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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下鄉潮:省委書記住村種地


http://news.wenweipo.com   [201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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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網訊】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今年4月,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第四次來到他「下鄉住村」的點山西省武鄉縣磚壁村。

 袁純清現在是磚壁村的「第431個村民」。幹農活、睡土炕、吃土菜、聊家常、出主意……他關心「自己村」的長遠發展,每次來都會就農民致富的問題和村民們來一次大討論。

 兩年前,磚壁村人均收入僅2600元;去年5月30日,袁純清第一次「住村」;年底,村人均收入達到3600多元;今年,這個數字有望突破5000元。而按照袁純清的規劃,到「十二五」末,這個數字要漲到1萬元。對於這個目標,磚壁村的村民很有信心。

 「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2011年起,一句響徹全國的口號成為各地轉變幹部作風、密切干群關係、帶領農民脫貧致富的共識。山西、河北、廣東、湖北、新疆、甘肅等眾多省份相繼掀起新一輪的幹部「上山下鄉」運動。

 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1997年以來黨員幹部和大中專學生「三下鄉」,再到這次席捲全國的新「幹部下鄉」運動,「幹部下鄉」一直是我黨密切聯繫群眾的法寶,過去是,現在還是。

 從前下鄉的重點在基礎設施,兼顧產業開發。如今,工作的重點已轉向幫低收入農民增收。

 「減少會議,精簡文件,騰出時間常下鄉看看。不怕山高不怕路遠,帶上真情常下鄉看看。」2012年,一首改編的歌曲《常下鄉看看》在山西許多農村傳唱。

 如今,農村依舊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可以「大有作為」,「讓農民盡快富起來」成為經濟實現包容性增長的關鍵。而對於新時期的各級領導幹部而言,新「上山下鄉」將是一次更為嚴峻的考驗。

 不脫貧不脫鉤

 今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2012年中央財政用於「三農」的投入擬安排12287億元,比上年增加1868億元,再創新高。此前,第9次聚焦「三農」的中央一號文件剛剛發佈。全國各地亦開始有針對性地實施「解困工程」。

 煤炭大省山西,農民人均純收入只佔全國平均水平的80%,201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在2500元以下的村有6063個,3500元以下的村有1萬多個,增收任務艱巨。2011年起,山西重點突破,率先對6063個村實行住村幫扶。

 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採訪時曾表示:「全省6000多名主要幹部,一人包一個人均純收入在2500元左右的村子,一包到底,標準就是收入翻番,不翻番任務就沒完成,這要作為領導幹部考核的一個重要標準。」

 這種「不脫貧不脫鉤」的模式在全國並非個例。

 內蒙古通遼市是蒙古族人口最集中的欠發達地區。年開始,通遼市選派各級幹部1651人,實現全市所有貧困蘇木(即鄉鎮)、嘎查(即村)全覆蓋。

 今年2月10日起,歷時8個月的「幹部下鄉運動」在河北全面推開,1.5萬餘名幹部進駐5000多個貧困村。河北省委書記張慶黎明確提出:「幹部下鄉不搞錦上添花,主要是雪中送炭」。

 河北承德市共篩選出398個貧困村並制定了扶貧攻堅實施規劃,全市市級領導一人對口幫扶一個貧困村,要求在2013年前解決這些貧困村房、水、路、電、訊等群眾生活中的難點問題,同時還要落實好產業扶貧的規劃,為百姓找出一條自我發展的致富門路。

 對於各地大規模的幹部下鄉活動,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仝志輝認為:「我國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和諧,關鍵在農村,重點難點也在農村。對貧困農村給予更多的幫扶與政策傾斜是必要的,這也是縮小收入差距,讓農民共享改革成果的一條路徑。」

 重拾「魚水情」

 提起改革開放之初的下鄉經歷,年近七旬的郭文斌有些懷舊。上世紀80年代,郭文斌在山西省平魯縣(今朔州市平魯區)擔任縣委副書記、宣傳部部長。「大包干」之初,郭文斌長期在農村蹲點調研,率先試行的「黨員聯戶制」曾受到中央高層的關注。

