一個非常好的圖書館，國際問題資料最豐富，我一輩子都是跟著圖書館走，當年上清華也是因為圖書館好。
北京晨報：對這個選擇，陳樂民先生同意嗎？
資中筠：聽說我要去研究所，大家都很吃驚，部裡說安排我去駐外使館。陳樂民生怕我答應，因為要去兩個人得一塊兒去，我們都特別不喜歡使館的工作，閉塞且人事關係複雜，還必須事事按口徑說話。陳樂民更厭惡官場，他最喜歡抄寫陶淵明的那句詩「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斯文就這樣消逝
北京晨報：老一代學人給人最深的印象是他們的風骨與操守，為什麼後一代學人就沒能傳承下來呢？
資中筠：我們大學畢業時，因為歷史相對簡單，可以到外事一線工作，逐步替代那些解放前就業的知識分子，但我們只是暫時被信任。領導說現在還用你們，是因為工農子弟還沒成長起來，如果不加緊改造自己，等「我們自己的子弟」進來時，你們就要被淘汰。文革前夕新分配來的大學生出身大多符合「紅五類」標準。我們已經下鄉了，我和他們這一代人沒有更多接觸，不太瞭解他們的情況。他們的命運參差不齊，有的是造反派骨幹，有的也被打倒，不得不上山下鄉，甚至進監獄。其中高幹子弟的命運和他們父母的命運息息相關，有些人在命運的大起大落中，嘗到了民間的疾苦，也就想通了：權力才是最重要的。
北京晨報：今天讀書人的修養確實有很大的滑坡。
資中筠：修養需要幾代人慢慢熏陶出來，今天啟蒙說得太多了，甚至成了貶義詞，這也沒辦法，啟蒙關鍵是要回到生活層面上來。我在小學時有公民教育課，一開始就教孩子們不隨地吐痰、不闖紅燈、講禮貌，就是基本的公德。到高年級有少數服從多數等民主原則，一個人講公德，是從小訓練出來的。日寇佔領時期，我們學校公民課沒有了，改成「修身」課，學四書五經，講忠孝節義，這是件有趣的事。從歷史上看，異族統治者往往尊孔，這是為了他們統治的需要。
權力與道德的博弈
北京晨報：我們從小老師也教導要「五講四美三熱愛」，可為什麼沒起到良好的效果呢？
資中筠：解放後，宣傳個人道德，拔到一個非常高的高度，要求一個人完全「無私」，可宣教者自己也沒做好榜樣。此外，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政治標準放在了第一位，搞「階級鬥爭為綱」，常識中的道德標準服從政治，一個人做了再多好事，只要在政治上說了錯話，那麼什麼也挽救不了他。相反，如果一個人政治正確，哪怕他男盜女娼，也沒人管他。許多勞模在「文革」中被打倒，是真正的模範，可後來說成是保守派、修正主義，是「低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結果一樣挨整。總之，只要跟對人、站對隊，就可以無所不為。當年的鄉紳，做了那麼多慈善事業，反而成了他們的罪名，說明他們虛偽、麻醉人民的鬥志，好事幹得越多，罪過也就越大，在這樣的氛圍中，道德環境自然會受到傷害。「文革」結束後，在商業大潮的衝擊下，一切向錢看，又使我們的道德基礎進一步滑坡。
我們輸出什麼文化
北京晨報：在今天，輸出文化成了熱詞，但在自身問題沒解決好的前提下，這是否會帶來負面問題？
資中筠：有可能，輸出文化可以，但不能輸出腐敗文化。在有些國家，確實有不少中國企業家把國內的做法搬到了國外，賄賂當地官員，搞權錢結合，造成了不良影響。上世紀70年代，美國也出現過類似如何處理與某些新獨立國家做生意的問題，因為這些國家政府控制的企業多，賄賂成風。美國面臨要不要「入鄉隨俗」的問題。最終經國會討論，達成共識：如果聽任這種行為氾濫，則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商業倫理將崩潰，因此制定了《海外反腐敗法》，要求涉外公司每年做出書面承諾，不行賄，並接受調查。這時與中國還沒有關係。美國公司在進入中國市場時，也受《海外反腐敗法》約束，但是中國生意大，如果因為反腐敗而在競爭中失利，損失太大。他們又經過討論，還是堅持反腐敗法的原則，但稍有放鬆，比如為了催一個批件，請客吃飯不算是腐敗，外企中很多是中國本土員工，他們會想一些辦法。總部雖然年年照例查，但對有些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前幾年有一家外國公司在中國行賄，被自己國家查出，金額達200萬，可我們只承認2萬，也許是雙方標準不同，也許是我們不願深究。凡此種種。我們輸出什麼文化呢？抬出孔夫子來救不了我們。
