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鳳凰周刊報道，2012年2月6日，重慶市原副市長王立軍私自進入並滯留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開新中國成立後未有之例。3月中旬全國 「兩會」結束後，重慶市原市委書記薄熙來的職務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接替，舉國震動。
重慶多年來一直處於媒體聚光燈下，此前人們很難想像它還能引發更大的輿論關注。發生換屆之年的重慶故事，注定將在歷史上留下一個特定章節。
青萍之末
在重慶市本屆人大政協的最後一屆全體會議上，重慶市主要領導仍舊繼續大談「唱紅打黑」這一重慶近年的施政招牌，「共富」這個詞繼續成為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一切都顯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領導下的重慶市委，將繼續推進自2008年起在這座城市推行的富有爭議、又不容忽視的政策模式。
圍繞著重慶推出的「唱紅打黑」、公租房建設和國資管理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媒體曾把薄熙來治下的重慶概括為「重慶模式」。而重慶市也並不避諱這樣的提法，2010年9月2日的《重慶日報》思想版上，就有重慶市委黨校課題組對「重慶模式」進行探討、進而總結出的《試論「重慶模式」的結構系統與特徵》一文。同月的《人民日報》也發文，從住房探討 「重慶模式」。2011年，重慶市委黨校教授蘇偉更就「重慶模式」撰寫成書，引發海內外熱議。
不過細心的觀察者會發現，2012年的重慶，開始悄然發生一些變化。1月10日，在出席新聞媒體記者會時，薄熙來針對《香港商報》記者關於「重慶模式」的提問，表示「我們從沒提過什麼『模式』」。這一講話被認為是重慶方面對過去兩年來，不斷被熱炒的「重慶模式」概念的降溫。
在人事佈局方面，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光國辭去主任職務，由市委常委、市委組織部長陳存根出任。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何事忠則獲增補為重慶市政協副主席，並進而以市政協黨組副書記的身份成為協管市政協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重慶將於2012年第二季度完成市委換屆，現任市委常委的陳存根、何事忠兩人均為1952年生，在換屆時都將超過58週歲的提名年齡限制。因此提前安排兩人轉任人大、政協的二線職務，尚屬正常的人事安排。
1947年2月出生的陳光國，在2012年1月還未滿65週歲的正部級最高任職年齡，在人事安排中屬於可退可不退的模糊地帶。陳光國在距重慶市人大換屆只有一年的時候交卸主任職務，新任人大主任陳存根的年齡則將允許他一直擔任人大主任一職至2018年。2002年以來，地方各級人大主任職務一般由黨委書記兼任，只有在部分少數民族自治區和由政治局委員兼任黨委書記的省市，才會出現專職人大主任的情況。因此，2012年初重慶市人大主任的變化，似乎透露出了重慶未來5年領導格局的端倪。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微妙之處，是陳存根和何事忠的職務安排。由於人大的行政序列高於政協，因此地方如果需要同時安排人大、政協的正職領導時，通常會安排資歷較深的幹部出任人大主任，由資歷相對較淺的幹部出任政協主席。
在重慶，市委宣傳部長何事忠2002年成為副部級幹部，在重慶市委13名常委中排名第4，僅次於3位市委正副書記。市委組織部長陳存根2006年晉陞副部級，在重慶市委常委中排名第8，副部級資歷和在重慶的工作時間都要短於何事忠。2007年才從人事部空降重慶的陳存根在重慶官場鮮少曝光，維持組織幹部一貫的低調嚴肅形象。整個仕途都在重慶發展的何事忠，曾以市委宣傳部長的身份成為重慶「唱紅」運動中曝光率最高的標誌性人物之一。
陳存根、何事忠分別轉任人大主任、政協副主席後，兼任的組織、宣傳部長職務也將在5月市委換屆前後交卸，從而拉開了重慶市委新老交替的帷幕。
王立軍事件
如果說重慶市委宣傳部長何事忠是重慶「唱紅」運動的標誌性人物，那麼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王立軍之於「打黑」，就已不僅僅是「標誌性」這個形容詞所能夠概括的。這位被媒體冠以「打黑英雄」的公安局長，早在遼寧任職時就因勇於與黑社會勢力鬥爭而聞名。薄熙來在2001年至2004年擔任遼寧省省長期間，王立軍曾先後任遼寧省鐵嶺、錦州兩市的公安局局長，行政級別也由正處級晉陞為副廳級。