 「天天和老鄉們在一起勞動,一盤土炕上,老鄉吃什麼我們跟著吃什麼,每天給老鄉交3角5分錢和1斤2兩糧票。時間長了都成了無話不談的哥們弟兄。」

 雖然已離休多年,但郭文斌能感覺到,現在經濟高速發展,交通、通訊更加便捷,但幹部與群眾卻疏遠了。

 事實上,從中央到地方,重塑干群「魚水情」已成當務之急。在新一輪的幹部下鄉熱潮中,全國眾多省份重新將「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甚至「四同」(加「同學習」)作為幹部下鄉的鐵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曾對「山西7萬幹部下基層」高度評價: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體現了把人民群眾放在心上,到人民中去,拜人民為師的執政理念……

 從去年10月開始,西藏在全區開展了為期3年的「深化創先爭優強基礎惠民生」活動,從自治區、地、縣、鄉四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及駐藏中直單位和武警部隊選派了兩萬多名幹部,組成5451個工作隊,進駐西藏所有行政村和居委會開展工作。

 如今,在西藏廣袤的鄉村牧區,各族幹部正扎根基層,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學習、同勞動,建立起魚水深情。

 為了讓下鄉扶貧工作不擺架子、不走過場、不給百姓增加負擔,河北省委、省政府對工作隊作出「自帶行李、自辦伙食,每月在村莊工作時間不少於20天」、「對口幫扶一定5年,不脫貧不脫鉤,不致富不撤離」等硬性規定。

 「過去幹部下鄉,陪同人員多,成本高還聽不到真正的聲音。現在,幹部們如果能長期紮下去,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將會對幹部作風轉變以及密切干群關係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吳國寶表示。

 「下鄉帶著真感情,何須專門去維穩」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農村改革掀開大幕,「大包干」這種家庭聯產承包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農村生產力得到空前解放,規模宏大的幹部下鄉住隊(生產隊)工作也在這一時期宣告結束。

 郭文斌告訴記者:「幹部下鄉一直是我黨密切聯繫群眾的法寶,過去是,現在還是。改革開放前,幹部下鄉力度比較大,主要是抓生產。(上世紀)80年代後期力度就有所弱化。」

 即便如此,改革開放30多年來,全國各地仍將幹部下鄉視為農村工作的重要抓手。

 為了促進農村文化建設,改善農村社會風氣,密切黨群、干群關係,1996年12月,中央宣傳部、國家科委、農業部等十部委聯合下發《關於開展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的通知》。次年,「三下鄉」活動在全國正式開展。

 著眼於農村文化、科技、衛生的「三下鄉」,是為了促進農村文化建設,改善農村社會風氣,密切黨群、干群關係。其中,各級幹部和大中專學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仝志輝的印象中,「三下鄉」活動是中央層面組織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下鄉活動,中央各部委雖然每年也會派出扶貧工作隊到貧困地區,然而,「三下鄉」的規模與力度有限,下鄉幫扶仍是地方「唱主角」。

 《中國經濟周刊》從山西省委下鄉辦瞭解到,從1990年山西省委派出第一批農村工作隊至今,已經累計派出23批工作隊,但前期工作隊的重點工作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領域,兼顧產業開發。如今,新「幹部下鄉」的工作重點已轉向幫低收入農民增收。

 對於當前席捲全國的新「幹部下鄉」運動,外界大加讚賞,但坊間也摻雜有「維穩」的解讀。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召開期間,河北省委書記張慶黎直面媒體,堅決否認了「萬名幹部下鄉維穩」之說,稱是真正幫助貧困農村。

