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仇和，男，漢族，1957年1月生，江蘇濱海縣人，1977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2年1月參加工作，大學文化，學士學位，助理研究員職稱。
1982.01—1984.11，江蘇省農業科學院植保研究所科研人員、院團委書記；
2001.08—2006.04，任中共宿遷市委書記等職；
2006.04—2007.12，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省政府黨組成員；
2007.12—2011.12，中共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昆明警備區黨委第一書記
2011.11—2011.12，中共雲南省委副書記、昆明市委書記
2011.12—中共雲南省委副書記（2011.12.03不再擔任昆明市委書記職務）
年近55歲的仇和離開了昆明市委書記崗位，為其過去四年畫上了一個句號。2011年12月3日，在昆明市全體幹部的注視下，仇和發表了《情系昆明造福人民》的「離職感言」，隨後赴任雲南省委副書記。
「仇和此次陞遷，明顯褒貶之意皆有。首先是上級對仇和在昆明期間工作的肯定，將繼續發揮其才幹；其次卻是仇和在昆明工作期間的爭議太大，上級需要平衡一些地方關係。」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所長朱曉陽說，「這樣的變化對於仇和也是個教訓，尤其是該不該以迪拜酋長的《我的構想》一書闡述的『叢林法則』來應對現實社會。」
地處西南的雲南省，目前已經獲得國家支持「建設面對東南亞、南亞橋頭堡」的歷史機遇，而作為其省會城市、也是省內唯一大城市的昆明，其主要官員的變動勢必引人注目。
毀譽都很明確
無論是思維觀念還是具體事務，仇和在昆明的工作過程一直被爭議，始終延續著他的人生風格。
「我始終對仇和既有期望也有激勵，認為他能夠給沉悶的昆明帶來新的刺激和發展。」雲南大學教授石鵬飛說，「自2007年12月至今，他給昆明留下了深刻的『仇和時代』痕跡，以往任何一任市委書記都無法相比。」
「流經城區的36條河水開始變得清澈了。」背景是：昆明市36名市級領導擔任「河長」，由各河道流經縣區的主要領導擔任「段長」，對各條河道均做到分段監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問責，這就是仇和推行的「河長責任制」，而他也曾經「身先士卒，捲起褲腿站在盤龍江裡，踩著又髒又臭的黑泥揮舞鐵鍬勞動」。
城市面貌改變、公務員效率提高、民眾觀念更新、城區河流變清、滇池水質好轉、交通建設突飛猛進……這些情況在許多昆明市市民裡得到了共識，他們經常會舉例來說明仇和的種種「事必躬親」。
仇和對於建設昆明的宣傳口號也不少見，而且不斷更新：2008年3月為「滇池流域城鄉一體化」；2010年3月為「全域城鄉一體化」；2010年10月為「全域城鎮化」。同時昆明還獲獎不斷：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國最具軟實力城市、中國優秀旅遊城市、聯合國宜居生態城市、國家園林城市、中國最佳休閒宜居綠色生態城市、中國國際形象最佳城市等。
被稱為「中國網絡知道分子」的網友「饕餮」說：「仇和節奏非常快，去基層考察工作，一些女幹部嚇得連高跟鞋都不敢穿了；許多剛流行的詞語都被他隨口提及，經常弄得一些不注重學習的幹部目瞪口呆。」
「昆明市級機關搬遷到新城區呈貢後，後勤部門考慮給每人每天發放8元的交通補貼，依據是乘坐公共汽車的往返開支，但報告被仇和否決了，理由是不支持公務員們每天來回跑。」石鵬飛說，「類似的情況在仇和身上發生了許多，已經無法一一列舉，有人說仇和『獨攬昆明市大權』並不過分。」
