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環球網報道，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首次訪華一波三折。無論是出於何種「內政」原因，都顯示中日關係離「正常」還有距離。
在中國近代史上，中日關係成為長期以來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明治維新後至1971年的100年間，日本與中國的政權基本上是敵對的，直到1972年兩國邦交正常化後才得以改善。
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週年，兩國學者應回到恢復邦交時的原點，審視雙方共同走過的40年，思考如何共同走向未來。我曾想過一個問題：日本和美國都是在上世紀70年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人們卻很少把中美建交稱為「邦交正常化」。有朋友告訴我：正常化與建交是兩個概念，「正常化」指的是從努力實現1972年田中訪華到聯合聲明簽署的整個過程，而建交是其終點。正如中日聯合聲明所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如果我們的前輩特意強調一個過程而非一個點，那意味著，中日之間實現建交的過程更值得記住。
2006年，建立中日「戰略互惠關係」被作為一個政治目標寫進第四個政治文件中。然而，日本2010年公佈的新《防衛計劃大綱》和2011年公佈的《防衛白皮書》中，「中國威脅論」的影子隨處可見。這些動作所發出的信號給中日發展戰略互信關係帶來負面作用，也充分顯示出日本對華心存疑慮。
實際上，中國沒有威脅他國的主觀願望，也沒有客觀條件。由於中國的整體形成是歷史的產物，近代之前相對封閉，改革從經濟起步，因此中國需要比其他國家花更多的時間應對外界的誤判。
除了「中國威脅論」之外，還有幾個問題需要澄清。首先，現在的中國並非「專制集權國家」，各方面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強，中央政府的工作不可能採取獨斷方式，決策過程近似日本的政治妥協過程，但是比日本的運作效率要高。其次，軍隊對國家有更強烈的責任感，也需要一個規範的適當表達意思的場合。第三，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確實給社會道德教育帶來新挑戰，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階段也存在過類似問題。30年來中國急於發展經濟，對資本主義、物質主義的負面影響反思還需時間，最近召開的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強調文化建設，目的就是提高道德素質。第四，日本媒體經常提到中國民族主義傾向問題，我認為這主要是針對雙方關係而言。不能否認的是，民族記憶存於百姓中，這個記憶常常被日本在歷史問題、領土問題上的一些表現挑起，因此，需要雙方共同謹慎對待。
日本對「中國崛起」的複雜心態除了受到國家安全的現實主義邏輯的影響外，也源自於近代以來日本知識精英、政治精英透過對中國的理解來完成對自己國家的理解和定位的慣性。日本近代以來對亞洲身份的敏感度和國力導向的身份意識遠高於中國，同時隱約保留著戰前各路思想流派同享的默契，即東洋與西洋的對立及日本所力爭的歐美話語身份。
中日同處經濟發展最快的東亞，兩國相互存在於對方之中，中日只能順應潮流發展合作互惠關係，這是唯一出路。人們期待兩國增加高層交往、擱置爭議並建立共同危機管理機制，擴大人文交流，增進相互理解，開展互利合作，共同推進區域一體化。（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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