 吳國寶坦言:「如果幹部下鄉帶著真感情,農民的訴求渠道就會順暢,矛盾自然也就化解了,何須專門去維穩。」

 全國部分省份幹部下鄉情況

 青海

 今年2月15日,青海省啟動萬名幹部下鄉開展「五送五幫五推」活動。青海省委書記強衛深入田間地頭,與群眾嘮家常,並給湟源、互助兩縣縣委書記寫信,希望縣鄉幹部多往基層跑,多和群眾接觸,多做「順氣、解結、納言、化怨」的工作。

 雲南

 去年12月7日,雲南部署:今後每年派遣10000名幹部下鄉進村,幫助指導新農村建設,力爭用5年時間實現,住村活動覆蓋所有縣級以上機關幹部,工作隊覆蓋所有農村。

 廣西

 今年春,廣西3萬多名新農村建設指導員和3000名擔任貧困村「第一書記」的機關幹部打響新一輪扶貧攻堅戰。「第一書記」將與廣大農民群眾吃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湖北

 去年3月開始,湖北集中3個月時間在全省開展了「萬名幹部進萬村入萬戶活動」。省市縣三級黨委和政府所屬機關等總共約26460人,組成8550個工作組,下到全省所有行政村開展工作。

 寧夏

 2012年起,寧夏區市縣鄉四級機關3.9萬名幹部將「包戶到人」,開展為期5年的「下基層、解民憂、幫發展、促和諧」活動。

 新疆

 「領導為幹部做表率、幹部為群眾做示範、一級帶著一級干。」從2012年2月開始至11月,新疆在全疆開展各級幹部赴基層、轉變作風、服務群眾活動。讓機關幹部進村入戶,瞭解民情,服務群眾。

 「村民」袁純清:

 一位省委書記的「住村」實驗

 5月1日,當磚壁村村民李克斌送走了農家樂的最後一撥客人,已是晚上8點多。李克斌斜倚在灶台旁,解下圍裙,掏出硬皮小本計算一天的收成。在他身後,蜷縮於太行山深處的磚壁村也結束了一天的喧囂,寂靜下來。

 距離李克斌家不足200米的另一戶農家樂,此刻也剛剛散場,老闆武余秀就著夜色開始收拾座椅板凳,準備打烊。

 隨著紅色旅遊的興起,這個不足1平方公里的山村簇擁了數十家農家樂。而李克斌與武余秀的農家樂是磚壁村公認的「品牌店」每一個房間的牆壁上都掛著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與他們的合影。

 去年5月30日,袁純清首次到磚壁「住村」,成為李克斌的「房客」。那一次,袁純清在李克斌家的土炕上住了兩個晚上,臨走時留下500元生活費,並主動提出與房東全家合影留念,要義務為農家樂做廣告。

 「省委書記代言農家樂」的賣點頗為奏效,許多遊客開始慕名找到李克斌的小院,有人甚至提出到袁純清的「房間」點一份「書記食譜」。

 「第431個村民」

 「一行4人,沒有市、縣領導陪同,拎著行李走著來的村委會。」今年剛剛卸任磚壁村支部書記的李同書現在仍清楚地記得袁純清第一次到村的情景。

 事實上,當天,越野車已經快到村口,但袁純清早早地下車,把它們打發回去了。在李同書看來,「原來幹部下鄉有一種說法,叫"圍著輪子轉,隔著玻璃看",袁書記可能是怕小車進了村,村民會有這方面的看法。」

 2010年11月30日,山西省委十一屆二次全會首次作出幹部「下鄉住村」的決定。2011年5月30日,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牽手」磚壁村。

 山西省武鄉縣磚壁村一個被「紅色」浸染的貧弱小村。抗戰時期,這裡曾是八路軍總部駐地,也是著名的百團大戰的指揮部所在地。

 作為上世紀60年代的回鄉知青、村幹部,袁純清與農民有著「見面三分親」的情結。即便如此,袁純清第一次現身磚壁村時,村民們與這位下鄉的省委書記並不親近。

 但一年過去,袁純清靠著本色很快就與村民打成了一片。最初躲在人群中行「注目禮」的村民開始主動上前,與袁純清推心置腹地談自己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希望幫他們出主意。