2007年12月，薄熙來調任重慶市委書記。半年後，王立軍從遼寧調入重慶，先後擔任重慶市公安局主要領導職務，並直接領導了聲勢浩蕩的重慶「打黑」運動。2011年5月，王立軍的仕途更進一步，以全票當選為重慶市副市長，邁入副部級領導幹部序列，同時仍舊兼任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職務。
2012年1月的重慶 「兩會」上，王立軍以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的身份出席了綦江區人大代表團的討論。1月22日除夕夜，王立軍還親自上街檢查安全工作，這也是他最後一次以分管政法工作領導的身份出席公開活動。
2012年2月1日，重慶市委召開常委會，新聞報道顯示，會議研究了「充分發揮工青婦作用，提高市民整體素質」的議題。重慶衛視播出的新聞畫面中，還可以看到王立軍身著綠色夾克，就座於會場後排，並記錄筆記。
2012年2月2日，重慶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的官方微博發佈消息稱：「近日重慶市委決定，王立軍同志不再兼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以副市長身份分管聯繫經濟領域工作。」同日，重慶市政府公佈了調整後的副市長分工，王立軍分管了9個月的政法工作被交還給之前分管政法的副市長劉學普。副市長、民主黨派人士吳剛原先分管的科教和工商市場工作被交由王立軍負責。
王立軍的這一工作調整，稱得上是非常罕見的。此前，從政法部門基層成長起來的政法幹部，從事領導工作的領域基本都限於政法領域，如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長、政法委書記、黨委副書記、上級行政機構的政法部門領導等，如廣東省原政協主席陳紹基、天津市原政協主席宋平順等。反而是從事經濟或其他部門工作的幹部，往往會借由調任政法部門領導，拓寬工作面和成長渠道，進而再轉任其他部門幹部。更不尋常的是，王立軍的分管工作雖然被市政府表述為「經濟領域」，但其分管的具體事務中更多是文教方面的工作，只有工商、質檢等一小部分和經濟事務較為相關，遠非商貿、金融、經濟開發、工業、財政等傳統上更核心的「經濟領域」。
加上王立軍本人在重慶「打黑」運動中的象徵性地位，立即引起了海內外媒體的關注。
2月4日，王立軍首度以分管科教工作的副市長的身份出席活動。2月5日，王立軍又到市教委、重慶師範大學調研，並在講話中表示，「每一項工作對自己而言都是新的挑戰，也是很好的學習鍛煉機會。」
2月8日上午，重慶市體育局長會議召開，分管體育工作的副市長王立軍本應出席，卻沒有出現在會場。上午10時許，重慶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的官方微博發佈消息稱：「據悉，王立軍副市長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
由重慶市方面發佈的「休假式治療」這一表述，幾乎是官方敘事話語中的一項創舉。休養、療養等詞彙似乎不足以概括重慶市政府對王立軍狀態的描述，「休假」表明並證實王立軍已不再在事實上從事政務工作，「治療」則表明王立軍不再工作的暫時性和原因。看似生硬拗口的表達方法，傳遞出的信息卻非常豐富。
不過，重慶市發佈的消息並非真相的全部。早在重慶市新聞辦宣佈王立軍接受「休假式治療」之前，微博等網絡媒體上就已開始盛傳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消息。部分成都網友甚至還上傳照片，證實2月7日晚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附近出現了交通管制和部分警方人員。
2月8日，美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努蘭在新聞發佈會上證實，王立軍曾與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取得聯繫，並以重慶市副市長身份要求和美國領事人員會談。美方安排了與王立軍的會晤，王隨後「自行離開」。努蘭還表示，事後美方未再與王立軍接觸，她同時拒絕評論王是否尋求政治庇護或申請難民身份。
與此同時，重慶官方在發佈「休假式治療」消息後，一直保持沉默。一天后，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在應詢答問時表示，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於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一天后離開，「有關部門正在對此進行調查」。隨後，新華社以《王立軍滯留美領館接受調查》為標題發佈了相關消息。
