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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岩島對峙，讓在中國大陸務工的菲傭似乎也處於一種莫名的尷尬之中。一如菲律賓人質事件之後，香港工作的菲傭。圖為香港舉行聲討追思的遊行隊伍邊，正在聚會的菲傭。南方周末 【文匯網訊】據南方周末報道，菲傭珍妮的僱主要把她的月薪降低，理由是「現在中菲關係不好」。上海的菲傭超過1000人，大多和僱主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但發酵一個多月的中菲黃岩島風波，慢慢觸及這群異鄉人的生活。
失業
「我想你的工資應該降一降。」2012年5月16日，珍妮正在家中陪雙胞胎女孩玩耍時，男主人將珍妮叫到面前說，要將她的薪水從6000元降到4000元。
作為一名菲傭，珍妮過去一年零三個月的工作，一直受到男主人的誇讚。她初到浦東這個富裕之家時，僱主的女兒才兩歲多，如今這對可愛的雙胞胎馬上就要過她們四歲的生日了。
男主人的降薪理由是「現在中菲關係不好」。珍妮不明白男主人支支吾吾說出來的借口，「我很勤快，或許他們感到什麼壓力吧」。
2012年4月10日，菲律賓海軍軍艦欲在南海黃岩島附近抓扣中國漁民，雙方隨後發生對峙。此後的時間裡，島嶼爭端的報道充斥於上海的報攤、電視以及街頭閒談。網絡上，先前被質疑學歷造假的地產老總禹晉永聲稱將自己的菲傭解雇，獲得不少附和。隨著兩國民間情緒的激發，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表達自己抵制對方的立場。「去找你們總統討工作吧」。
「警察現在到處在找沒有簽證的菲律賓人，他們會把你遣送回國。」男主人希望珍妮降低工資，來補償自己的風險。珍妮覺得這並不構成降薪的理由，清理「三非」外國人的行動在上海幾乎每年都要進行。
最終沒能和僱主達成一致，珍妮失業了。在這一次領土爭端風波中，並沒有人理會珍妮和她的夥伴們處境的艱難。
「我喜歡中國，喜歡上海。」對於這座亞洲最大的都市之一，31歲的珍妮可以清楚列舉出她喜歡這座城市的理由：
寬闊的街道和明麗高大的建築，樹木和鮮花點綴其間，讓整座城市始終富有生機;眾多人氣蓬勃的步行街和商圈，櫥窗裡陳列著最潮流的服飾;春夏時節，滬上的街區海風習習，清爽宜人，而在珍妮菲律賓的家鄉，這時早已是夏日炎炎，每天都汗涔涔的。
最重要的是居住在那些漂亮社區樓宇裡的中國新興的富裕人群，他們富有知識和財富，慷慨而溫和。在這裡，珍妮拿到了她從事家政工作以來的最高月薪——6000元。這個數字比菲傭在世界範圍內的很多地方的收入都要高，在香港聘請一個菲傭的工資一直穩定在3500元到4000元之間。
「我每個月都會寄送5500元錢回菲律賓，這是父母以及兩個女兒的生活開銷。」這個數目幾乎是一個普通菲律賓人一年的收入。自從珍妮在上海工作之後，她家從農村搬到了城鎮生活，她的兩個女兒也進入了當地最好的幼兒園學習。她甚至幫助兄弟購買了12000元的摩托車，讓家人在當地過上了有尊嚴的生活。
「我很喜歡小孩，這兩個可愛的孩子就像我自己親生的一樣。」對於珍妮來說，南海的爭論離自己太遙遠，此前她一心想的就是照顧好主人家的兩位千金。2012年5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稱將集中清理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的「三非」外國人。之後，上海媒體關於菲傭的報道中也重申了明令禁止的立場，珍妮感到週遭的氣氛越來越緊張了。
