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東方早報網報道，天氣越來越冷了，歐洲的債務危機也有如這天氣一般，絲毫沒有轉暖的跡象，看來歐洲人注定要度過一個難熬的聖誕了。儘管這場危機並不曾降到咱們頭上，但相信如下問題是大家都會關心的：這場大戲現在有了怎樣的發展和變化？歐元區真的會崩潰嗎，有什麼解決辦法？中國究竟應該不應該做好人，出面拉歐洲一把？——對以上問題的回答，請讀者諸君在這次與韋森教授的對話中尋找，有意思的是，他多次提到，歐洲人是時候去《道德經》這部中國經典中汲取些智慧了。
目前來看，歐債危機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更加惡化了，對歐洲人來說，今年這個「年關」是不是有點難過？
韋森：隨著歐債危機的深化，歐洲各國的經濟前景明顯比秋初時黯淡了許多。歐元區一些政府的債務危機進一步惡化，目前已席捲了意大利和西班牙，並來到了法國的大門前。歐洲各國經濟的黯淡前景，也使全球經濟更加陰霾密佈。現在，沒有幾個經濟學家敢斬釘截鐵地斷言2012年不會再出現一場全球衰退了。在此情況下，歐洲委員會和歐洲各國政府在政策選擇上可謂是一籌莫展。歐盟各國到底怎麼辦？歐洲領導人的觀點且不說，各國的經濟學家和觀察家的意見更是莫衷一是。不久前我在英國《金融時報》2011年度中國高峰論壇上講了這麼一個觀點：「歐洲的政治家們現在應該好好讀讀中國古典文獻《道德經》。」
以前看到的關於歐債危機的觀點，包括格林斯潘的一些看法，大多是從歐元區成立時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著眼來分析問題，認為北部國家和南部國家在競爭力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是歐債危機的根源，即北部國家儲蓄，南部國家消費，歐元區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最終導致了今天歐洲各國政府的債務危機。但是我覺得這種判斷沒有看到深層次的原因，停留在比較淺的層面來看問題。實際上，這次歐債危機，有三點深層次的原因被大家忽略了。
2009年，我發表了一篇《市場經濟的商業週期與中國的選擇》，其中提了一個觀點，這次世界性的經濟衰退，不僅僅是就業率高企不下、次貸和金融泡沫乃至華爾街投行金融家的貪婪這些經濟系統表層的問題。從熊彼特和康德拉季耶夫的長波理論來看2008至2009年以來的這次世界性的經濟衰退，我們可以認為，是因為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動的第四波全球經濟增長動力的衰竭，才是這場世界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
去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就講到，人類近現代歷史上共有三次大危機：一次是1873年之後的通貨緊縮和市場動盪，一次是1929年到1931年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還有一次就是現在的這場世界積極衰退。克魯格曼還認為，目前世界正處在「1873年經濟恐慌」和「1929－1933年大危機」後的世界「第三次大蕭條的早期階段」，並且他認為這將是一次「長蕭條」。2011年8月，畢生都在研究經濟增長問題的紐約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把這場世界性的經濟衰退稱為「大窘迫」（Great Distress）。他也預測，這一「大窘迫」將持續五年甚至十年。
按照熊彼特和克魯格曼的劃分法，第一次世界性大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因為以蒸汽機為基礎的機器化大工業（鐵路、輪船和機器化大生產）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動力衰退了；第二次基本上是因為汽車工業、化學工業、電訊、電報工業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的動力衰竭了；而這一次呢，是因為1952年開始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航空航天技術、核能以及網絡技術）所帶來的增長動力最後衰竭了。