 「跟老百姓面對面,不如和大家肩並肩。」安徽鳳陽縣小崗村原書記沈浩生前的體會,袁純清頗為認同,這句話不僅被他多次引用,還被他帶進了磚壁村。

 2010年11月30日,袁純清在山西省委全會上強調,幹部「下鄉住村」要做到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為了與村民貼得更近,袁純清在細節上也很講究:穿布鞋、戴草帽,著裝要「土一些」,幹活歇息也要坐到地頭與村民「拉家常」。

 今年4月12日,袁純清第四次到磚壁村。在村口,當他看到村民們正在種植核桃苗,就徑直走進地裡,與大家一起幹了起來。近2小時,「鏟土、踩土、扶苗、澆水」,袁純清按照工序做得毫釐不差。為了提高工效,他還提出3人分一組,進行勞動競賽。

 雖然已屆花甲,可在村民眼中袁純清依舊是個種地的「好把勢」。

 「老李,我又回家來了!」袁純清走到「房東」李克斌家的院子時,喊了一嗓子。雖然年長李克斌一歲,但袁純清已經習慣了「老李」這個稱呼。

 此次「回村」,袁純清特意給老李帶了盒好茶,以感謝住村期間在起居飲食方面得到的照顧。

 由於共處一院,李克斌有許多與袁純清單獨交流的機會。李克斌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採訪時坦言:「我就是一個農民,沒想到能與省委書記朝夕相處,更沒想人家能這樣對咱。確實很感動!」

 住村期間,袁純清一直以「村民」自居,戲稱自己是磚壁村「第431個村民」。許多場合,袁純清也將自己視為磚壁村的一分子。

 今年1月,李克斌與村委會主任李躍軍受山西廣播電視台邀請,到太原參加「春節聯歡晚會」現場錄製。看到李克斌,袁純清滿面笑容迎上去並致歉:「年前忙,回不了村,代我給全村人拜年!」

 鄉村「設計師」

 袁純清與84歲的肖江河也頗為投緣。去年5月,袁純清登門拜訪了這位老人,還請教了關於八路軍的許多故事。也是從去年年底開始,肖江河就忙了起來。

 受武鄉縣縣委之托,這位抗戰時期朱德總司令親點的「兒童團長」,像過電影一樣,在記憶中一點一點搜尋當年八路軍在磚壁的片段,然後再用工整的小楷謄寫在稿紙上。如今,8萬餘字的書稿《八路軍在磚壁》已到收尾階段。

 「按照村裡的發展規劃,總部舊址前3里長的溝,要發展紅色旅遊,以再現當年八路軍在溝裡打靶、備戰的場景。這裡頭的大部分場景設計就要來源於這本書,要按圖索驥。」肖江河所說的「溝」,正是袁純清為磚壁村制定的旅遊規劃「一山一溝一村」的一部分。

 去年5月30日,袁純清到磚壁後,首先在村口仔細環顧了一圈曾經的八路軍總部東面靠山,南、北、西三面臨崖,抗戰時期的天然屏障恰恰成為磚壁村新時期脫貧致富的「瓶頸」。兩年前,該村人均純收入僅有2600多元。

 接下來的三天時間裡,袁純清先後走訪了10餘家農戶,分別召開了黨員代表、村民代表、包村幹部等五個座談會。有的座談會就在「房東」李克斌家的院子裡開。

 「院子裡圍坐了一圈人,發言都很積極、踴躍,所以會開得比較長。」據李克斌回憶,袁純清兩個晚上都休息得很晚。

 袁純清希望依托磚壁村的歷史文化資源,恢復老村面貌,再現「家家住過八路軍,戶戶都有子弟兵」的歷史場景,加上總部舊址前的巨型溝壑與正在建設的游擊戰體驗園,最終形成「一村一山一溝」的紅色旅遊格局。他還極力動員村民發展農業觀光採摘與以農家樂為主體的餐飲住宿業。