珍妮的簽證約在一年前過期了，新的僱主並沒有給她辦理新的簽證，自然屬於被驅逐之列。此前，菲傭們良好的職業信譽，讓她們在家政市場受到歡迎。根據上海家政行業業內人士介紹，目前在上海的菲傭超過1000人，但其中絕大多數都沒有簽證，「以打黑工的居多」。對於珍妮和她的姐妹們來說，隱匿在上海灘的生活愜意自在，卻也脆弱尷尬。
2010年之後，內地城市紛紛開始引進菲傭，甚至是長沙、成都等中西部城市也開始有了她們的足跡。多地涉外家政中介人員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由於多數菲傭都沒有工作簽證，他們在這段中菲關係敏感時期已經暫停菲傭業務，已工作的菲傭也要「低調再低調」。而離香港較近的廣州深圳兩地，不少菲傭「已經停止工作，前往香港避風頭」。
珍妮沒想到遙遠的島嶼爭端，會打碎自己的飯碗。她發現地鐵裡開始多了查證件的警察，這讓她每次外出時，心裡都很忐忑。留在上海，是她唯一的選擇。此時，在珍妮遙遠的家鄉還有一大家人指望著她生活，這個月，失業的她向同在上海的親友借錢，才湊齊每個月定額匯給家裡的錢。
北上「英雄」
珍妮是在2010年春天來到上海的。此前，她曾在約旦工作了五年，幫助僱主照顧年邁的老人家。
珍妮生於1981年。在她出生之前，菲傭便作為一個品牌，成為全世界高端家政行業的代名詞。締造這一品牌的，多數都像是珍妮這樣的年輕菲律賓女子。
上世紀70年代，菲律賓經濟發展落後，國內就業困難。當時的菲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頒布《勞動法》，鼓勵菲國人外出務工，幫補國困，菲律賓人開始大遷徙。此後，菲傭為國家賺回了大量外匯，一度佔到菲律賓GDP的5%到6%。1992年5月，拉莫斯接任阿基諾夫人擔任總統後，稱讚「菲傭是新國家英雄」。
「在國內獲得社區大學的學歷之後，我覺得出國才有前途。」珍妮遠離城鎮的鄉下，坐公共汽車去首都馬尼拉需要六個小時。她說自己害怕「插秧時被曬得刺痛」的感覺，選擇做了菲傭。在家鄉工作，珍妮每個月只能賺到約500元人民幣左右的工資，這還不到她在上海月薪的十分之一。
為了實現像珍妮這樣年輕女子的外出務工夢想，菲律賓政府和就業機構也花了不少心血。在菲律賓各中學女校和近3000所大專院校中，一律把家政學列為必修課。社區大學中，還會將《僱主心理學》以及各種急救知識列入課程，從身心方面將菲傭打造為「超級保姆」。目前，在菲律賓技能培訓和開發部門登記的培訓中心就多達四千多個。
「菲傭會幫我查詢出差地的天氣，以方便帶足合適的衣物，考慮到上飛機安檢，她們還會將行李中的打火機等管制物品拿出。」上海博你家政是2002年成立的一家涉外家政中介公司，負責人朱煒對於菲傭品牌讚不絕口。
根據1996年頒布的《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管理規定》，個人及家庭不允許僱用外籍勞工。面對旺盛的需求，不少中介機構則暗地裡將菲傭通過隱蔽的方式介紹給住在中國的外籍商務人士以及中國富裕的家庭。朱煒保守估計，目前進入內地的菲傭超過一萬人，「但有合法工作簽證的不超過兩百人」。
而在香港，由於印度尼西亞傭人和泰國傭人湧入，新來者的收入要求更低，菲傭已經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按照香港出入境部門2010年的統計，在全港284901名外籍保姆，菲律賓人所佔比例已經下降到48%，49.4%是印尼人，1.3%是泰國人。