來自中央的口徑與重慶市之前發佈的消息出現了明顯的事實分歧，這也是多年來極少出現的狀況。不過，不管是「休假式治療」還是滯留領館接受調查，兩份消息有一點是一致的：「打黑英雄」王立軍名字後的「同志」二字，已經消失不見了。
輿論聚焦重慶
外交部在9日答記者問後，已經以「王立軍事件」來概括統稱之前數天發生的各種事件，這一名詞也隨後成為所有官方表述中的標準用語。
王立軍事件發生的時機之敏感，在當代中國政治史上可謂少見。外交上，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2月13日即將出訪美國，卻發生了這樣一場很可能影響中美關係大局的風波。內政上，王立軍事件距離全國「兩會」召開只有不到一個月時間，之後還有重慶市委和中共中央的換屆。在格外強調穩定的一年裡，王立軍的知名度與公眾形象更讓整起事件顯得扎眼，也把原本就置身於媒體聚光燈下的重慶，推向了輿論焦點。
最受關注的，自然是薄熙來。在王立軍被重慶宣佈為「休假式治療」的當天，薄熙來正率領重慶市黨政代表團在雲南考察。在薄熙來考察雲南的2月8日、9日，重慶市委機關報《重慶日報》分別在頭版刊發了薄熙來提倡學習「橫眉冷對千夫指」和「守護好兩江碧水，為子孫後代負責」的題詞。
2月10日，薄熙來一行結束考察回到重慶，《雲南日報》報道了其考察活動，並配上了薄熙來在滇池喂海鷗的照片。這也是王立軍事件發生後，薄熙來的形象首次出現在公開媒體上。前兩天刊登薄熙來題詞的《重慶日報》卻沒有在同一天發佈薄熙來考察雲南的新聞。時隔一天，《重慶日報》才發佈了重慶版本的薄熙來考察報道。
兩地的報道內容大同小異，但《重慶日報》在末尾多了一小段內容，「在滇期間，重慶市黨政代表團還參觀了駐滇某集團軍軍史陳列室，緬懷革命先輩，接受愛國主義教育。」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重慶市委常委、市警備區政委梁冬春，會罕見地出現在市黨政代表團的領導名單裡。地方黨政領導出訪考察時，省軍區領導鮮少會陪同參加，即使參加也一般會肩負特殊任務。例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2008年7月考察甘肅時，廣東省委常委、省軍區司令員辛榮國陪同前往。當時考察團的主要任務是為震後甘肅災區重建提供援助，作為抗震救災主力，軍隊領導的出現符合考察團的主要目的。
面對外界圍繞王立軍事件的各種揣測，薄熙來的行程似乎並沒有受到明顯影響。從昆明返回重慶後，他立即會見了來訪的加拿大總理哈珀。重慶市主要媒體仍舊沒在第一時間發佈相關新聞，但後續圖片與報道仍正常見報。12日，薄熙來主持了重慶市委常委會議，「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此後，薄熙來還在23日會見了來訪的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並與其一同參加「唱紅」。27日，薄熙來會見歷任雷鋒班班長及雷鋒戰友，號召社會繼承和發揚雷鋒精神。
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在事發後的2月9日，就向媒體表示，王立軍曾前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一事屬於「孤立事件」。2月2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除仍在外訪的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外，所有政治局委員悉數到齊，薄熙來也如常地出現在新聞聯播的畫面上。全國政協發言人趙啟正在 「兩會」前的記者發佈會上表示，王立軍事件是個「孤立事件」，希望媒體「不要做過多想像」。
王立軍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是否出席「兩會」，也有了官方答案。王立軍「正在接受有關部門的調查，調查工作也取得了進展」，因此王立軍將請假缺席全國人大會議。
3月5日，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在鳳凰網專訪視頻中對主持人首次公開講述了2月7日發生在成都領事館的事件始末。他強調，在王立軍進入美國領事館的情況下，自己作為市長召見美國總領事及進入美領館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黃奇帆同時否認自己曾帶領警力進入成都。他表示，自己只帶了市政府秘書長陳和平前往現場，當時在場的警力均為四川方面所派，為「川警」車牌。黃奇帆還透露，自己和王立軍進行了溝通，最後由於王立軍事件「已經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因此王立軍在離開領事館後，是由「國家安全系統的人員」帶去「做一些調查研究」。