如果這個根本問題不能得到解決的話，這次蕭條將是全球性的、長期的。我個人的判斷是，美債危機也好，歐債危機也罷，都不是三五年內可以解決的事。除非整個人類社會能再發動一場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新的科技革命，從而帶來一波新的經濟增長，否則這一長蕭條的格局將很難改變。現在看來，無論新能源、納米技術還是生物工程，目前都還不能構成改變未來人類生活方式的科技革命。沒有新的科技革命推動新一波經濟增長，美國和歐洲國家的經濟就不可能短期復甦，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就不可能根本改善。雖然在不久前召開的歐盟峰會上，歐盟二十三個國家（歐元區十七國加六個非歐元區國家）同意締結一項新的政府間條約，即新的財政協議，以此來強化各國的「財政紀律」，但這不可能從根本上擺脫歐洲目前的困境。
除了這種宏觀層面的因素，歐洲本身的制度設計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吧？
韋森：這牽涉到我的第二個觀點——這次歐債危機與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實際運作有關。我最近寫的一篇《西方民主政治的深層次問題——重讀哈耶克之八》，主要就在談這個問題。在現在的西方民主政制中，任何一個政黨要上台，都需要盡量滿足所有選民的要求。它一方面會對富人說，你們選我上台，我會給你們減稅；另一方面則對窮人說，你們選我上台，我會提高你們的福利。這樣的制度運作所導致的結果是，每一個西方民主國家都背負了沉重的債務——又要減稅又要增加福利，只會讓政府花的錢越來越多，財政赤字越來越大。意大利、希臘、西班牙、愛爾蘭、法國，包括英國在內，都是這個毛病。按照哈耶克的觀點，美國、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的政黨要上台，並不完全取決於自己黨派所代表的利益團體的訴求，還要看中間選民。你看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還有英國的工黨和保守黨，兩黨的基本選民是固定的，決定誰上台的，是游移不定的中間選民。一個政黨要想競選上台，就得滿足於這些人的需求。於是，每個政黨要上台就一個勁兒地承諾。哈耶克甚至批評這種為競選上台的承諾是一種腐敗。從這一點出發，我得出了這麼一個觀點：歐洲政府最好不作為。因為，這次歐債危機的核心是政府的債務危機，而政府的債務危機是這種民主制度所長期運作的結果，而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後歐洲各國政府的「救市」，只是一個導火索而已。
我之所以說歐洲的政治家應該學學《道德經》去「為無為」，是因為恰恰正是過去政府的「作為」導致了它們的債務越來越重。現在危機來了，政府去救市。越去「救市」，花的錢越多；花的錢越多，背的債務就越重。這就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掉進了大海裡，不掙扎或許還會沉得慢一點，越掙扎，就會沉得更快。既然短期內歐洲各國不可能從這場經濟衰退走出來，任何政策選擇目前看來似乎都是沒治的，那作為與不作為，結果都差不多。現在歐洲領導人似乎明白過來了，二十三個成員國家（歐元區十七國加六個非歐元區國家）開會，同意締結政府間條約，即新的財政協議，減少財政開支，以期在未來減少債務的積累。目前歐洲各國的失業率大都在兩位數以上，近期各種宏觀指標都表明經濟衰退的跡象更為明顯和正在加劇，在此情況下，縮減政府的開支，是否會進一步加速經濟衰退？現在看來是。歐盟各國的經濟真是積重難返，所以歐盟委員會和各成員國政府左右為難，很少有合宜的政策選項。
那您覺得未來歐洲經濟在短期內有復甦的可能嗎？
韋森：我的判斷是，歐盟各國經濟復甦步履維艱，且目前有可能陷入長期蕭條。其根本原因在於歐洲的人口結構，這也是我要講的第三點。按照2008年歐洲統計局的一項報告，二十一世紀以來，歐洲人口的實際增長率接近於零，且人口老齡化嚴重。2008年，歐洲的每五個人當中，就有一個超過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這項報告還預計，從2015年開始，歐盟二十七個成員國在整體上會出現人口負增長。由於歐洲人口老齡化程度很高，且很多國家多年來已經是人口負增長，加上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已經很高了，在沒有大的科技革命發生的條件下，經濟低速增長甚至沒有增長，應該是常態。然而，在前些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的時期，歐洲各國政府也多採取各種刺激措施來推高經濟增長，這就好像老運動員長期靠服興奮劑來保持長跑速度一樣。政府長期採取刺激經濟增長的宏觀政策，後遺症就是現在的政府債務危機。
