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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匯網訊】據時代周報上海報道，中共十八大代表基層選舉拉開了帷幕。11月14日，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召開自治區出席黨的十八大代表候選人初步人選推薦工作會議，對該區十八大代表候選人初步入選應具備的條件、推薦單位劃分、名額分配、結構構成、醞釀推薦程序等提出明確要求。
這是11月1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黨的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2日中組部負責人就做好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的有關問題接受新華社採訪、詳細解釋了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所涉的各項內容後，第二個作出響應的省級黨委。在此前的11月4日，青海省委即召開常委會議，部署了該省黨的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
中組部公開的解釋是「黨內民主的進步」，中央黨校教授葉篤初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以往類似的文件都是在黨內或組織系統內部先傳達，吹吹風，這次面向社會公佈，而且還說得這麼詳細，這是第一次。」
差額選舉漸次擴大
「黨的代表大會制度對於黨內民主的意義就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對於國家民主的意義，都是極其重要的。」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選舉與人大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浦興祖告訴時代週報記者。
「堅持差額選舉，意味著中央充分認識到了黨內民主的重要性。」浦興祖對《關於黨的十八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知》評價頗高。
通知明確提出：「選舉產生出席黨的十八大代表，差額選舉的比例應多於15%。」而對照十七大時的同一表述，相關文件中提出要按照「不少於15%的差額比例」。
「所謂差額選舉，就是在選舉中實行候選人數多於應選名額的選舉。相比較於等額選舉，即候選人數與應選人數相等的選舉，差額選舉是民主的主要體現，也是更加尊重民意的表現。」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蔡志強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說。
由於多種原因，在新中國成立後很長一段時期，無論是在人大代表、國家機關的領導人，還是黨的代表選舉中都一直實行的是等額選舉制度。
譬如人大代表選舉方面，1953年選舉法沒明確規定是等額選舉還是差額選舉。當年中央選舉委員會發佈的《關於基層選舉工作的指示》要求，基層選舉委員會提到選舉大會上的代表候選人名額，一般應與當選代表人數相等。
有著60多年黨齡的葉篤初回憶，當時就是「上邊提個名單，下邊的人畫個圈圈」，很多時候他們連選的人是誰都不知道。這種情況直到1979年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新的選舉法才有所改變。這一年，在人大代表選舉中將等額選舉改為差額選舉。
而將差額選舉引進黨內選舉則是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在北京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該次會議上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第8條規定：「……選舉應實行候選人多於應選人的差額選舉辦法，或者先採用差額選舉辦法產生候選人作為預選，然後進行正式選舉。」
此後，中央又數次下文，明確了黨的地方組織和黨的基層組織實行差額選舉的相關規定。
「引入差額選舉，其現實意義不言而喻。」蔡志強坦言，「差額選舉在改變著以往『讓少數人選人，在少數人中選人』的做法，這是中國式民主的重大突破。」今年3月14日，在與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回答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提問時就說：「我們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當中實行了差額選舉。」
普通黨員比例增加
除繼續堅持差額選舉之外，增加普通黨員的比例也是1日的《通知》的另一個亮點。
中組部負責人表示，本次十八大代表名額為2270名，由全國40個選舉單位選舉產生。這兩個數據，均較十七大有所增加。資料顯示，自中共十二大以來，歷屆黨代會代表數量均呈逐年遞增趨勢。從十二大到十七大，代表人數分別為1545人、1936人、2035人、2048人、2120人、2220人。
十七大的代表人數為2220人，比上屆大會代表人數多100人。其中當選代表中一線黨員占28.4%，省區市和中央在京企業的當選代表中一線黨員超過30%，官員仍占代表的絕大部分。
對此，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表示，領導幹部占70%至80%的代表比例結構，很容易使「黨員代表大會」變成「黨員領導幹部代表大會」，或各方面各部門領導幹部的工作會議。「代表中幹部比例較大雖由歷史的、社會的、經濟等各種方面因素造成。」11月2日，中組部負責人表示，十八大代表選舉在結構比例上要做到「兩增兩減」、「一個提高。」
其中，「兩增兩減」是指，省區市和中央企業系統(在京)代表中，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所佔比例從十七大時的一般不少於30%，分別增加到一般不少於32%；黨員領導幹部所佔比例從十七大時的一般不超過70%，分別減少為一般不超過68%。
而「一個提高」則是，工人黨員代表比例要在十七大的基礎上有較大幅度提高，其中省區市工人黨員代表所佔比例一般要達到本省區市代表總數的10%，中央企業系統(在京)的工人黨員代表數要明顯增加。
按規定，不僅普通黨員人數將接近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一，而且工人黨員的比例也會有所增加。
葉篤初表示，增大工人黨員的比例與《黨章》的相關規定是密切吻合的，「畢竟中共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這個群體應該是其最大的群眾基礎」。而提高一線代表的比例，「則可以更好地反映基層黨組織和黨員的意見和要求，充分調動其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除增加普通黨員和工人比例之外，《通知》還強調要「有適當數量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工人」。
在浦興祖看來，理由有兩點：「第一，民營企業是解決當前就業問題的『主力軍』，吸納了越來越多的勞動力，也即意味著其中黨員佔了相當比例。第二，如果要體現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代表性質，除要有傳統意義上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構成廣大多數）的意志外，還必須加上這些民營企業的黨員代表。」
人事變動呈現四大特點
據《法制日報》統計，全國有16省區黨政一把手變動，共有78名省部級高官履新。
對新近一輪地方人事調整，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向時代週報記者表示，這次人事變動呈現四大特點：年輕化、幹部交流增多、女性增多以及熟悉公共治理的文科背景的增多。
「女性增多不難理解，因為現代社會中，女性能夠承擔的角色越來越多。年輕化則是黨在政策上的一貫主張。一般來說，部級以下的領導都是65歲以下，部級以上可以適當放寬。對於省委書記來說，在十八大以後年齡不能超過65歲。前一階段很多人事變動就是因為年齡因素。」竹立家指出。
從調整的情況來看，幹部年輕化趨向進一步凸顯。
在此輪省部級官員調整中，中央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的交流十分明顯，對於交流制度的落實以及多層面交流的體現也十分徹底。
不少省份的黨政一把手有在兩省甚至三省任職經歷。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目前各級各地幹部選拔任用的改革和實踐，其思想源頭都在《2010-2020年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規劃綱要》。幹部交流也是我國長期形成的一項人事組織規則，《綱要》將其特別提出，作為下一階段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跨區域調動和上下交流，有利於地區之間的相互交流促進;從未來看，有了多地域、多部門工作經歷積累，才能更加深刻地認識和把握國情，承擔更重要的領導崗位的執政重任。」竹立家表示。
竹立家還指出，人事調整中還兼顧考慮了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省級領導中熟悉公共治理的文科背景的增多就是信號。」
「中國正處社會矛盾、社會問題多發階段，懂得社會治理將是必需的。法律、管理、經濟等文科背景將會越來越被看重，這和以前重理工科背景有所差別。」竹立家認為，未來十年，中國將以社會建設為中心，因此對公共政策、社會趨勢比較熟悉的領導人會有優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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