 省委書記的思路得到了全體村民的認同,發展規劃最終鎖定為特色農業與紅色旅遊。這兩大產業也被村民稱作是「十二五」末磚壁村人均純收入達到1萬元的「雙引擎」。

 「袁書記住村磚壁,不僅為這個村確立了發展方向,還在期間醞釀形成了『6000名領導幹部包6000個貧困村』、『把農民收入翻番納入領導幹部考評體系』等決策。」山西省委組織部某處長表示。

 磚壁這一年:「沒有人再上訪告狀了」

 過去的一年,磚壁村被激活了。

 5月1日,記者驅車前往磚壁村。從武鄉高速口轉出後,磚壁村紅色旅遊指示牌隨處可見。村口,兩名「八路軍戰士」持槍放哨,一群頑童正在崗樓嬉戲,不遠處的灰牆上塗滿了各式抗戰標語。磚壁村文化活動中心平時空落落的大院此刻被遊客的車輛塞得滿滿當當。幾家企業的項目指示牌幾乎佔據了全村最醒目的位置。

 文化中心斜對面,「商貿一條街」正在緊張施工中;向西,潞寶集團的農家樂酒店已初見規模。

 沒有閒人

 「不管是開辦農家樂,還是替工程隊運材料,或者經營其他的小生意,大家都很忙。現在的磚壁村,沒有閒人!」李躍軍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擁有128戶人家的磚壁村,如今已發展了33戶農家樂。38歲的李躍軍早年在太原以開出租車為生,2009年當選村主任。他一直慶幸自己「當選逢時」。

 如今,李躍軍也辦起了農家樂,但他的農家樂與鄰居李克斌相比,相形見絀。

 今年五一小長假,李克斌的農家樂天天爆滿。由於客人太多,李克斌不得已把自己的臥室也騰了出來。

 曾在村裡任職的李克斌今年換屆時卸任,與老伴專心打理現在的農家樂。在記者面前,他並不避諱談自己的收入:「旺季時每天能招待四五桌,收入1000多元,淨賺一半沒問題。」

 去年,李克斌的農家樂收入3萬多元,他估摸著今年絕對要好於去年。村民武余秀的收益更為可觀,農家樂加上手工藝品專業合作社,武余秀去年收入近7萬元。4月30日一天,武余秀的農家樂收入甚至突破了2000元。

 武余秀計劃今年投資建設手工藝品生產廠房、買大型繡花機,把規模做起來,這也是袁純清的建議。他自信3年後全家人均收入能達到兩萬元。

 如今,已有20多名外出務工村民「歸巢」,其中很多人瞅上了建設中的「商貿一條街」,準備承包商舖自己當老闆。

 除了外在的「繁榮」,武余秀把「人心思進」看作是最大的變化,「沒有人再上訪告狀了,都在忙著尋找賺錢的機會!」

 村民「職工化」

 「430口人,不到1000畝耕地」,許多年來,磚壁村民從沒有跳出「每人2畝薄田」的命運羈絆。袁純清住村這一年,磚壁村民徹底告別了廣種薄收的傳統農耕模式,在外來資本、思維的推動下,找到了新的生活軌跡。

 李躍軍表示:「村民的土地已全部流轉給了企業,村民現在就留下了經濟林,今年人均已種了一畝核桃。」

 談到村民現在的收入情況,李躍軍瞭然於胸:「目前能拿到的包括土地流轉費用每年每畝650元,還有企業請村民管護採摘園的費用誰的地誰負責管護,另外就是核桃地裡的林下經濟收益。過些日子會更多!」