儘管2007年全球金融風暴和2008至2009年的世界經濟衰退對歐洲各國的經濟打擊很大，但受衝擊最大的卻是政府，日子難過的也主要是政府。本來歐盟各國政府就有沉重的養老金巨額負擔，2008年之後經濟衰退來了，政府不斷加大失業救濟和刺激經濟的財政開支，另一方面政府的財政收入在經濟衰退中又下降很多，這就使大多數歐盟國家政府的債務不斷攀高。最近還有研究表明，在2005年，歐洲國家的適齡勞動人口與領取退休金的人口的比例是100:35，但如果照目前的情況發展下去，到了2050年這個比例將會達到100:75，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比例將會發展到1:1。歐洲人口將出現負增長，老齡化又這麼嚴重，你怎麼期望它們在未來能有較快的經濟增長？從人類歷史來看，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總是伴隨著人口增長，幾乎沒有例外。
但是，要看到，儘管歐盟成員國政府的日子很難過，但普通民眾的生活還過得去。即使失業者，儘管他們的收入下降了，生活與以前相比有些拮据，但領到了失業救濟金後，仍可以去超市買生活必需品，仍然可以到酒吧去喝啤酒。去年和今年，我到過歐洲大陸幾個國家，也在英國轉了一圈，發現大家的日子照常過，好像大家不是在一個經濟大衰退時期一樣。概言之，由於歐洲各國的人口已老齡化了，生活水平已經很高，很舒適，要期望歐洲有較快的復甦，從人口結構上來說也不可能。
現在的問題是，最近歐盟二十三國通過的「強化財經紀律」的財政緊縮措施，是否會影響到普通民眾尤其是失業者的福利？是否又要反過來折騰民眾？目前看來這不大可能。因為，如果歐洲經濟又陷入一場新的「蕭條」，任何的財政緊縮措施能否真正推行下去，仍然是個問號。
從歐洲人口老齡化和將要出現的人口負增長趨勢，你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我前面說歐盟的領導人應該讀讀中國的古典文獻《道德經》了。老子兩千多年前在《道德經》所談和所憧憬的那個小國寡民社會和清靜無為的政治理想，豈不非常適合目前歐洲各國的現在乃至未來的情形？只是歐洲人現在的生活水平已經與老子時代中國農耕自然經濟時期無法同日而語了。由此我認為，歐洲領導人學學《道德經》，再看看當下和未來歐盟各國的經濟社會格局，也許能從中悟出當為的施政導向以及合宜的政策選擇出來。
現在歐洲國家似乎把中國的援助當作一根救命稻草，您覺得中國在這次歐債危機中能起到什麼作用？
韋森：這個時候，中國千萬別犯傻，跑去買歐洲一些國家的國債。不久前，德國等歐盟其他國家援助希臘的錢不是還勾銷了一千多億歐元嗎？這是個無底洞。近來，連北歐較富有國家的銀行、保險公司和退休基金都在大幅減少對歐盟內部財政緊張國家政府的放貸，並賣出地中海沿岸國家的債券，以便保護自己的資金。在這個時候，要我們這個發展中國家去救他們，那還不是等於拿錢去打水漂？
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所能幫助歐洲的，不是要去買它們的國債，而是要去買產品。我上次（編者按：見2011年8月28日《上海書評》所刊《韋森談美歐債務危機與中國》）就說到，歐洲兩個經濟狀況較好的國家，德國和瑞士，就是因為中國人買了他們很多的汽車、名表和奢侈品，這兩個國家日子才比別的國家好過。德國戴姆斯勒－奔馳的老總告訴我，近兩三年來，他們的S系列豪華車在中國的銷量，是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在增長。反過來說，假設中國不買法國的產品，像空客，還有香水、時裝一類的奢侈品，法國經濟恐怕也熬不到現在。法國經濟還能維持到現在這個樣子，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這些年中國崛起時期一些高收入階層大量買他們的產品。至於意大利，中國不斷地進口他們的產品，像法拉利汽車和名牌奢侈品，也是對他們最好的支援。購買歐洲人製造的產品，尤其是高檔產品，是一個雙贏的過程：中國把積累起來的巨額外匯部分花出去，一方面會緩解三萬兩千億美元外匯儲備壓在央行賬戶中天天在貶值的心病；另一方面，我們大量進口歐洲各國的產品，也會刺激它們的生產和就業，促使其經濟復甦。歐洲各國的就業上去了，稅收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也會慢慢好轉。現在希臘、意大利這些國家，最頭疼的就是年輕人的就業問題。失業率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大量進口歐洲各國的產品，增加他們的就業，比送錢更能救他們。
