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從東部都市到西部農村，從普通民眾到達官巨富，焦慮如同揮之不去的空氣，蔓延至社會各個階層。
10月10日，世界精神衛生日。當日上午，心理衛生專家在鳥巢西側廣場為北京市民提供心理咨詢和精神指導時發現，焦慮是市民咨詢最多的問題。
千里之外的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機構日前通過對1000戶城市家庭的問卷調查得出結論：快樂正悄然地離民眾遠去，而焦慮已成為現代人的心理病。
「內心緊張不安，擔心要發生什麼不利的事，感到不愉快」……從東部都市到西部農村，從普通民眾到達官巨富，焦慮如同揮之不去的空氣，蔓延至社會各個階層。
國家人口計生委日前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已佔農民工整體的47.0%。他們的青春因收入低、難融入城市、未來走向不明、疏於照顧子女等而沾滿太多焦慮。
與此同時，焦慮、抑鬱等「官心病」也讓部分官員陷入心理困境，官員因之自殺的新聞時見報端。身居社會中間層的普通市民，或憂心就業、買房，或為子女教育發愁……
一條微博可以折射普通民眾的焦慮情緒：「我的股票賠得底掉，房貸還差90萬，老闆還經常扣工資，買的傢具是達芬奇的，買的醋是勾兌的，買的奶粉是有添加劑的，想買車要搖號，想增加工資老闆又不同意，即使走在路上碰到李雙江他兒子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剛』他崽，非死即傷。」
有分析認為，中國正進入「全民焦慮」或說「公民焦慮」時期，而這是現代化路上的陣痛。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韓國，焦慮情緒同樣蔓延，自殺率提升。
成因：速度的代價
急劇的社會變化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戰，整個社會範圍內也就出現了全面的焦慮。
《傷痕》作者盧新華說，「傷痕文學可以是一個永恆的話題。」過去有傷痕，現在也有。或許，焦慮正是當下中國社會的一條傷痕，它刻在很多人心上。
對於「全民焦慮」的成因，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社會心理學系李強教授認為，這是速度的代價。「中國用30年走過了其他國家一兩百年的歷程，急劇的社會變化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戰，整個社會範圍內也就出現了全面的焦慮。」
以4個城市數千戶居民為樣本，有學者對我國社會轉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壓力情況進行心理測量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社會轉型的變化與競爭、不確定性等壓力源是形成焦慮的主要原因。
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會不公現象，加劇了中低層民眾的焦慮感。「入園難」、「看病難」、「就業難」、「買房難」等問題，大多數人必須面對。加之，「四大名爹」、社會貪腐、分配不公等現象，導致社會心理失衡，強化了普通民眾對現狀和未來的不安。
痛苦有時源於選擇的多元。李強補充說，社會的開放和多元，一方面給人們升學、擇業、擇偶和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等，提供了更多自由選擇餘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心理衝突的增多和焦慮的出現。
還有分析指出，信仰的相對缺失，崇權拜金主義盛行，也是導致全民焦慮現象的一個原因。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賺到錢才能「賺」到幸福，錢多才幸福。這種衡量標準讓人陷入永不知足的狀態。
破解：個體疏導與政府著力
焦慮，關乎個人與家庭幸福，關係社會和諧穩定。如何解決，需要個體與社會共同著力。
天津心帆心理輔導中心賈曉波主任發現，前來接受心理輔導的人當中，近70%都有焦慮、壓抑、抑鬱等心理困擾。
焦慮的產生是因為對可預計的、即將到來或發生的事有所擔心，怕應付不了。賈曉波從個體的心理調試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議：
首先，認知調整。正確的自我認知是進一步找到解決焦慮的途徑的首要條件。做到正確自我認知、自我判斷，才能正確地看待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找到解決焦慮的辦法。
其次，情緒調節、疏導。出現焦慮之後，找到一個合適的宣洩途徑，釋放不良情緒，通過自我調節擺脫焦慮的情緒。
最後，藥物治療。如果嚴重到一定程度，應尋找專業心理咨詢機構咨詢，根據醫生幫助選擇通過藥物治療。
焦慮，既是一種個人心理困擾，也是一種「社會病」，它不僅關乎個人與家庭的幸福，更關係到社會和諧穩定。
有分析認為，破解社會焦慮，政府應承擔營造「大環境」的責任。改革開放30餘年，在舉世矚目的高增長背後，中國政府意識到社會心態失衡等社會問題必須妥善解決，讓民眾真正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過「幸福有尊嚴的生活」。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構建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創造和諧、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提升社會管理水平，正成為政府努力的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楊雅彬認為，「制定政策時，政府還應充分考慮政策的科學性、連續性和社會影響，減少因政策的不連續性等因素導致民眾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減少對個體造成刺激和重大挑戰。」
此外，楊雅彬認為，解決焦慮還要從教育入手。經歷了知識、勞動技能、人格三個維度的公民教育後，「自身有能力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困難，人與人之間存在人文關懷，違背社會規則現象減少」，就可以削減產生焦慮的心理土壤和外部環境。而辦好教育，是政府分內之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