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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匯網訊】據鳳凰週刊綜合報道，在今天的中國，該用怎樣的座標體系去評價釋永信，評價少林寺，去看待傳統宗教，甚至如何看待宗教復甦現象，恐怕全社會沒有共識。對釋永信來說，對內，如何管理僧眾、沙彌以及少林寺內其他身份的群體，如何管理龐大的財務，如何管理隸屬的商業機構;對外，如何與地方政府打交道，與上級管理部門理順關係，如何與周圍的居民相處，如何與外界各種合作方式不同的機構打交道。凡此種種，都是前人無法給出答案，社會也無法給出答案的難題。
釋永信注定是中國最受非議的宗教人士。
外形上，這個人絲毫沒有國人心中高僧大德慈眉善目、睿智深沉的影子，反有幾分精明犀利農民企業家味道;他的履歷出身，與文學作品勾勒出的少林方丈印象更是相去甚遠;而他升座方丈後一系列轟轟烈烈舉動，更與傳統宗教的形象背道而馳。
中國找不到第二個宗教人士像釋永信一樣，從出現在公眾視野，就一直遭遇公共形象危機。事實上，面對公眾質疑，釋永信一直在不斷自我調整和學習。然而，對他的爭議和質疑卻不斷升級，從他到底是個宗教人士還是個商人，逐漸上升到他是否侵吞財產，最終出現包養女大學生、嫖娼以及與女明星有染的謠傳。
但是，少林寺是一個太過特殊的寺廟。作為一個最有國際影響力、收入最多寺廟的方丈，釋永信無可避免地身處複雜糾結的利益漩渦中心。他要面對的處理的問題，遠非常人可比，某種程度上，在他這個位置上，非議和傳聞無可避免，換一個人，未必就能做得比釋永信更好。
沒有答案，只有非議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少林寺的方丈該怎麼做?沒有人能告訴釋永信。
少林寺自清康熙五年始，曾長達320多年無方丈，後又在戰亂中迭遭兵燹，僧人多次棄寺而逃，1949年時，該寺只剩幾個行動不便的老僧。到釋永信22歲成為住持時，他在佛門青燈下不過6年時光而已。
假使少林寺千年傳承不絕，釋永信曾受大德高僧多年熏陶，前輩們的經驗也完全無法適用於今日世界。過去的寺院，靠寺院所轄的土地山林和香火供養，今日寺院土地房產均非宗教社團所有，已不可能靠田產、地租和香火維持生計，而每日湧來成千上萬遊客和前來投效的習武愛好者，更為過去無法想像。
甚至，對釋永信是否該像經營企業一樣經營少林寺，輿論本身就存在極大爭議。贊同者雲，市場經濟時代，少林寺就該盤活少林寺品牌的資產，釋永信的種種努力符合弘揚少林的本意。而質疑者認為，少林寺已是個企業集團，而非佛門淨地，但也無法給出一個少林寺該做哪些、不該做哪些的邊界。
佛家的傳統形象是苦寒清貧，今日的少林寺則是財大氣粗，看上去與苦修早已絕緣。不過，與更多被少林寺擋住了輿論子彈的寺廟相比，少林寺的僧眾物質生活待遇甚至可算微薄。不少香火稍微旺盛的寺廟，小和尚月工資比大都市白領更高。現代社會無可避免地要顛覆僧侶傳統形象，譬如日本和尚不但可娶妻生子，安家寺廟附近，每天像在公司上班。
不能不考慮的是，只要「武俠熱」存在一天，在中國武俠文化中佔據最重要座標的少林寺，就是個市場價值極大的商業品牌，釋永信不用，與少林寺沾邊不沾邊的人，都會打它的旗號。少林寺品牌在國外被人大量搶注即是證明。這份特殊「榮耀」，是全世界任何宗教社團都沒有的。
事實上，在今天的中國，該用怎樣的座標體系去評價釋永信，去評價少林寺，去看待傳統宗教，甚至如何看待宗教復甦現象，除了認為釋永信做得不好之外，恐怕全社會沒有任何共識。
人們在以傳統眼光，甚至是影視劇中少林方丈的標準形象來衡量釋永信的同時，少林寺又被目為一個旅遊勝地和武學聖地。宗教場所變成旅遊景點，是今日世界的一個共同現象，這種異化程度，恐怕沒有哪裡可與中國相比，而少林寺則是典型中的典型。