在競爭激烈的過程中，新興的中國內地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越來越多的菲傭選擇和珍妮一樣北上淘金。當她們冒著非法執業的風險來到中國後，驚喜地發現這裡或許是她們在全世界範圍內賺得最多的地方。
孤獨
珍妮和她在上海夥伴們每天的生活大同小異。
早中晚飯點，要按時買菜做飯;按照中國學校的作息時間，接送孩子。下午放學之後，陪孩子玩耍，以方便讓小孩在日常生活中學習英語。晚間幫小孩洗澡。
這些事情對她們來說駕輕就熟，她們在出國工作前都要進行1到3個月的上崗培訓，主要包括技能培訓和語言文化培訓兩大類。其中，在培訓學校接受216個小時技能培訓是成為合格菲傭的「針線包」，項目涵蓋了各種常用的家用電器的使用、洗熨衣物、清理房間、烹飪和照顧老人與孩子等。
35歲的凱莉原本是菲律賓一家航空公司的空姐，雖然工作體面，但掙的卻不多。穿梭於世界各地，她發現在加拿大、台灣、香港等地做幫傭的女孩子遠比她收入豐厚，她最終決定到香港做一名菲傭。
2005年，凱莉遇到了現在的僱主，在香港有業務的生意人劉東(化名)。劉東是南京人，2002年兒子出生後，他和妻子因為「只顧自己偷懶，不管孩子」，炒了好幾個本地保姆。後來經朋友介紹說菲傭很不錯，做事踏實用心，還能教小孩英語。見過凱莉之後，劉東決定將她聘請回南京家中，照顧小孩和老人。
「小男孩調皮，坐不住，凱莉就帶著他玩耍，同他進行英文交流。」雖是主僕關係，但劉東覺得凱莉在教育小孩方面傾注的心力並不比自己少。這個35歲的菲傭會通過折紙、畫畫、買一些小玩意兒來鼓勵孩子學習。「每天如此，一轉眼就七年了」。
作為「住家傭人」，七年的時間裡凱莉成為劉東家庭的一部分，這期間他的兒子已經長成了一個三年級的學生。劉東和妻子常年外出，凱莉和兒子建立起了親情般的感情。或許是想到自己的處境，凱莉今年忽然決定回家鄉結婚，她嫁給了一個加拿大人，希望也能有一個自己的孩子。
珍妮到中國後的第一個僱主是一個年輕的女店主，她請珍妮幫忙照顧4個月大的嬰兒。在這棟160平方米的豪宅裡，富有的男主人和年輕漂亮的女僱主並不是夫妻，這位在河南做煤礦生意的中年男人每月只「回家」三四天。女主人作為一家連鎖咖啡店的加盟店主，常常忙到夜裡兩三點才回家。
2011年2月，女主人去了加拿大以後，珍妮很快找到了浦東這個僱主。家中男女主人都是公司高管，他們的雙胞胎女兒需要照顧。兩個孩子意味著珍妮的工作量翻了一番，但她喜歡這兩個孩子，這讓她想起自己的兩個女兒。
「每天晚上我讓兩個長得一樣的女孩睡在我的兩側。」珍妮是個未婚媽媽，兩個都已經入學的女兒都寄養在外婆家中。根據和僱主的約定，珍妮每個月有四天休息時間，但她經常自己放棄。
在休息日，上海的菲傭常有自己的圈子交流。古北的家樂福和南京路上的超市則是最常見的聚會地點，她們可以在那裡購物，然後一起聊天。「也會去超市附近的肯德基坐坐，就是一直聊天，一直聊天。」
珍妮覺得上海灘雖然繁華，自己卻始終是個「孤獨人」。她幾乎不去外國人集中做禮拜的教堂。平日裡，她會用自己的平板電腦登陸主人家的WiFi，瀏覽網頁看新聞。週末，一個人到星巴克點一杯咖啡，接著上網，一坐一整天。
在中國的兩年多，珍妮從未回過家鄉，思念女兒時，她就用Skype跟她們通電話。生分的女兒總是在她的要求之下，才會講「我愛你」。之後，小女孩們會帶著天真的眼神告訴媽咪，我想要這個，我想要那個。想起女兒們爭搶禮物的樣子，珍妮就會開心起來。