前些日子，英國《金融時報》駐中國的首席記者告訴我，他在北京採訪時，到處問各行各業的人——包括出租車司機和在醫院排隊看病的普通老百姓——這樣一個問題：「你們中國政府現在這麼有錢，要不要去救歐債危機？」老百姓幾乎全回答道：「幹嘛要去救他們？誰又來救我們？」這位首席記者還給出了這樣一個數字：目前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已經超過了十萬億元了，但中國政府用在十三億多人的醫保上的財政支出，才兩千多億元人民幣，與只有不到一千一百萬人口的希臘政府在這方面的財政支出差不多，後者每年花兩百四十多億歐元用在醫保上。我當時聽了這兩個數字很吃驚，但仔細想一下，覺得完全是這樣。所以，中國的老百姓會很自然地問這樣一個問題：「政府還要去救希臘？我們生了病，誰來救我們？」希臘政府和西方的許多國家的政府多年來的確負了很多債，但它們把大部分錢都花在老百姓身上了，透支給了民眾。我們還要出錢去救人家，誰來救咱們的老百姓呢？你看看在北京上海那些外地打工的人，一個月才掙一兩千塊錢，領著大的抱著小的去醫院看病，一次就得花好幾百塊錢。他們多難啊！我們政府財政，又救了他們多少？
秦暉一個觀點我覺得說得很準：西方政府是拚命地討好選民，而在咱們這兒，稅務局和財政收的錢，主要多搞一些大項目，多弄一些面子工程，把形象搞得光鮮些，把GDP數字搞得高一點，去討好上級領導。西方國家和中國的政治運作，恰恰形成了兩個極端，反差是如此鮮明！
話說回來，要救歐洲，要中國人大量去買歐洲的產品，稅務總局和海關要考慮降低進口商品的關稅呀！前些日子，商務部說應該降低進口奢侈品的關稅，國稅局和海關接著馬上就否認了。這是部門利益綁架了國家利益呀！你們國稅局和海關征了那麼多稅，又用到哪裡去了？你們怎麼就不想想呢？正是由於關稅和流通環節的稅收太高，使中國進口奢侈品的價格奇高，高出歐洲大多數國家一倍甚至幾倍。現在經常出國的人大都感覺，中國的奢侈品價格可能是世界上最貴的，遠遠高於東京、巴黎和倫敦。結果，現在中國高收入的人一波一波地出去旅遊，多是跑到香港、新加坡和歐洲去買奢侈品。如果關稅降下來了，上海、北京和一些其他大城市的進口奢侈品價格下來了，人們就會在國內買了，沒必要再花機票和旅館費去歐洲和國外買。與其把這些錢都花在歐洲，花在路上，還不如降低關稅，讓歐洲奢侈品直接來到中國，那樣中國的商家還能賺一部分零售的錢。
中國的中產階級崛起了，他們買歐洲的奢侈品與買中國的產品，並不衝突。這兩者不是互相替代的關係，而是互補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降低關稅是一舉數得：既救了歐洲，又滿足了中國人喜歡名牌的消費需求，還能把我們這些年積累起來的外匯花出去，減少央行的基礎貨幣供給，減緩通貨膨脹壓力。那為什麼我們的稅務部門就不為呢？國稅局和海關總署只考慮到稅收和財政收入的增長，為什麼不從國民經濟發展的整體出發考慮考慮呢？
現在大家對歐元都憂心忡忡，甚至有人提到，由於歐債危機，歐元區面臨著崩潰的危險。
韋森：這牽涉到我前些年所研究的一個問題，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比較一下各國經濟增長的方式，你會發現，除了經濟學裡面講到的自由市場制度、自由貿易、法律制度這些「硬件」外，文化這個內生的東西對經濟增長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和影響，雖然不能量化，但大致是可以研究並做出一些判斷的。英國有一位很重要的管理學家叫查爾斯•漢普頓•特納（Charles Hampden-Turner），他寫過一本很有名的書，叫《資本主義的七大文化》（The Seven Cultures of Capitalism），國內到目前好像還沒有中譯本。書裡講了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荷蘭和華人七種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管理文化。他也做了一些問卷調查，問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企業家如何看待經濟增長。他最後得出結論：各國的經濟增長，與文化有很大的關係。比如，德國人車造得比較好，日本人也是，而中國人則喜歡經商。