僅僅是每年高達150萬的遊客，就使少林寺不可能成為清淨之地。對釋永信來說，對內，如何管理僧眾、沙彌以及少林寺內其他身份的群體，如何管理龐大的財務，如何管理隸屬的商業機構;對外，如何與地方政府打交道，與上級管理部門理順關係，如何與周圍的居民相處，如何與外界各種合作方式不同的機構打交道。凡此種種，都是前人無法給出答案，社會也無法給出答案的難題。
有生財之門，無散財之道
少林寺雖然在商業化道路上走得很遠，但平心而論，好歹它還保住了底線。要知道，今天商業開發宗教資源的投資主體五花八門，從政府機關、行政事業單位、宗教人士、信徒，到企業、商人、社團，幾乎無所不包。它甚至是市場准入最寬鬆的一個領域。
現行宗教政策加上種種優惠政策，如土地無償劃撥、建設費減免、經營稅免征等，令投資寺廟成為最有利可圖的事業之一。
如無釋永信的強勢，誰知道少林寺是否會面臨寺廟常見的命運：寺廟不必為僧侶管理掌控，或承包、或分成，完全視乎投資者意願。甚至專門充任門面的職業假和尚群體也應運而生——上述遍佈中國大陸的奇觀，被擋在少林寺院牆之外，可算釋永信的一大功績。
強勢如釋永信者，也曾多次對媒體公開抱怨不公：少林寺被包裹在當地規劃的少林大景區中，整個景區門票與少林寺捆綁銷售，門票收入，少林寺與地方政府三七分成。但是，當少林寺拿著官方發佈的遊客數字去結賬時，往往會被告知「那是對外宣傳」。實際結賬要打不少折扣。於是少林寺在廟門口自己加裝了檢票器，專門派人守在門口二次驗票。甚至少林寺的僧人回寺院被景區大門的保安攔住盤問亦時有發生。兩者的利益矛盾，歸根到底是「少林寺」品牌的歸屬。在登封市政府眼裡，「少林寺」的品牌就算不是明確的國有資產，也絕不是釋永信私人所有或少林寺集體所有。所以，出現了地方和少林寺共同使用「少林寺」品牌的格局。
不過，雙方各自使用「少林寺」品牌開公司還可相安無事，但2009年12月，釋永信從媒體上得知由當地與港資合資成立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遊有限公司，並準備於2011年上市時，終於對簿公堂。雖然「上市風波」最終平息，但根本利益糾結卻未解開。
按一些法學家的解釋，由於歷代少林寺的修整，多由官方出資，而文革後少林寺的修整重建，亦有國家文物局、旅遊局出資，故少林寺當屬國有資產無疑。至於大陸土地所有制，更是明確了宗教團體在城市的土地歸國家所有，對土地和房屋均只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釋永信和少林寺所有的，只是他開發「少林寺」這個品牌積累起來的財富。
沒有人能說得清少林寺積累了多大一筆財富，也沒有人知曉這筆財富的管理方式，少林寺的一切盡在釋永信個人的掌控之中。巨額財富和高度不透明的財富管理方式，自然讓釋永信難以擺脫時不時的懷疑和指控。
佛門生財有道，卻鮮見散財濟貧，釋永信自然想扭轉其負面公共形象。2005年，少林寺先後開設收養孤兒的少林慈幼院和藥局、書局，釋永信希望能展開更多的慈善公益活動。
但這些慈善活動幾乎不為媒體所知，效果亦未盡理想。如少林藥局，除一些有成本的中成藥，其他的藥免費，看病全部免費。然而少林藥局已成立5年有餘，周圍山民大多從未來過，一位老婦想起自己曾在犯關節炎時去扎過針，說「扎針沒要錢，但那一小瓶藥100多，太貴了，我沒拿。」
若做橫向比較，或許不難理解為何少林寺始終遭輿論非難。
在現代歐洲，教會一直是慈善事業最重要的角色。它既是受捐贈者，也是捐贈者。其善款主要的社會流向，是醫院、學校、孤兒院、養老院之類的福利機構。在現代國家的社會服務功能出現之前，教會甚至是其唯一的提供者。西方教會的善款除用於本土，也用於第三世界貧困地區。