同一天，重慶市政府發言人也就王立軍事件發佈了信息。在發言人的版本中，前往成都現場的，除了黃奇帆和市政府秘書長外，還多了重慶市委組織部長陳存根和市紀委書記徐敬業。從事件的性質看，組織、紀檢系統領導參與處理，是比較正常的。其中，重慶市紀委書記徐敬業在2003-2006年間擔任中紀委駐商務部紀檢組組長，與時任部長的薄熙來正好也曾一同工作。
在媒體的重點關注下，幾乎所有可能與王立軍事件有點關係的單位與個人都受到了麥克風的追逐。四川省政府發言人3月7日在回應重慶王立軍事件時，表示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沒有通過四川省公安廳預約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同時還表示沒有聽說四川警力涉入王立軍事件，這與黃奇帆早前稱川警車牌出現在領事館附近的表態有明顯差異。遼寧省委書記王珉在接受採訪時則澄清稱，鐵嶺市公安局局長谷鳳傑的腐敗窩案中，並沒有涉及曾任該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有趣的是，王珉將谷鳳傑的案件同樣稱作是「孤立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被問及王立軍事件時，則只簡單回應：「王立軍是我離開以後到重慶的。」
在中央領導的層級上，重慶代表團受到的待遇與往年似乎並沒有什麼區別。曾任重慶市委書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賀國強在「兩會」前夕前往重慶團看望代表。這項活動屬於「兩會」前夕中央領導的傳統活動，政治局常委一般會以公開或半公開的方式到曾生活、工作或所屬的代表團、界別訪故敘舊。
每年「兩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按慣例分別參加各個人大代表團的審議活動。3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出席了重慶團的審議。這是自薄熙來2007年底擔任重慶市委書記以來，周永康第二次參加重慶團審議。周永康在重慶團講話裡充分肯定了重慶歷年的工作，並提出了對重慶未來發展的期望，全過程並沒有出現與往年明顯不同的事件。這天上午，薄熙來缺席了全國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引發外界頗多猜測，不過下午即現身，陪同周永康參加重慶團審議。
3月9日，重慶代表團舉行了「兩會」開放日，這也意味著薄熙來將首度直接接受記者提問。在當記者提出王立軍有關問題時，薄熙來先是拿出一疊打印稿，先照本宣科地讀出了之前的官方口徑，隨後進一步強調王立軍只是重慶「打黑」運動中的「一部分的一部分的一部分」，但同時承認自己用人失察，感到痛心，要認真反思。
現場有記者指出，在薄熙來就任重慶市委書記之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尚未曾考察重慶，薄熙來強調重慶的發展計劃是按照胡錦濤總書記的「314」部署制訂的，並表示自己相信胡錦濤最終會去重慶視察的。
讓人意外的是，薄熙來在記者提問即將結束時，突然無預警地將話題轉移到「有人給重慶潑髒水」的問題上，並主動談起自己的家人。薄熙來指責外界有消息誣蔑自己的夫人和兒子，表示夫人谷開來為他主動放棄了律師業務，安心成為一名家庭主婦;兒子在國外上學，靠的是全額獎學金。語氣有些激動的薄熙來稱有關兒子薄瓜瓜在海外開法拉利的消息是「一派胡言」。
薄熙來在3月9日的新聞發佈會上，以前所未有的開放態度，為外界提供了「兩會」以來關於重慶最有話題性的內容。不過相比之下，3月14日「兩會」閉幕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新聞發佈會上對王立軍事件的談話，才堪稱震撼。
在近三個小時的新聞發佈會中，各路外國媒體不知是擔心問題敏感，還是認為不會有收穫，都沒有就王立軍事件提問。在這場持續時間長得已屬罕見的記者會行將結束時，溫家寶提出：「如果不累的話，我們再提兩個問題。」正是增加的兩個問題，讓路透社記者得以在最後一刻提出了王立軍事件。這個問題也成為了溫家寶十年總理任期內，在記者會上回答的最後一個問題。
神情嚴肅的溫家寶舉起手中的鉛筆，指出中央對王立軍事件「高度重視」，並將「嚴格依法辦理」。他隨後說：「多年來，重慶市歷屆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為改革建設事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是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