 今年5月中旬,記者再次來到磚壁村。在一條溝岔的對面,山西振東集團投資1000多萬元建設的現代設施農業項目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據悉,該集團的農業觀光採摘園與蔬菜大棚建成後可吸納全村近一半人前來就業。村民武余秀判斷,「如果加上潞寶農家樂酒店以及"一溝"等項目的用工,全村400多口人遠遠不夠」。

 如今,磚壁村有17個村民在游擊戰體驗園工作,年收入均超過了萬元。李躍軍表示,「下一步,村民全部實現職工化是必然的」。據他估算,到年底村民人均收入應該在5000元以上。

 「按全村430口人計算,再過兩年,人均年純收入最少可達到1.4萬元。」武鄉縣縣委書記周濤更為樂觀。

 今年4月12日的座談會上,李躍軍最後發言,忐忑不安中他還是把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他希望在省委書記提出的「一山一村一溝」中再加上個「一」一台晚會或是一場演出,這樣就可以留遊客在磚壁村過個夜,多拉動一些消費。袁純清聽得很認真,一邊仔細做著筆記,一邊微笑頜首給予鼓勵。

 甘肅「聯村聯戶」走基層

 「2010年甘肅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程度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7.4個百分點,比西部平均水平低8.7個百分點。」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

 去走近大地上那些貧困的人們。

 2012年春天,由甘肅省委發起,一項主題為「聯村聯戶、為民富民」的扶貧行動在隴原大地展開。這一行動輻射58個貧困縣的8790個貧困村,40多萬名幹部直接聯繫40多萬個特困戶。

 根據部署安排,甘肅省市縣鄉四級所屬各部門、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大中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省軍區、武警部隊、中央在甘單位都要聯繫貧困村,除教師、醫務人員和企業職工之外的所有幹部都要聯繫特困戶。

 「廣大幹部要帶著感情下基層、要帶著問題下基層、要帶著責任下基層。」這次行動的主帥、甘肅省省委書記王三運強調,最基本的要求是實現「三個絕不能」:絕不能讓一個家庭因貧困而生活不下去,絕不能讓一個兒童因貧困而失學,絕不能讓一個人因貧困而看不起病。

 貧窮超出想像

 「汽車經過一整天顛簸才到達目的地。放眼望去,白雪皚皚的坎坎山下,橫七豎八地躺著一些破舊的院落,這就是坎坎村。」3月初,甘肅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張建榮帶領省直幹部王春林等四人來到舟曲縣拱壩鄉這個偏僻的村莊。王春林這樣寫下當初的印象。

 這個純藏民的小山村,人均只有1畝多坡地,多數村民住在半山腰,房子破舊。村支書任由主說,房子多建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的還是解放前建的。

 沒錢買炭做飯取暖,村民就到很遠的山上去砍林子。耕種方式也很原始,地裡撒上種子,耙子耙一下就算種了。薄田薄種薄收成,又無來錢的路,靠國家的一點救濟和補貼過活,吃飽穿暖成了特困戶最大的奢望。

 殘疾人任三里的家裡黑乎乎的,進門隱約只看見一口鐵鍋、一個面櫃和幾樣簡單的生活用具,全部家當價值不足兩百元,因為貧困,男主人離家出走,留下無依無靠的孤兒寡母。

 坎坎村的狀況令王春林吃驚。「從上午9時到晚上7時,我們用一整天時間跑完了所聯繫的26戶村民,真是越走越沉重,越看越心酸。貧困壓在農民的身上,也痛在我們心上。」

 在甘南草原,當地唯一的高等學府甘肅民族師範學院的聯繫點是一個叫知合瑪的藏族村莊。4月下旬,該校副院長楊世宏、穆文龍等人先後帶領幫扶幹部走進知合瑪村。

 全村共有370人,人均耕地面積0.7畝,人均收入600元,90%以上人口為文盲、半文盲。村民南傑道吉家7口人,兩個老人已無勞動能力,3個孩子有兩個在上學;另一村民黃常常腿部殘疾,家裡4口人,兩個孩子在上學。這個村子設施落後,缺少致富能手,沒有什麼能帶動村子發展的產業。

