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8月30日，在日本駐華大使館見到丹羽宇一郎時，他看上去比兩個月前要精神很多。臉色紅潤，說話聲音依舊不大，但只要他開口，在場的人都願意聽聽這位即將成為「前任」的日本駐華大使的發言。
「日中關係太重要了，不該讓這個關係倒退。」這位73歲的老者反覆向《中國經濟週刊》強調著這句話。
今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40週年紀念儀式之後，丹羽宇一郎將被日本外務省負責經濟事務的外務審議官西宮伸一接替。這位批評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計劃購買釣魚島「影響中日關係」的第一位民間人士出身的駐華大使，將結束他的任期。
悲情人物
2010年6月，新上台的民主黨力主「擺脫官僚體制」，一改駐華大使必出身外務省的傳統，將日本最大貿易投資公司之一的伊籐忠商事公司董事長丹羽宇一郎樹立為政治主導的典型。2010年6月17日，丹羽接任日本特命駐華全權大使。
以民間人士的身份出任駐華大使，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將近40年裡還是第一次。熟悉中國，與中國經濟界有著良好關係，重建日本與中國的外交——民主黨新內閣把這些重任交給了丹羽。
2010年，日本幾乎所有的重要媒體都在採訪丹羽，與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第一任駐華大使赴任前的情景相似。對華外交由最懂經濟的民間人士去推進，一個新的中日時代似乎就要開始。
然而，丹羽沒有趕上好時候。2011年前後，中日GDP規模發生了逆轉。40多年來穩居世界第二的日本，把這個席位拱手交給了中國。年輕的民主黨內閣在日本國內政治、經濟上比自民黨更加不能獲得民眾的支持。大地震、大海嘯、世界最大規模的核電事故，讓日本從2010年就開始變得非常不順暢。在抗震救災方面，民主黨政府動作遲緩。而與外國在救災時拉近的羈絆，轉眼間因為一些別有用心的地方政治家通過炒作領土問題，開始變成全民一致對外的情緒。
民主黨的一些政客和日本輿論，把中日關係中出現的新問題，歸罪於丹羽個人。其對華外交的成績被基本否定，丹羽成為了一個悲情人物。《日本經濟新聞》在6月9日的報道中說，丹羽對東京都購島計劃很不高興，他說：「日本的國民感情出了問題，日本是個很怪異的國家。」丹羽非常直白地批評了自己國家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炒作，而這也直接導致日本國內對其不滿情緒的升級，要求撤換丹羽的聲音越叫越響。
被否定的功績
伊籐忠商事公司現在是日本最大的貿易投資企業之一，但在丹羽出任總裁前，這家公司連年虧損。1998—2004年，丹羽宇一郎任伊籐忠商事公司總裁;2004—2010年，丹羽接任公司董事長一職。
他自己的著作《工作才能成就人》一書的封面上，正是丹羽當時工作狀態的寫照：一個60歲左右的男人，拿著一個簡單的公文包，從地鐵站中走出來。為使公司扭虧為盈，他經常像普通員工那樣買盒飯吃，不乘坐高級轎車，每天坐地鐵上下班。丹羽領導下的伊籐忠商事公司迅速出現了變化，2001年便出現705億日元的盈餘。
深入基層尋找突破口，這是丹羽拯救伊籐忠的要訣。
「我到中國後，將在任期內走遍中國。」接任駐華大使後的丹羽，幾次見到筆者都提及自己的「走遍中國」計劃。他要帶著日本的500強大企業到中國的各個地方訪問。
「每次訪問，大使都會和中國日本商會打招呼，我們也會及時把大使外出的消息傳播出去，這樣會有很多日本企業的總裁參與進來。在大使見地方最高長官的時候，日企也能及時瞭解地方對投資的需求。」一位中國日本商會事務局的人士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去年，中日雙向貿易額是3400億美元。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中日經濟發展還是能如此迅速，丹羽功不可沒。
不過，「日本媒體基本上沒有報道丹羽大使在中國地方訪問、加強與中國各地聯繫的新聞。估計日本普通市民很少有人知道丹羽大使做了這方面的努力。」日中外交的評論家田中健二不無感慨地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
不被理睬的實話
丹羽宇一郎對傳統外交的革新一直不為日本國內所理解。
丹羽上任不久，便遇到了日本海上保安廳艦艇撞擊中國漁船、逮捕船長事件。
此後，民主黨內閣傳出了不同於自民黨時代的聲音，中日關係開始急劇變冷。本來想通過民間外交來扭轉日中關係的丹羽，不得不去中國外交部接受抗議、表明日本的立場。並非外交官出身的丹羽，要完全按外務省設計的方式，使用外交辭令來走這個形式。