在發表完對重慶市的看法後，溫家寶表示，1949年以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成果，但「也走過彎路，有過教訓」。而「十一屆三中全會，特別是作出關於正確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來，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基本路線，並且做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歷史告訴我們，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實踐，都要認真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且經受住歷史和實踐的考驗。這個道理全國人民懂得。因此，我們對未來抱有信心。」
山城換帥
重慶市委於3月15日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傳達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市委主要領導調整變動的決定。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在會上宣佈，「張德江同志兼任重慶市委委員、常委、書記;薄熙來同志不再兼任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提名何挺同志為重慶市副市長人選，免去王立軍的重慶市副市長職務，何挺、王立軍的職務任免按有關法律規定辦理。」
濫觴於2月的王立軍事件，至此進一步擴大了政治影響和效應。李源潮在講話中不再提及「孤立事件」的表述，轉而指出王立軍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性質嚴重，影響惡劣。他同時明確強調，重慶市委主要領導的調整是「鑒於王立軍事件造成的嚴重政治影響，中央從當前的形勢和大局出發，經過慎重研究決定的」。
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產生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領導集體以來，一共有過四起政治局委員在屆中不再兼任或擔任地方黨委書記的安排，分別是：2006年 9月25日中共中央免去陳良宇的上海市委書記職務;200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決定張立昌同志不再兼任天津市委書記;2010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決定王樂泉不再兼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2012年3月15日薄熙來去職。
首先，薄熙來作為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雖然不再兼任重慶的地方領導職務，但按照慣例仍可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出席交接大會。然而3月15日的大會上，主席台上並沒有薄熙來的座位。在之前的三例任免中，除陳良宇因為已經被停止職務、接受審查外，王樂泉、張立昌均出席了交接大會，並作了告別發言。
其次，在王樂泉、張立昌的任免中，中共中央均對兩人在地方黨委書記任上的工作進行了肯定評價，分別使用了「充分肯定」和「滿意」。李源潮在講話中，則並沒有對薄熙來的工作作評價，但強調了中央對重慶工作是肯定的，並將重慶取得的發展成果歸功於「市委市政府」、「歷任與現任領導班子」，態度似乎要較溫家寶此前的表態和緩周全。
此外，在王樂泉和張立昌的免職決定公佈後，中央幾乎是立即宣佈了他們的新職務，王樂泉在任免大會上就已被宣佈出任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張立昌則在任免大會後第二天被批准擔任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副組長。薄熙來在免職之後，並沒有被宣佈新職務，在中組部的任免講話中，也沒有「另有任用」。
中共中央選擇張德江出任重慶市委書記，也創下了改革開放以來，副總理兼任地方黨委書記的首例。此前，只有在文革前，柯慶施曾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4個月，直到逝世。