受西方宗教強大的社會反哺功能刺激，台灣的證嚴法師憑借一己之力，建立了龐大的慈濟基金會，30多年來籌集上百億台幣善款，均反饋社會，邁出了傳統宗教積極反哺社會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她在以宗教神聖的信譽為擔保，大大推進台灣社會公益事業發展的同時，也令更多人敬畏、跟隨神聖宗教。
無論是與台灣的證嚴法師，還是與西方基督教相比，釋永信都顯得深諳生財之路，卻乏散財之道。這恐怕也是大陸傳統宗教適應現代社會的最重要一課。
釋永信的能與不能
相比中國傳統宗教，基督教在經濟來源上曾有過極大的特權，譬如教廷徵收的什一稅;在斂財聚物上，教會也曾無所不用其極，其歷史上的種種惡行惡狀，遠非中國傳統宗教可比。但到了今天，不但特權早被剝離得乾乾淨淨，其他收入來源也基本斷絕，完全靠慈善機構捐贈和信徒募集。基本解決了信仰的「純潔性」與教會支配財產的「世俗性」之間的矛盾。
在財產管理上，西方教會原本就有一套極為嚴密的財產管理制度，隨著其特權被剝奪，更形成了一套成熟而可靠的代理管理模式。現代信託業的誕生，即來源於對教會財產的捐贈。理論上，教會財產屬於全體信眾，賬目往來高度公開透明，以便社會監督善款流向。神職人員只負責募款，決定善款用途，絕不涉足商海。
相比之下，東亞的日、韓和台灣地區，佛教等本土傳統宗教，雖然不斷借鑒和吸取西方經驗，但對「神聖資產」的管理，仍處於摸索和有待成熟的階段。而以少林寺為代表的寺廟，企業與宗教界限模糊性，此為大陸獨有現象，自與今日世界格格不入，無怪乎釋永信首先被外媒加諸CEO的稱號。
不能不說，基督教在今天的中國，雖然傳播上有種種先天不利因素，但近些年卻以驚人速度有效擴散，與其有一套成熟完備的自我管理模式有很大關係。它較之寺廟正熱衷追逐GDP和利潤的傳統宗教，公共形象上就有極大的先天優勢。
尤須看到的是，傳統宗教今天日益呈現出官本位色彩、對香火收入的追逐，使它很容易出現親近權貴的不自覺選擇——它不但無法起到社會階層的彌合功能，更是對宣揚眾生平等教義的直接諷刺和解構。
在聚財上，釋永信能做的，恐怕就是不斷從戰線鋪得極廣的商業和投資活動中逐漸收縮，最終退出商業活動，只坐收以往的資產收益，注意力由商業推廣，轉向弘揚佛法等宗教事務中。而財產管理事項，則全部委託信託機構。做到佛祖心頭坐，雙手不沾錢。
但讓釋永信在致富的康莊大道完全掉過頭來往回開，把少林寺變成一個完全向公眾免費開放的宗教場所，就算他有此心，地方政府也無法接受。這是一筆巨大的財政收入。同理，遍佈大陸名勝山川的寺廟，也斷無可能像台灣一樣，所有寺廟不收門票。不說地方政府，光形形色色的投資人的權益問題，就會成為一團解不開的亂麻。
從當地政府試圖將少林寺上市的努力也不難看出，佛門淨地躋身商海和資本市場，由不得釋永信。而專家學者圍繞質疑少林寺上市的爭議，多集中在少林寺這筆巨大的國有資產，登封當地是否有資格將其「賤賣」。這無疑是在暗示，宗教資源的公益性質被異化，已為主流社會認可。
顯然，有沒有釋永信，少林寺的商業化和企業化，都是無可避免的命運，區別只在是由釋永信主導還是非釋永信主導。
釋永信能有效地散財於社會嗎?能。也不能。如果只考慮把將少林寺的巨額財富捐出去，這沒有任何問題和障礙，如果他想學習國外，通過建立公益基金會的方式，完全自作主張決定款項用途，取之於民，則會面臨難以克服的合法身份與資格問題。大陸現行法律法規的種種限制和門檻，使得少林寺散財遠比聚財難得多。
不在考慮之列的困擾
比前述任務更難完成的，是釋永信是否能讓少林寺完成現代轉型，以適應當代社會百姓對宗教信仰的需求。