「她們總會問媽媽什麼時候把錢寄回來，卻不會問媽媽什麼時候回家。」珍妮忽然有些失落。她自言自語說，或許女兒們也知道，如果我回去了，就沒錢了。
除了獲得中國國籍，只有極少數有簽證的菲傭才會以大方的態度融入當地社會。在上海碧雲別墅社區，2009年就有一名菲傭嫁給了社區裡的保安，「不再為被遣返而擔驚受怕」。
流離
「我很漂亮，也很年輕，我覺得應該要拿到6000元的工資。」有著褐色皮膚的珍妮覺得自己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廣東人，多數見過她的人都猜不出她來自菲律賓。她覺得自己還年輕，應當得到比較好的薪酬。而且，拿到這筆薪水也是她家人生活的保障。
依靠自己在上海的收入，珍妮把女兒送到了菲律賓老家有名的貴族學校。在這類學校裡，幼兒園和小學階段每人每年都需要6000元人民幣的學費，兩個女兒就需要12000元，這還不包括她們的生活費用以及外婆陪讀的費用。
在南海島嶼風波這兩個月裡，珍妮心裡覺得隱隱不安。夥伴們相互通氣說，警察一直在清查沒有簽證的菲律賓人。
更糟糕的消息接踵而來，在結束了和僱主家庭的僱傭關係之前，珍妮便從網絡上瞭解到，菲律賓商人開始號召反華遊行，作為回應，中國的網絡上已經出現解雇菲律賓人的小道消息，驅趕菲人的呼聲喧囂。
這種情形很容易讓菲傭們想起2010年馬尼拉人質事件時，她們在香港遭遇的抵制。當時有港人憤怒地要求制裁在港的菲律賓人，不予她們永久居住權。最後，菲傭們通過靜坐抗議，維護了自己的權益。但以菲傭目前在內地的隱身狀態，珍妮和夥伴斷然不可能同自己的僱主以及有關部門爭取權益。
劉東的兒子一直詢問劉東，凱莉什麼時候能從菲律賓回南京。「她被大使館卡了工作簽證，暫時來不了了。」劉東也沒想到凱莉回去結婚，結果遇上了這個當口。上海等多地的旅遊部門都已經發佈通知，限制前往菲律賓的旅行，雙邊的流動遭遇剎車。
在斷了收入的這段時間裡，珍妮一直住在遠郊的朋友家中，那是一間租金500元的小房間，在上海郊區，500元只能租到沒有空調和其他電器的房子。在找到同意她住家的僱主之前，她和朋友以及朋友的男友擠在這間逼仄的屋子裡。
5月20日夜裡，因為害怕一個人待在出租屋裡被警察抓住，珍妮和朋友一起去了酒吧。之後，她的朋友在酒吧被嫖客帶走交易，她一個人在24小時營業的麥當勞待了一夜。珍妮說，因為身份非法，不少滯留上海的菲律賓女孩發現賣淫更容易掙錢，就不再從事需要拋頭露面的菲傭職業了。
「我愛上海，我喜歡去商場逛，買好看的鞋子和衣服。」珍妮有些不安地打著電話，她手上的諾基亞手機已經沒有鍵盤，需要用發卡戳才能撥號。雖然她不喜歡這個城市擁擠的巴士和地鐵，以及提心吊膽的日子，但她並不能輕言放棄。
眼下，菲律賓當局一再強調不會就黃岩島問題引發戰爭，爭議如同海面一樣，在風浪之後漸漸平復。新聞說，菲律賓的香蕉又重新出口到了中國，珍妮覺得苦日子很快就將過去。她並無太多時間藏匿自己，為盡快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她又穿梭在上海的人流中了。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在這裡再待十年。」珍妮說，十年後兩個女兒大學畢業時，就是她回家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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