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國際先驅導報報道，「在電視裡面說『我愛中國』的這些外國人真的愛中國嗎?」這是韓國學者李成賢近日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中，向中國人拋出的一個問題。
當越來越國際化的中國，以越來越成熟的制度，越來越開放的胸襟，容納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時，我們經常會聽到有外國人拖著腔喊出這四個字「我愛中國!」
但正如李成賢所疑問的，對於國人愛聽，老外愛說的這四個字，或許不妨認真探究究竟是說者的真情表達，還只是照顧聽者的入鄉隨俗?我們到底需要從老外嘴裡聽到什麼?
形形色色「中國控」
「我現在已經到了人生的最後時刻，我要告誡每一個西班牙人，中國人是真誠和可靠的，無論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都要相信中國人是你的朋友，所以我們一定要和中國發展關係。」2010年，「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薩馬蘭奇在去世前數月對他的西班牙同胞如此建議，這恐怕是一個「中國控」對中國人民作出的最由衷的表白。在中國1979年重返國際奧林匹克大家庭之後的30年間，他來中國29次。
在中國生活9年的李成賢也稱得上是「中國控」。他現在是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員，為媒體撰寫中文專欄。當他還在美國讀書時看到陳凱歌導演的電影《霸王別姬》，被電影裡的畫面和故事深深吸引，於是就在心中種下了一個心願：一定要到電影故事發生地看看。
2002年他來到中國，「我原來的打算是在中國呆一個月，然後回去美國繼續讀書。但是，沒想到這一去就一發不可收拾。」李成賢的普通話很流利，只是語速有點慢。那一個月，他跟著一個意大利記者去看搖滾樂演出，吃火鍋和羊肉串，最重要的是他的慢性消化不良在看了中醫後竟神奇地好了。這一切促使他放棄了回美國的計劃，留在中國。
這一留，就是9年。
同樣，德國諷刺作家柯立思在寫《獨自在13億人中：一次橫跨中國的旅行》之初，只是簡單地說：「我想和贏家在一起。」因為在他看來，中國未來將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從2007年開始他沿著中國的318國道一路西行，直到旅行結束，他改變了原來的想法，「我得留在這裡，這裡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地方。」
而對於曾經的日本童星、近年在中國逐漸為一般民眾所熟悉的鈴木美妃來說，成為「中國控」源於一次臨時起意的中國之行。自2005年底來到北京之後，她就完全被「中國化」了。住在京味兒十足的胡同裡，微博的簽名是王維的「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自己在家做麻婆豆腐，文字裡經常有「哎喲喂」、 「得勒」等字眼，喜歡爬上房頂看「北京最好看的地方」，儼然一個北京妞兒。
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到越來越開放的中國。在年初建成的首都機場T3航站樓裡，每天都有幾十架國際航班從世界各地降落;每天都有數千名外國人自由地來到北京，學習、工作、旅行或者定居。據統計，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國人占總數的0.3%，他們中很多人都已成為或者正在成為「中國控」。
中國人喜歡的「老外春藥」
控就是喜愛，不是一般的喜愛，而是帶點偏執的喜愛，「我愛中國」又遠不止「愛」這麼簡單。「是愛裡帶著哀愁，心裡憋著勁，眼裡含著淚水，滿腦子糾結，胸中懷著一團火，又不時發出一聲歎息。」有人如此解釋「中國控」，愛恨糾結，欲說還休。
自從有了在中國常駐的想法後，李成賢就時常處於這種「糾結」中。比如，他開始關注中國的空氣污染問題。「以前這只是中國的問題，跟我沒關係，但是現在這是我的問題，因為我也受到影響。」他說。那種感覺就像是「自己和中國社會建立了一種責任關係」，看到不好的就想要去改善它。他發表在《金融時報》的文章《中國不需要的「老外」》就是在這樣的情愫影響下出爐的。
通過觀察，他發現有些在媒體上或者公開場合說「我愛中國」的老外「表裡不一」：一些「中國通」比較瞭解中國，知道如何與官方打交道，知道如何討好、利用媒體為自己宣傳造勢。