從任職資歷看，張德江出任重慶市委書記有著穩定大局的作用。如李源潮所介紹，張德江歷任吉林、浙江、廣東三省黨委書記，兩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3年主政三個不同類型省份的資歷，放眼黨內，無人能出其右。因此正如李源潮所說，要「確保重慶市政治、社會大局的穩定」，張德江可能的確是最合適的人選。由於張德江已經出任兩屆政治局委員，在中共十八大換屆時又還沒有到達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最高任職年齡，因此繼續留任現有職務或擔任更高級別職務的可能性都不小。其在重慶的主要任務，應當是憑借他的資歷和威望，確保重慶在十八大前能夠穩定過渡。
和張德江一同出現在幹部交接大會上的高級幹部，還有中宣部副部長蔡名照、中組部副部長張紀南和中組部部務委員、幹部二局局長潘立剛。作為宣傳系統資歷最深的副部級幹部，蔡名照出現在以「唱紅」作為宣傳工作核心的重慶，尤其引人注目。相比之下，負責宣讀任免決定的張紀南和負責幹部二局(地方幹部局)的潘立剛的在場，都還算符合這次任免的政治語境。
在張德江的任免之外，何挺擔任重慶市副市長的決定也值得關注。官方報道顯示，何挺已經兼任了重慶市政法委副書記。重慶市人大常委會亦於3月23日正式任命何挺為副市長兼市公安局長。這預示著公安系統出身、在青海兼任公安廳長的他，應該是在重慶繼續分管政法方面的工作。
50歲的何挺對重慶並不陌生，他於1979-1983年就讀於重慶的西南政法學院，算起來還是現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張軒(法律系81級)的學長。更有趣的是，何挺與現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楊煥寧還是本科同班同學。在2009年西南政法學院刑偵系成立30週年的慶祝會上，一位校友還拿出當年的日記，其中記錄了他和何挺、楊煥寧三人智擒劫匪、令警察刮目相看的故事。何挺後來還和楊煥寧同在公安部刑偵局工作，直到2007年外放甘肅省任省長助理、公安廳長，至今已歷任三省公安系統主官，是不多見的兼具中央與地方經驗的政法幹部之一。
王立軍去後，空出的位置將由誰來填補，也是外界高度關注的問題。此前在重慶市公安局，王立軍的行政職務是局長，黨內職務是黨委書記。重慶市委於2月初作出免去王立軍職務的決定後，黨內職務的免去可立即生效，但行政職務(即公安局局長)還需經法律程序——通過重慶市人大常委會—才正式生效。此後一個多月內，「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一詞未見於任何媒體，直至3月23日何挺被任命為公安局長的報道面世。
相形之下，重慶市江津區原區委書記關海祥以重慶市公安局黨委書記身份的亮相低調得多。2月18日的《重慶日報》報道，原江津區區委書記關海祥以「重慶市公安局黨委書記」身份參與了重慶公安局召開的電視電話會議。此前，重慶官方並沒有公開宣佈這一新的委任。關海祥和王立軍同為蒙古族，關本人曾在共青團中央工作15年之久，於2009年由北京調任重慶。
重慶舊部
整個重慶市的幹部面貌也是外界關注的焦點，特別是部分與薄熙來很早就有過工作關係的幹部。
排名第一的王立軍，目前正接受組織審查。52歲的王立軍平民出身，從基層一路打拼。出生在內蒙古阿爾山，兒時入選過內蒙古少年拳擊隊，擅長繪畫和書法，書法曾獲遼寧省第五名。青年時，先後當過知青、入伍參軍、退役後當林場工人、司機。1984年，遼寧鐵法市(經調兵山市)公安局公開招募警員，王立軍加入警界，從此得入仕途。因工作成績出色，王立軍在警局一路陞遷，28歲出任該市曉南鎮派出所所長，34歲任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主管刑偵，在打黑除惡工作中頗得聲名。2000年8月任局長，第二年初，即受命公安部和遼寧省省委赴盤錦市「打黑」。2003年5月，盤錦「打黑」結束不久，王立軍調任遼寧省錦州市公安局局長。
2008年6月，在薄熙來2007年赴重慶履職後，王立軍也調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次年7月10日，重慶市掀起「打黑除惡」專項行動，這場聲勢浩大的「打黑」令世人矚目。原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因充當黑社會保護傘而於2009年落馬，第二年被判處死刑。此案震動全國，案情涉及市高級法院原副院長張弢、市公安局原副局長彭長健、經偵總隊原總隊長趙利明、市交管局原局長陳洪剛、市煤監局副局長王西平等一批政府官員。這場持續兩年多的行動，被官方認為是自1983年「嚴打」以來最大規模的治安整治。
