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重慶晚報報道，連日來，參加「全國省級黨報總編輯會議」的代表，在參觀訪問時，親眼目睹了山城的新變化、新風貌。26日，市委書記薄熙來與市領導何事忠、徐鳴一道，會見了全體代表，並要求向兄弟省市學習，努力實現科學發展。
從「縮差共富」、「唱紅打黑」，到內陸開放、經濟改革、環境建設，薄熙來與大家暢談，有問有答，氣氛輕鬆熱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與核心是什麼?簡單說，我看就是服務人民，共同富裕
見到「老總」們，薄熙來邊打招呼邊說：「這麼多黨報『老總』大老遠來到山城，說明大家真心實意關心西部大開發。新聞界眼光獨到、視野開闊，很想聽聽同志們對重慶的意見和建議。」
遼寧日報總編孫剛第一個發言。他說，薄書記曾長期在遼寧工作，大家委託我向書記提個「大」一點的問題。最近，「共富」成為了一個網絡熱詞，全國人民十分關注，特別是重慶提出「民生10條」、「共富12條」，引起了廣泛共鳴。我想問薄書記，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民生為導向、「縮差共富」的發展之路，如何才能走好?
薄熙來說，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它的本質和核心到底是什麼?我和大家一樣，也在學習。依我看，如果簡單說，就是為人民服務，共同富裕。這是區別於西方的道路，是中國人要走而且能走出來的路。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最集中的體現就是為大多數人著想，就是共同富裕。
薄熙來說，關於共同富裕，中央幾代領導人的觀點是一以貫之的。毛主席在建國之初就明確指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飯吃，大家共同富裕」。改革開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他有兩句話我印象極深，一句是：「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還有一句：「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江澤民同志提出「三個代表」，其中「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講出了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本質追求。錦濤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再次強調：「要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他們都鮮明地指出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薄熙來說，這些年，重慶始終堅持以民生為導向的發展之路。我們先後出台了兩個政策體系，一個是「民生10條」，一個是「共富12條」，老百姓的就業、收入、住房、醫療、教育、社保，全都攏了進去。而且有縮差共富的具體指標，基尼係數由多少降到多少，城鄉差距、主城和「兩翼」的差距由多少縮小到多少，都有明確的目標，還給出了時間表。改善民生是我們始終不渝的努力方向和目標，因為我們黨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些同志有誤解，覺得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是不是有矛盾啊?改善民生就要花錢，要付出，會不會影響經濟發展呀?我們的觀點是，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不僅不矛盾，而且還相互推動。越是有效地改善民生，越有能力推動經濟的發展，走向良性發展的軌道。有效地改善民生，不僅是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的必要條件，還能有效地促消費、促發展，形成經濟的良性發展。在全國發展的大「地圖」中，重慶能量很小，我們只是希望做些嘗試，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體化，把「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落到實處。如果重慶能把這條路走通、走好，也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進行了具體而實在的探索。
只要把環境搞好，政策設計好，找對路子，內陸開放照樣能高歌猛進
新聞戰線總編輯胡欣說，薄書記在大連工作的時候，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不是在城市裡建公園，而是把城市建在公園裡」。今天的重慶，3年種了30年的樹，正在實現「一半江山一半綠」。重慶在發展中，環境起到什麼作用?如何避免常見的城市病，讓市民更幸福?
西藏日報總編輯孟曉林在重慶上過大學，一直關注這座城市的發展。他動情地說，最近幾年，重慶的新政策、大動作很多，發展日新月異，市民生活幸福安康。薄書記在沿海和內陸都做過領導，您認為，內陸開放和沿海開放相比，有什麼不同之處?