由於在短期內把昆明的基礎建設攤子鋪得太大，收入微薄的昆明財政根本無法支撐，仇和也走向了「土地財政」。自他任了「城中村改造領導小組」的政委後，「整理土地」、「拆遷改造」等政策、行動一時間讓昆明「滿城風雨」，也發生了許多利益衝突。
在這個過程中，許多人突然發現「仇書記其實是個非常不守信用的領導」。例如雲南省國資委下轄的雲南飯店希望拆舊建新，昆明市先同意拆，但拆掉以後就不再同意建了，原址變成了一塊空地；滇池邊的環湖東路，原先說好由雲南城投公司墊資37億元建設，回報是公司可以開發沿途約3800畝的土地，但路修好後昆明市只同意分期賠償公司的支出，土地開發的問題另外再談。
一名房地產開發商說：「賣出的土地，甚至蓋好了房子的土地政府會突然加收土地出讓金，而企業把這些損失轉嫁給消費者，又不斷出現買賣糾紛。」
「昆明市要栽種綠化樹木，樹苗基本上從江蘇購進。」昆明一家園林企業的老闆說，「東部的樹木是否適應雲南的環境且不說，這麼遠的地方運來成本也太高了。雲南是植物王國，會無法提供樹苗？」
「饕餮」說：「昆明市市民給仇和取了個有趣的外號『仇師』，意思是『無所不通，通且精也』。」
仇和還將昆明五區九縣分成「三個圈層」，官員工資分別相差1000元左右。最讓昆明官員們膽戰心驚的是人人必須完成的「招商引資任務」，反之就是降級、撤職、自動辭職。在相當一段時期裡，昆明市一些「有門路」的官員，紛紛打起了「趕快調往省級單位，讓仇和管不著」的主意。
「像商人一樣經營城市」
「仇和帶動了昆明與江浙一帶的經濟互動，但對本地企業的發展貢獻不多。」雲南一名國有建築商說，「在市場競爭的名義下，昆明的建設工程80%以上都被外地企業包攬，使本來就相對落後的雲南企業無論市場收益還是技術進步方面都越來越被動。」
石鵬飛表示，仇和的工作考慮了速度、力度和強度，卻很少考慮老百姓的承受度，「他留下的遺憾不少，首先是對傳統政治體制的突破很小，還是『長官決定一切』的老套路，其次是對城市發展過度熱衷，對農村地區嚴重欠債，同時對改善民生做得不夠。」
昆明市一名縣級幹部表示，仇和對於農村地區的關心與投入基本沒有超越前任，在2010年的西南大旱期間，昆明市長期虧待農村、農業和農民的情況暴露無遺。
仇和執政期間，昆明市出現了「躲貓貓」、「小學生賣淫」和「人民幣開手銬」等震動全國的司法事件，但其從來沒有表示過意見。不過，「華西地產項目詐騙案」卻透露了一些端倪：「雲南君信、昆明寧山兩家公司通過非正常渠道獲取了市委書記仇和對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昆明辦事處請示函的批示件，以其中『會處答覆』四個字誤導公眾視線、混淆視聽，最終達到了詐騙目的。」
「騙子之所以敢借仇和名義行騙，在於既定的規劃都可以修改，這塊土地最終被仇和批准開發也不是沒有可能。」朱曉陽說，「最糟糕的是，老百姓遇到土地和拆遷問題，基本沒有司法救濟渠道，緣由正是權力的干預。」
「拆防盜籠」成為昆明老百姓對仇和評價變化的分水嶺。「饕餮」表示，一方面昆明老百姓突然發現仇和的舉動也會涉及到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這項政策設計有許多紕漏，「開始要全部拆，後變成沿道路拆，再後又變成沿街拆。還有開始是自費拆，後來因為反對聲音大了，又變成政府出錢拆，而且這項工作到今天也沒有完成。」
「欲速則不達，凡事必躬親，擾民之策多且頻，與民休息幾伶仃。」他說，「官如流水。仇和去也，無萬民傘之恭送，有功德碑之在心。」
如此，「人行道種樹」、「公職人員學習東南亞五國語言」等看似有益的工作安排，最後都被有意無意地扭曲，淪落成茶餘飯後的笑談。
「由於仇和強調『威權』，許多人都覺得昆明似乎沒有了市長。」一名商人說，「尤其對昆明著名的螺螄灣批發市場的搬遷，仇和引進了原先在宿遷執行複製義烏商品市場的老闆劉衛高，再度以中豪公司的名義進行投資開發，並強力拆除昆明市內所有批發市場讓商戶入駐新螺螄灣，把原有的利益者拋到一邊，引發了大量矛盾。」
其中的一家「雙龍商場」，花了數千萬元按照政府要求整改後卻一直得不到驗收，四處告狀無果，自行開業後也沒有被政府制止，情況非常滑稽。