為什麼拉美和亞洲原來差不多，但後來韓國、新加坡崛起了，南美一些國家卻下去了？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因為文化的關係。拉美人喜歡享樂，不像我們亞洲人這樣能吃苦和節儉，而這又與他們是西班牙、葡萄牙人的後裔的文化傳統有關。我們再來看意大利和希臘兩個國家。希臘沒有什麼拳頭產品，只有旅遊業和房地產業，其他什麼都沒有，在目前的國際競爭格局中，又怎麼會有經濟增長？沒有經濟增長，大家又都想享樂，那政府和整個國家還不背上越來越重的債務？希臘的福利制度也非常有趣，據說男男女女五十二歲就退休了，退休之後又不幹活。一個國家，又不事生產，又要搞福利，負債是必然的。南歐人都喜歡消費，相比較而言，意大利人還是生產的，有名牌汽車，有諸多奢侈品和家電、傢俱品牌。我覺得意大利還是可以撐過去的，雖然它的債務有一萬八千億歐元，但這主要不是外債，而是內債，即老百姓買的政府的債。這說來也和意大利文化有很大的關係。像希臘這樣既不怎麼生產、又喜歡消費，還搞高福利的制度，最後給逼到目前這種尷尬的無解之路上，是必然的。在這種情況下，明年歐元區會不會解體，就要看各國政府背負的債務是否能減得下來了。像希臘的話，歐洲可以免它的債，因為它債務比較小，意大利就不行了，它有一萬多億的債，免掉千把億，根本無濟於事。
如果按照目前的一種動議來操作，把意大利、希臘和西班牙一些主權債務很重的國家踢出歐元區，歐盟整體就會減少很大的負擔。這也就意味著，我不管你們了，你們自己的債務問題，你們自己解決去吧！然後，這些政府就可以通過印鈔票，通過通貨膨脹來在內部抹平自己的債務。這在歐元區內就沒辦法了。因為在歐盟「憲政制度」下，歐洲央行有完全的獨立性。它可以完全不聽歐盟歐洲理事會、歐共體委員會乃至歐洲議會的命令和指揮，更不必聽歐盟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的。譬如，在目前歐盟各國政府債台高築的情況下，就多次有讓歐洲央行買一些政府債券從而通過增發貨幣的辦法來救歐洲各國政府債務危機動議。歐洲央行新任行長德拉吉（Draghi）上台後，就明確回絕了政治家們要求歐洲央行加大在二級市場上購買力度的呼籲。德拉吉明確地說，如果歐洲央行偏離其穩定物價的目標，那麼它將很快喪失信譽，而信譽丟掉容易，拾起來難，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和社會代價。最近，看到歐洲目前的經濟衰退前景實在有點太危險，德拉吉本人有點動搖了，他曾表示，如果歐元區各國批准更嚴厲的預算控制和財政緊縮計劃，「歐洲央行就準備採取更強有力的行動」。這一說法曾一度引發了市場對歐元版的「量化寬鬆」的預期。但德國央行行長、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委員魏德曼(Jens Weidmann)卻一直堅決反對這樣做。魏德曼說，應該永遠拋棄讓歐洲央行通過印刷鈔票幫助部分債台高築的歐元區國家融資的想法。他說，若貨幣政策被綁上財政政策的花車，央行就會喪失其獨立性，然後喪失對物價的控制。目前看來，期望歐洲央行通過增發貨幣的途徑來救各國政府的負債想法，仍然沒門。
英國、德國這樣的大國在如何解決歐債危機上是存在分歧的，比如英國就反對金融管制。
韋森：我還是堅持上面反覆說過的觀點——歐洲領導人應好好學學《道德經》，政府應該學會積極地「為無為」。越救，政府負的債越多，情況會越糟糕。這一點和中國當下的經濟格局有點相似。現在中國地方政府負的債，和歐洲各國政府的負債，有一些共同之處。但我們是發展主義的政府，地方政府不斷地建機場、建政府大樓，建各種基礎設施，建了以後銀行貸款沒法還，就期望不斷增加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來還債，靠賣地來還債，最後什麼都不行了，恐怕還得通過通貨膨脹的途徑讓老百姓為政府埋單。與歐洲不同的是，在這樣的政府負債、徵稅和通貨膨脹的循環中，我們的普通老百姓卻不像歐洲的民眾那樣得到了實質性的好處，因而他們實際上是自己為自己埋單。但在形式和途徑上，好像是一樣的：在歐洲各國，福利讓老百姓享受了，遇到政府債務危機，要到期清算了，只能不斷增加新的財政收入才能支持下去。在中國，則是地方政府靠基建項目和面子工程發展經濟的負債到清算的時候，只能靠財政收入猛增和通貨膨脹來解決。這就像是抽鴉片越抽越上癮的癮君子一樣。對付一個抽上了癮的人，最好的辦法不是再繼續給他抽，越給他抽，他越戒不掉，只能下了狠勁斷了他的癮。這種情況下，我說政府無為，意思是說，你自己把債累積下來了，別指望別人來救，越救越糟。