薄熙來說，一個地方要發展，一定要把大環境搞好。我們提出的「五個重慶」，個個都與環境相連。森林重慶，政府決心很大，每年投入100多個億，相當於3年種了30年的樹，而且大多是銀杏、香樟、桂花等大樹、好樹，這樣堅持七八年，城市就會從「水泥森林」變成天然的森林。平安重慶也是改善環境，通過打黑除惡，清除了社會上的污泥濁水，不僅百姓滿意，外來投資者心裡也踏實。宜居重慶，既是百姓的生活環境，也是投資環境，3年蓋50萬套公租房，農民工、企業職工都可以入住，這就解除了職工的後顧之憂，為企業幫了大忙。暢通重慶，主城不塞車，聯繫周邊省市的水陸空鐵四通八達，也是重要的投資環境。至於健康重慶，市民體質好，又聰明，就讓城市增加活力，也是發展環境。
薄熙來說，沿海與內陸相比，在對外開放上有先天優勢。我國的對外開放也是分階段進行的，前30年主要在沿海，後來，小平同志、澤民同志審時度勢，提出西部大開發。幾年前，錦濤同志又給重慶提出「314」總體部署，要求重慶建成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西部重要的增長極、統籌城鄉發展的直轄市。中央對西部大開發越來越重視，政策措施越來越具體，西部大開發也越來越現實了。
薄熙來說，與沿海相比，西部對外開放的基礎和條件的確較差，但只要把環境搞好，政策設計好，找對路子，照樣能高歌猛進。重慶正在形成內陸的開放高地，2007年到位外資10多億美元，今年至少90億;去年還「走出去」，實現了對外投資50億美元。在中央支持下，重慶設立了中西部的國家級開發開放新區———兩江新區，一批世界500強企業和國內外高新技術企業已經入駐。過去幾十年的開放模式很大一塊是「兩頭在外」，搞加工貿易，內陸由於運距遠，物流成本高，只能到沿海去「打工」。但近幾年，重慶成功地建起了全國最大的筆記本電腦加工基地，主要原因是探索出「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加工模式，實現了零部件配套的本土化，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隨著渝新歐鐵路的貫通，我國又有了一條大運量、低成本的對外貿易大通道。以重慶為平台，把中西部的加工貿易和進出口搞起來，這對全國經濟也是個新的增長點。
為政者，如果總是瞻前顧後，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的「羽毛」，就什麼事也幹不成
青海日報總編輯劉力群說，重慶城市建設成就斐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外界有些人總喜歡把城市建設一概而論，冠以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等。在大規模的城市建設中，重慶的幹部抱著什麼樣的心態?
薄熙來說，對幹部來說，在其位就要謀其政，就得多做些對人民有益的事。至於說到城市建設，只要符合實際，順應民意，能有效改善民生，那麼，說「政績工程」也好，「形象工程」也好，都不必在意。為政者，如果總是瞻前顧後，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的「羽毛」，只想著穩穩當當地陞官，那就什麼事也幹不成。
薄熙來說，為政者要看得長遠些。在大連時，當時下決心建了個星海廣場，1.8平方公里，也有些不同意見，但政府把這塊地用作廣場，就可以讓廣大市民永久享用了，而不是任何開發商獨享。有些人喜歡說些怪話，中國這麼多人，閒話還能免得了嗎?只要老百姓受益，就足夠了，咱心裡也就踏實了。反之，如果在其位不謀其政，不給老百姓辦事，這個城市、這個地方就永遠不會進步。當然，對批評意見又要心平氣和，用心去想，不該幹的事，超過城市發展財力的事不能幹;不能置百姓迫切需要解決的生活問題於不顧，去搞一些適應少數人的豪華設施，那是極不恰當的。
改善環境，改善民生，是要花些錢，但和發展經濟是個辯證統一的關係
黨報總編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重慶財政並不寬裕，但這些年整治環境、改善民生花了不少錢，不僅沒有造成債務、影響發展質量，反而越來越紅火，GDP、財政收入增幅等多項指標還居全國前列。對此，總編們充滿好奇。
薄熙來說，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是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基礎。但也要注意處理好幾個關係，特別是民生的問題，綜合環境的問題，幹部廉政的問題等。如果只是悶頭幹活兒，幹著幹著，就容易產生主觀性甚至盲目性，就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從而影響經濟高效、可持續的發展。
薄熙來說，發展經濟需要很多必要條件，比如搞環境建設，包括「五個重慶」，都要花不少錢，這會不會影響發展呢?剛才我講了，其實環境也是經濟問題，是發展的基礎。環境搞好了，不僅市民受益，而且城市增值，甚至「身價倍增」，內外資爭相湧入，自然會更好地推動發展。要算清「大賬」，從長遠的發展來下功夫，搞好環境，使發展更有後勁。