在他看來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這和老外所熟悉的中國「遊戲規則」有關。比如，在他參與的一個討論南海問題的電視節目上，主持人問一個美國嘉賓怎麼看待這個問題，那個美國人回答：「我相信中國人都很聰明。我相信中國人自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這樣的答案顯然很官方，沒有任何可指摘指出，但是也沒有提供任何信息。另一方面，中國人需要得到外國人的認同和讚美，這也就助長了這種風氣的存在。
的確，凡是與「偉大」、「神奇」、「奇跡」等有關的一切西方讚美，都會成為中國人最愛的一粒「春藥」。中國人渴望在國際舞台上與那些大獎發生聯繫，期待在獎牌上焊上中國的「烙印」，比如奧運會金牌、吉尼斯世界紀錄等等，我們總是拼盡全力去爭取，常年往復且樂此不疲。這一點被大多數外國人洞察。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就曾在自己的回憶錄《白宮歲月》裡這樣說，只要我們對自己的國家和價值觀具有足夠的自信心，就不妨多奉承奉承中國人，滿足一下中國人們的虛榮心。
事實上，在民國時魯迅就曾明確表達過自己對那些讚譽中國的外國人表示討厭，他說，「我記得拳亂的時候的外人，多說中國壞，現在卻常聽到他們讚賞中國的古文明。中國成為他們恣意享樂的樂土的時候，似乎快要臨頭了;我深憎惡那些讚賞。」
中國人為什麼需要「肯定和讚美的聲音」?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工作的Peter看來這有著複雜的原因。「西方媒體往往有自己的價值觀，表揚少，批評多，中國人感到很受傷需要心理平衡，那些『嘴皮子』外國人來到中國後，說中國的好話，中國人就會很感激。」 Peter分析道。還有就是我們自身存在雙重評判標準，允許自己罵自己，但不允許別人罵自己。再加上中國人「主客」心態存在，一旦聽到不好的就認為是指手劃腳，在心理上無法接受。
中國需要真正的諍友
與那些隨時把「我愛中國」掛在嘴上的老外不同，來自日本的留學生加籐嘉一否認自己是「中國控」。儘管他堅持看《人民日報》、《新聞聯播》，並且毛澤東思想概論、鄧小平理論課分數很高，似乎完全習慣了中國的生活，但是對待中國他始終堅持的信念和原則是「不離不近」。在他看來「愛上中國了，我就死了，再也沒有資格觀察中國，表達中國了。我不想死，還想和它交往下去，折騰下去，拚搏下去，所以，我不愛它。」只有與中國保持距離，盡量避免情緒化，才能客觀、準確地觀察中國。儘管如此，遊走世界的加籐依然覺得，只有到北京時才會產生「回來了」的感覺。
在中國召開的一個國際論壇上，來自美國，韓國，日本，還有中國的學者都參加了。早上會議時，中方進行發言，然後外國學者們進行評論。一位年齡大的美國學者說中國學者的主張缺乏實地材料。看到這個場面，另一位在場的中方學者表示不滿，認為美國學者「傲慢」，並拒絕參與下午的會議。這是李成賢最近經歷的事。他認為「這是文化誤解，也是一種缺乏自信的表態。」中國現在「不再需要一些老外虛情假意的讚美來樹立自信」，真正需要的是諍友。
在中國呆了9年後，李成賢覺得自己心態上的變化是最大的，明顯感覺到與中國的兼容性在加強。一開始看到負面的東西時認為「和自己沒有關係」，不管不問。現在他會去提出一些意見甚至維權。比如打車，如果司機騙人或者兜圈子，他會根據發票上的電話投訴到對方公司，通過這種方式希望他們能在工作上有些改善，也算是為自己營造好的環境而努力。
加籐嘉一一方面把中國當成「老師」，同時他也會毫不客氣地以日本的標準批評中國;他會讓一些中國人不舒服，卻不知怎麼反駁;他被一些中國人質疑為「間諜」，或者又被諷刺「拍馬屁」，在中日關係緊張的時候，也曾在地鐵裡被圍攻。對此，他不反駁，而是忍耐，「我的存在、我的觀點、我的一些表達能夠引起五花八門的爭議、爭論，這是我所希望的……你有你的說法，我有我的做法，我以自己的行動去反饋。」
「事實上，我們的身邊有很多善於批評中國的老外。他們往往比較關注中國的文化傳承和城市保護。」Peter說。在國際廣播電台就有一位意大利老太太，上世紀80年代就來到中國，對中國有著很深的感情，有時候說到北京甚至會哭。她遺憾的是北京的胡同正在不斷地消失，真正的北京味都沒了。
由此可見，外國人對中國的態度，其實是複雜而又多元化的，那麼對於外國人對待中國的態度，中國人應該持怎樣的心態?
Peter認為中國人應該以誠相待，允許別人來說，說的對接受，說的不對也接受。允許不同的聲音存在自己的身邊，而不是只有好的聲音。此外還要心胸開闊些，可以「表裡不一」、可以「表裡如一」，我們都可以接受。畢竟我們本身的理念和價值觀就不一樣，不能渴望他們完全從中國人的角度去理解。同時，我們也不能以偏概全，把他們愛中國文化、愛中國人與愛中國等同起來，這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最根本的是中國人要有自信。「如果中國缺乏自信很容易感到傷害。」李成賢站在中國人的角度分析道，畢竟「一個喜歡中國的外國人並不能對中國的一切現狀都喜歡的。這很自然，世界沒有完美的『地球天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