要注意，我說的無為，不是希臘政府的不作為，不是意大利政府的不作為，而是歐盟政府的不作為。這說起來有點不近人情。德國總理默克爾去年在堅持救希臘時不是有個比方麼？她說，現在是鄰居家失火了，你救不救？不救，火就會燒到你家中來。但現在的問題是，即使你救了希臘，它還是那個樣子。短期你救了它，你能長期一直救它麼？這樣看來，不如讓它退出歐元區，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還是我前面所說的，希臘成年人五十二歲就退休了，大家都不想幹活，光想吃《聖經》裡面所說的天上掉下來的「嗎哪」，這怎麼能期望別人去救你們呢？當然，這話聽起來似乎是比較殘酷，但我覺得這樣的選擇還是值得考慮一下的。
有人說，趁著歐洲眼下快破產了，中國人應該趕緊去買歐洲的企業。
韋森：這也是一個餿主意。去年，在一次研討會上，一家國內房地產大集團的老總說，看來國內沒有什麼投資的機會了，國內基礎設施差不多都造好了，消費看來也上不去，由此他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已經不大了。但他到國外一看，從南非飛到澳大利亞，從澳大利亞飛到新西蘭，再從新西蘭飛到南美，發現整個南半球「遍地是黃金」，主張中國企業家應該趕緊去南半球國家投資。現在還有同一個思路是到歐洲各國投資去，認為目前歐洲快破產了，一些企業像沃爾沃、諾基亞這些公司都快經營不下去了，可以很便宜地把它們買下來。我說不對。你想想，歐洲那些有名的大企業都經營了幾個世紀了，都是本地精英企業家在經營，在歐洲那麼好的制度環境下他們都做不好，中國人過去接管了這些企業，就能做得好？他們的《勞動法》就擺在那兒，員工的工資不可能降低，成本也不可能降下去，中國人去經營，一樣虧。唯一可考慮的辦法是帶中國勞動力去。但是，若帶中國勞動力去，西方國家的工會首先就不幹了：本來我們就有那麼多人失業呢，還要跑來一群中國人搶飯碗，這可能嗎？而且，即使中國的企業家把中國工人帶過去了，也不可能是中國國內的工資標準，還得按著西方當地的標準發工資。去投西方的企業，結果可能是投一個虧一個。
現在唯一可能的投資機會，是買西方國家的房地產。2007年世界經濟衰退以來，西方國家許多城市和鄉村的房地產都很便宜，像美國、歐洲、新西蘭都是。不過新西蘭的情況出了點變化，原來中國人還可以去那兒買農場，據說他們現在也不幹了。西方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也起來了，說中國的富人跑來把我們的土地都買走了。近年來倫敦的房價也上漲了，據統計說至少有百分之七點五是因為中國人買房所推起來的。現在中國大陸富豪多，有錢的人多，到了英國，看好了房子，覺得好，就直接刷卡付現金把房子買下了，這部分推動了倫敦的房價。
最後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經濟的全球化時代，在認識和處理各國的經濟、貿易乃至外交和軍事關係上，一定要警惕「冷戰」思維的回潮。在當前的國際分工體系中，由於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路徑的原因，中國與美國、中國與歐盟各國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補的，而不是一種相互競爭的替代性關係。因此，只有中國與美國和歐盟各國之間合作，乃至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合作，而不是衝突、爭鬥和相互「傾軋」和「拆台」，才能共同應對目前全球經濟進一步蕭條的危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是西方那些「看空」甚至「唱衰」中國的人和機構，還是國內民粹主義的對美國和歐洲各國政策的責罵，都是非理性的。如果是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在全球經濟的這種格局中還不時有「冷戰思維」在作怪，那可真的要警惕了。在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只有各國之間的合作，且惟有合作，才能幫助各國應對各自經濟問題乃至全人類的共同困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