儘管媒體對於重慶「打黑」多有讚譽，但亦有批評之聲發出，學者賀衛方曾以《致重慶法律界的一封公開信》的方式，公開表達不同看法。爭議高潮起於 2009年北京律師李莊為被控為重慶「黑社會」頭目的龔剛模辯護時，被重慶市檢察院以涉嫌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逮捕。李莊獲罪引起廣泛爭議，重慶警方被司法界人士指責在打黑過程中違反正常的司法程序。對這樣的爭議薄熙來多次反駁，甚至在王立軍事件發生後今年「兩會」期間，薄熙來也肯定王立軍「確實是做了不少的事情」，「他破案是有辦法的。」
2011年5月27日，王立軍當選為重慶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升至他仕途的頂峰。這位平民子弟升至副部級、被看作英雄和政壇新星，正值光環當頭，卻迅速直墜雲頭。
王立軍並不是唯一曾在薄熙來直接或間接領導下工作的重慶官員。現任重慶市沙坪壩區區長的方海洋，就曾在薄熙來大連市委書記任內擔任大連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副主任，後來又在薄熙來遼寧省長任內擔任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副廳長。現任重慶市委副秘書長、市委辦公廳主任吳文康在2008年調任重慶之前，則曾擔任遼寧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
方海洋和王立軍調任重慶的時間幾乎一致，都是在2008年6月。更早來到重慶的，還有薄熙來商務部長任內的一些商務部系統幹部。擔任重慶市委常委的徐鳴，是上述諸人中級別最高、職務最重要的官員。在重慶主要領導職務調整後，徐鳴出現在公開報道中的頻率明顯增多，重慶市政府的網頁也突然公佈了徐鳴的詳細簡歷。根據該份簡歷，原任商務部綜合司司長的徐鳴在2008年4月出任重慶市委副秘書長、研究室主任，兩年後晉陞副部級，成為重慶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去年底更執掌重慶近年來最重要的經濟開發區，出任兩江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
和徐鳴的路徑相似的，還有原商務部副司級幹部李新明，他在2007年12月出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並在2008年4月徐鳴調任重慶後，外放重慶北部新區管委會擔任副主任。李新明現在的職務是重慶兩江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又和徐鳴成為了工作搭檔。
穩定大局為要務
人民網發佈的一條消息卻值得關注。3月20日，重慶市第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聽取了《重慶市突發事件應對條例(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及市高法關於推進司法公開、保障司法公正工作情況的報告。這顯示當局的維穩準備和未來對「打黑」可能糾偏。
除了安穩過渡，重慶政府也著力不讓本地經濟受人事變動的影響。王立軍事件之後，有跨國公司對於未來在重慶的方向感到困惑。對薄去職反應最為強烈的當屬日本經濟界。
日本最大的財經類報紙《日本經濟新聞》於3月15日以《引進日企、與日關係深厚的薄熙來被撤，衝擊日企》為標題，文章記載了薄熙來主政大連時，就引進日本家電企業佳能、松下和東芝等以發展大連經濟，並因此創出政績。主持重慶後，薄繼續與日本貿易公司伊籐忠商事、三井物產、三菱商事合作，也引進日本便利店羅森(Lawson)到重慶開店，有日企高管現在感到不安：「恐怕本社的中國戰略要受影響。」
這些不安也為重慶現任領導班子掌握。張德江於3月21日下午會見了來渝出席國際雲計算博覽會的宏碁集團董事長王振堂一行，張德江專門表示：今後重慶要繼續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開放，保持對外開放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保護投資人利益。
當日，黃奇帆也與多家銀行行長、金融監管機構及重慶市級有關部門負責人座談，言及政府扶持微型企業的計劃，事關就業和民生，各銀行和有關部門應給予支持。
可以說，王立軍事件引發的一系列變動，雖然讓重慶創下多個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首例」，但當地的穩定局面已在一系列平順交接過渡中確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