 這樣的村莊,在甘肅大地上有幾千個。

 幫扶投下陽光

 貧窮給坎坎村帶來的災難在發酵。73歲的任四郎,一個兒子智障,女兒女婿跑掉,留下3個上學的外孫女,一大家子的生活全靠他打臨工苦撐,外孫女任三木措,年前打柴摔斷了腿還沒有醫治好,孩子哭著說「我想讀書」。

 「再難也要讓娃們把書念好!」張建榮當即拿出4000元,解決孩子看病就學問題。幫扶就從解決孩子的學習費用做起。

 如今,坎坎村原來的5公里土路正在硬化,村南只歐壩修建一條2000米長的水渠也馬上竣工,村東正在修一座20米長的人行便橋,沒通電的15戶通了電,給村裡爭取的600萬畝退耕還林指標已經落實,用來發展養殖業的100萬元貼息貸款已全部到位這個大山深處的古老村莊正在顯現出活力。

 甘肅民族師範學院為知合瑪村量身定制了一套今年的幫扶工作計劃。學院為知合瑪村捐贈10萬元改進基礎設施建設,連續修兩條村內便道以解決村民雨天出行難題,從貧困戶中招聘清潔工到學院工作,派技術員指導村民種藏藥材,籌建藏漢雙語幼兒園解決知兒童入園難題如今,村莊正一天天變化著。

 莊浪模式或可推廣

 石陽村是梯田大縣莊浪的一個貧困村,多年來,村民收入主要靠種糧和打工,缺乏產業發展。莊浪縣委農工辦主任馬殿富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聯村聯戶」後,甘肅畜牧業龍頭企業西開集團的董事長張紅兵為石陽村脫貧致富開出「藥方」依托自身優勢,發展養牛產業。

 恰在此時,建設銀行(601939)甘肅省分行新創立「農耕文明」涉農個人貸款子品牌「聯村聯戶富民貸」,計劃提供20億元「聯村聯戶富民貸」專項貸款。

 雙方一拍即合。聽到張紅兵的打算後,省建行有關負責人表示將全力以赴,解決石陽村群眾養牛的貸款問題。

 為解除銀行疑慮,西開集團為石陽村農戶提供擔保,並墊付村民20%的貸款保證金,貸款利息也由企業承擔。同時,免費為養殖戶提供飼養技術、防疫技術的培訓。

 為降低市場風險,張紅兵與養殖戶簽訂包銷合同,用貸款購買架子牛投放給養牛戶,承諾以高於市場的價格收購。其中肉牛育肥3月,保證村民賺200元以上;育肥半年,則保證賺到500元。

 為加速養殖產業的發展,莊浪縣政府投資230萬元,在石陽村北部的山台地上,建成佔地23畝、8棟圈捨的標準化養牛小區。

 一個以「公司+農戶+銀行+政府」金融支農新模式在實踐中初步形成。3月31日,建行甘肅省分行在石陽村向11個村民現場發放首筆「聯村聯戶富民貸」項目款640萬元,用於養殖肉牛。

 常年在外打工的農民郜金珠有幸成為第一批受益人,如今他正在平涼市最大的養殖企業西開公司學習養牛技術。他感到,幫扶行動將改變自己的命運。

 數字

 從2012年起,甘肅將每年投入扶貧資金1.2億元,安排貧困村互助資金試點村600多個,相當於政府給每個貧困村注入15萬元左右的扶貧資金「鋪底」。同期安排扶貧貼息資金1億元,撬動貸款逾30億元,用於貧困村產業前景好的種植、養殖、農產品(000061)加工項目建設和產業基地建設。按國家貧困新標準測算,甘肅貧困人口預計達到1300多萬,佔全省農村人口的80%。數據來源:甘肅省扶貧開發辦公室

      責任編輯: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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