近30年來，中國大陸宗教復興呈現越來越熱的勢頭。據社科院2010年的統計數據，大陸佛教徒已達到1.8億。雖然傳統宗教在復興，但那些名剎古寺在宗教中的地位，卻明顯呈現出相對邊緣化的趨勢。
除名剎古寺自身過於商業化，讓信徒望而卻步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它們在滿足現代社會信仰需求時，面臨先天不足的適應性尷尬：
中國傳統社會，由同宗、同鄉、同事構成的熟人社會，浸潤了濃厚的儒家人情倫理規範。它可起到精神和情感紐帶、群體歸屬感，慰藉心靈的作用。故佛教寺廟雖多建在清幽僻靜之地，卻足以勝任信眾偶爾燒香朝拜的需求。
而今天中國由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封閉的熟人社會解體，游離出來的個體，不但喪失了熟人社會可提供的精神資源，還面臨轉型時代特有的焦慮、孤獨和缺少歸屬感困境。他對歸屬感、心靈撫慰，以及堅實的道德和倫理依靠有著強烈渴求。而宗教信仰是解決這種渴求的一個重要途徑之一。
此時的社會宗教信仰需求，就要求宗教機構要走進都市，走向人間，而不是繼續藏於名山。現實的巨大供需落差，讓台灣的佛教界有了「人間宗教」的提法，寺廟開始往城鎮居民點建，僧侶積極走出山門，進入社會。在日本，則是更早就基本完成了社區化的佈局。
反觀少林寺這種門票價格高達100元的寺廟，不但難以想像它能勝任新時期大紅的宗教信仰需求，甚至寺廟與信眾的傳統聯繫方式也早被切斷。大陸不少城鎮，近年出現了一批由信眾自發在社區中集資修建的袖珍寺廟，雖然其簡陋到無法稱之為寺廟，甚至沒有真正的和尚，但聊勝於無，而且體現出真正的信仰需求。
而西方社會幾百年的社會轉型，使基督教有了充分的演進，對現代社會有強大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在社會功能上，基督教顯然在社會的撫慰功能、反哺慈善功能、階層彌合功能、提供道德座標功能上，提供了強大的現實影響力。就純技術而言，無論是組織、宣傳，還是宗教活動的具體形式，乃至理論建樹，均有成熟而豐富的經驗。
在中國，儘管基督教的上述社會功能因客觀因素尚未充分施展發揮，但較之傳統宗教體現，已顯示出極為明顯的競爭優勢。僅以其在集體宗教生活中的周到細緻的設計為例，在撫慰今日社會特有的焦慮症、孤獨症上，就為中國傳統宗教遠遠不及。
現代社會的進步，是一個不斷對神聖祛魅的過程。在西歐諸國，已出現了宗教色彩日漸淡化，人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地區，宗教意識越淡的明顯趨勢。但在一定時間內，宗教的社會作用不可能淡化到無足輕重的程度。
其最不可忽視的社會作用，是宗教在一個社會、一種文明當中，為之提供穩定的社會道德和價值觀的倫理資源。宗教機構接受捐贈、佈施，反哺社會、救濟貧者時，始終伴隨著對公眾向善的倫理勸戒宣導。
對今日中國社會而言，所謂的道德危機，並非人心真的變壞，而是傳統社會組織方式的解體，導致與之配套適應的道德規範體系，失去了神聖性和約束力。而政府在逐漸淡化意識形態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時，其道德教化角色亦隨之隱退。在這樣的轉型社會，卻又恰恰特別需要一個道德教化者的重要角色。
那麼，像少林寺這樣的傳統宗教的典型代表，能為今日社會扮演這樣一個重要角色嗎?
這好像不是一個正確的問題，因為今天困擾釋永信的，根本就是一個在中國環境下，正在不斷成長著的企業家的煩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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