「仇和的風格和能力更像一名商人，他的做法是現在比較流行的『經營城市』。」昆明市的一名官員說，「但他的政治地位很穩固，特別是沒有明顯的女人、貪腐問題，關鍵是一些上級領導很支持他。」
目前，「昆明市已經透支未來10年的財政資金，至2011年末已負債2000多億」的消息不斷流傳。他透露，仇和的解釋是「只要把囤積的土地賣掉，一切都馬上解決」，問題是從2010年開始國家打壓房價等多重措施影響到了土地的銷售，這些理論上的收入要變成現實可沒有那麼簡單。
仇和來到昆明後很少與外界媒體打交道，更沒有接受過正式的訪問，但也有人舉例《政道：仇和十年》一書一度擺滿了雲南省的各種書店、報攤，其「並非完全低調」，「只是表現的方式不一樣」。
仇和留給昆明人一個也許永遠無法解答的疑問：一位決心要徹底改變昆明而勤奮工作的官員，為何在現實中卻留下了太多的爭議？
「一種悲壯之情」
接任昆明市委書記的張田欣之前是雲南省委宣傳部部長，其將如何應對仇和治後的種種後續工作，以及如何消解外界對昆明市的種種爭議都引人關注。
長期關注中國現實體制的四川大學教授趙建偉認為，雖然一批個性化官員曾經獲得了一些喝彩，但是卻可能對社會造成嚴重的誤導，即以權力、強力、暴力的人治行徑也能為民辦一些事情，也能迅速解決一些社會現實難題，「但他們往往不會相信別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規則，甚至隨意破壞制度」。
2010年12月，雲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楊維駿在昆明上演了一場「公車上訪」的大戲。除了親自帶領12名失地農民代表多處反映情況，他還撰寫了「就《現代新昆明建設重點規劃》向仇和書記進言」的材料，並通過多種途徑送給了雲南省、昆明市各種相關部門和領導。
在2011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雲南省政協副主席陳勳儒以「某些城市的榮譽竟多達三四十項，雖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城市發展業績，但過多的標榜被網民及群眾嘲笑為『作秀』和『最能吹牛城市』；地方高調宣傳『最具幸福感城市』，群眾卻為『被幸福』起哄抱怨」等話語暗諷昆明。
昆明市的一名媒體記者說：「交通建設如何延續，滇池治理如何堅持，各種工業園區如何發展……仇和留下了太多沒有完成的工作，張田欣怎麼接手，下一步昆明的發展『是依舊還是履新』，都是一些很難簡單評判的問題。」
「仇和一面祭出市場化大旗，聲稱追隨新古典經濟學，但推行的方式卻是國家強制力量。」朱曉陽說，「他標榜法制，做法卻透著法家的氣息。他以羞辱和污名為治吏的辦法，以福柯式的全景敞視主義，實施監督，從而使屬下官員人人自危。」
有專家認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仍然處於改革階段，或說仍然必須依靠強勢改革來獲得發展的國度而言，身在其中的各種改革者始終無法脫離公眾的視線和輿論的漩渦。由於國情所限，目前這些情況往往還只能出現在各種基層官員身上，研究他們的觀點、方法和經驗，可以窺視出國家未來發展的一些走向，即他們的所作所為要麼被吸收，要麼被否定。
「我從仇和的離職感言裡聽出了一種悲壯之情，一種理想沒有實現的惘然。」石鵬飛表示，很遺憾上級沒有讓其任期再延續幾年，無法對其「以不民主推動民主、以人治推動法制、只要50%的人同意就可以干」等觀點進行最後的「成敗驗收」，尤其是還沒有培養出「反對派」，不過其在昆明的工作「至少七分有功，三分是過，非常不簡單了」。
他表示昆明還需要發展，希望新任書記能夠保留仇和對公務員嚴管等「良性資產」，同時「對官員的不良行為要嚴懲，對不同的工作觀點要寬容」。（來源：時代週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