薄熙來說，講到民生與發展，為什麼重慶要強調「縮差共富」?這是因為，走共同富裕之路，探索發展與民生良性互動的科學途徑，凝聚大多數人的智慧和力量，對發展將是持久的動力。只有走共富之路，才能調動最廣大群眾的積極性，發展才有了內在的驅動力和社會的合理性。如果出現兩極分化，發展成果不能共享，多數人會做何感想?怎麼會有發展的積極性?!如果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整個社會的消費又怎能上得去?最終就會導致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失衡，發展難以持續。講到反腐倡廉，像文強、陳洪剛那些貪官一家佔著二三十套房子，一般市民卻連基本的住處都困難，肯定有怨氣，哪有心思去謀發展呢?所以，改善環境，改善民生，是要花些錢，但和發展經濟是個辯證統一的關係。
現在重慶學校裡，王勃的《滕王閣序》、岳飛的《滿江紅》、蘇東坡的《赤壁賦》等名篇，不少小學生都能一口氣背下來
薄熙來說，我們黨歷來重視文化建設，剛剛結束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又專題研究了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文化與經濟發展也有個辯證關係。文化對凝聚人心，形成合力，推動經濟發展有非常具體、現實和持久的價值。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不僅需要物質條件，還要有精氣神，只有把人的積極性、創造性調動起來，發展才能「好戲連台」。重慶的「唱讀講傳」，就有這個作用。如果人心散了，各唱各的調，精神不振，思想迷糊，發展就難以為繼。
薄熙來說，「唱讀講傳」，有人簡稱為「唱紅」，多數人理解，也有一些人講是不是「左」啦，是不是「走回頭路」啊?這完全是一種誤解。唱紅歌，比如《抗大校歌》、《黃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等，都是在民族危亡之際，中華兒女救國圖存的歌曲，氣勢磅礡，鬥志昂揚，為什麼不能唱?而且，我們不只唱革命的歌，也唱愛國的歌、建國的歌、強國的歌，還唱世界各國大眾喜愛的經典曲目。前不久，基辛格先生參加了我們的萬人紅歌會，老人紅光滿面，情緒高昂，高度評價。重慶「唱紅」內容很廣泛，包含了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培養人健康向上、愛民為國的思想素質非常重要。
薄熙來說，我們是放眼古今中外，博采眾長，從中汲取營養。讀經典，除了讀中國的老莊、《史記》、唐詩宋詞、革命領袖的著作，也鼓勵讀高爾基的《海燕》、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現在重慶學校裡，王勃的《滕王閣序》、岳飛的《滿江紅》、蘇東坡的《赤壁賦》等名篇，不少小學生都能一口氣背下來，琅琅上口!傳承先進文化，不能局限於當代的作品，一定要有歷史眼光。像《紅巖》、《創業史》、《青春之歌》，就慷慨激昂，催人奮進;莎士比亞、海涅、泰戈爾等人的作品，也文采飛揚，感人至深。要集古今中外文化之精華，武裝我們的年輕一代，讓他們汲取知識、提高本領，將來報效祖國。
為政一方，如果打不掉黑惡勢力，那如何來維護人民民主和社會正義?又何以面對公眾?
薄熙來說，媒體的同志都很關注重慶「打黑」，而「打黑」決不是刻意而為，那是不得不做的事。當時，公安部掛牌督辦未破的命案就有1400多件，設想，一個人被害，他有三親六戚，這會引發多少人的痛苦?!我們常講民主，而人民的生命權、健康權是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權利，要靠國家權力來保護和實現。我們為政一方，如果打不掉黑惡勢力，連命案都破不了，那政府的公信力何在?又如何維護人民民主和社會正義，何以面對公眾?所以「打黑」是逼出來的，必須痛下決心「打黑」，以消除這些家庭積壓多年的心頭之怨。我們在「打黑」中始終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依法辦案。在「打黑」的範圍上，既不縮小，也不擴大;在定性上，既不壓低，也絕不拔高;不枉不縱，實事求是，是什麼就是什麼。「打黑」之後，重慶的社會治安環境明顯改善，各類案件發案率大大下降。
針對湖南日報常務副總編馬寧提問，作為西部地區的中心城市，重慶如何體現對中西部地區的帶動作用，薄熙來說，湖南是中部大省，誕生了一代偉人，文化底蘊深厚，經濟發展很有潛力，全國各地也都有不少先進經驗。重慶這些年有了一些進步，但山高溝深，發展的制約因素還很多，「我們已經走了很長的路，但我們還有更長的路要走」。在經濟發展，縮差共富等方面，還有很多難題尚待破解，重慶要實實在在向兄弟省市區學習，以努力實現科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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