不要諱疾忌醫
北京晨報：面對這樣的情況，啟蒙是不是解決之道？
資中筠：如果意識不到自己的問題所在，啟蒙也白搭。許多人比喻這種心態是「皇帝的新衣」，我認為這個比喻不太準確，我看更像是一個長了瘡疤的人，穿了件華美的衣服，他以為這就可以掩蓋問題，可對於醫生來說，一眼就能看出他有病，可誰說他有病，他就搞掉誰，越是胃痛，越不讓人提「胃」痛，其實醫生說出來，不是為了出他醜，而是告訴他：趕快去醫院吧。但他不願意聽。
北京晨報：今天不少年輕人都有困惑，我們該何去何從？
資中筠：不要問「我們」該怎麼辦，要問「我」該怎麼辦，這可能更實際一些，每個人都有底線，在任何環境中，一個人憑著誠實的勞動，總可以生活下去，不一定非要走邪門歪道不可。不過需要有一定的理念和韌性。就看每個人的修養了。
北京晨報：可堅守底線，並不那麼容易。
資中筠：堅持底線，不同流合污，確實不容易，因為環境的誘惑相當大，所以我總問這樣的一個問題——如果你在奶粉廠工作，你又明知老闆在往裡面加三聚氰胺，你如何辦呢？假如你的房子要還貸，需要這份工作，如果你拒絕就會失業(至少是暫時);如果舉報，風險更大;如果什麼都不做，就是幫兇，如何面對那些受害的娃娃？你會如何呢？這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但走過去了，就是海闊天空。每個人守住底線，社會才會好。不一定要做英雄，因為每個人才能、機遇不一樣。
啟蒙應潤物細無聲
北京晨報：今天的網上，一些網友戾氣很重，這該怎麼辦？
資中筠：這個問題我說不出來，戾氣很可怕，但只有充分意識到的人，才可能去改變，這本身就是啟蒙的一部分，即回歸理性思考，而非情緒宣洩。
北京晨報：換言之，解決這個問題，依然需要啟蒙運動？
資中筠：啟蒙就可以了，不要運動，啟蒙是照亮自己的心靈，它是潤物細無聲的。一個社會的戾氣，可能更取決於執政者，而非普通老百姓，所謂戾氣，大多是在出現不平時，而又沒有正常宣洩和解決的渠道才會集聚起來，對此應認真思考。在社會轉型期，大家都希望平穩過渡而不要暴力動盪，但是縱觀歷史，走哪條路的決定性因素在上，而不在下。老百姓都希望安居樂業。「民反」都是官逼出來的。
北京晨報：先生一直在為啟蒙而奔走呼號，是不是您這一代人對此更有緊張感？
資中筠：80多歲的人中，關心時事的也不太多，你看那些在公園跳舞唱歌的老人，他們絕大多數並不大關心，只有做過一些事的人才會關心這些。當然，80多歲的人更敢說話，因為負擔少一點，得失少一點，這是客觀環境決定的，經歷了這麼多事，自以為看透了。其實，今天年輕人也有看得很清楚的，總之，童言無忌，老言也無忌。
佔領華爾街很正常
北京晨報：「佔領華爾街」的活動影響巨大，您怎麼看？
資中筠：很正常，這在美國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依然在制度框架之內。美國代議制民主框架分幾層，當體制內層面的調整機制不夠時，群眾運動便會起來加以補充，這是自發的。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拉大，老百姓早該上街了。肯尼迪當年曾利用「向華盛頓進軍」向國會施壓，從而通過了保障黑人的法案，上世紀60年代席捲歐美的左翼風潮，也曾極大地推動了社會改革，對於這些國家來說，這並不奇怪。其實美國人並不太在乎貧富差距，但是他們對失業率更敏感，因為失業率事關尊嚴，一個下崗白領領救濟，這很丟面子。特別是感到競爭規則越來越不公平。美國資產者從全球化中受益很大，卻沒有惠及老百姓，因為資本可以流向廉價勞動力的國家，從而削弱了本國勞動者討價還價的能力，再加上華爾街金融大亨們的投機，受損失的都是普通平民，大家當然不滿意。至於這場運動的結果是否會推出必要的改革，還有待觀察。不過無論如何不能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運動，就證明我們制度優越，不需要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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