「本來應該支撐丹羽大使的外務省職員，他們真的完全行使自己的職責了嗎?他們認為，讓民間人士空降到這裡任大使，心裡很不舒服。丹羽大使肯定處於四面楚歌的狀態。」遠東咨詢公司總裁山口巖在日本媒體上公開撰文說。
2010年秋，筆者幾次在公開場合見到丹羽時發現，他已與任伊籐忠董事長時大不一樣，語言偏少、表情木訥、身心憔悴。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大地震後，中日民間關係開始有了較大的轉變。「我們在震後立即去見了丹羽大使，提出把我們這裡的開發區廠房免費提供給日本受災地區的企業，住房等也能夠解決。在日本經濟恢復後，他們願意回去就回去。」一位地方上的官員在見過丹羽大使後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後來在很多場合，丹羽都會提到大災期間，中國對日本的幫助令人感動。
然而，中日蜜月期沒持續多久，便又回到領土爭端的老路上。今年6月1日，丹羽在回答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談到石原購島計劃，他說：「如果真的那麼做，日中關係將會面臨深刻危機。」
這是一句非常有預見的大實話，也是現在中日關係的真實寫照。但在日本，這句話卻成了右翼媒體、自民黨及民主黨右派的攻擊目標，甚至有自民黨議員提出要罷免丹羽。
丹羽不會因為顧忌日本政府而不發表自己認為正確的意見。日本政府對中國的低息貸款，通常稱之為政府開發援助(ODA)，以較低的利息，向中國長期貸款，並且有不少是無息或者是免費贈送的。這對強化中日經濟關係發揮過較大的作用。2008年，日本決定停止對中國的ODA貸款。對此，丹羽認為：「為了改善日中關係，(ODA)應該持續做下去。」
被外相遺忘
2011年，玄葉光一郎接替岡田克成為日本新任外務大臣。玄葉已經完全「忘記了」丹羽在中國發揮的作用。「玄葉大臣已經決定10月更換大使了。」早在今年7月，一位熟知日本外交的日本評論家就告訴《中國經濟週刊》。
「丹羽大使是商社出身，一張合同可能會讓全公司幾年都吃不好飯。對於來自內部及外部的猛烈攻擊，久經考驗的他不會怕。不論這樣的攻擊有多強，他都能扛得住。」一位在商社工作過的日本人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
丹羽的繼任者、資深外交官西宮伸一將在10月來中國任職。一切又將充滿不確定性。
40年間的日本駐華大使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朱梓燁
小川平四郎(1973—1977)
1972年田中角榮訪華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1973年中日互派大使，4月3日，畢業於輔仁大學的日本首任駐華大使小川平四郎上任，日本對華的外交級別也由代辦級升為大使級。在任期間，他敏銳地認識到，「鄧小平決不是改革開放一邊倒的人。在他的腦子裡，經常同時存在兩種觀點，即改革開放的觀念和堅持社會主義的觀念。」
佐籐正二(1977—1979)
佐籐是第一位曾任外務省次官(相當於外交部副部長)的駐華大使。他最大的功績是參與了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工作。該條約與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1998年《中日聯合宣言》、2008年《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勾畫出中日兩國由恢復邦交正常化到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歷史進程。但他也是第一位被提前撤換的駐華大使。
吉田健三(1979—1981)
吉田在任期間，中日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各個領域的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1980年，中國在札幌、日本在廣州設立總領事館。1981年，兩國就建立中日友好醫院、日本向中國提供「文化無償合作」、保護候鳥及其棲息環境等問題籤訂協議。
鹿取泰衛(1981—1984)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審定教科書時篡改侵略中國的歷史，引發第一次教科書事件。9月，日本首相鈴木善幸訪華，表示日中關係已進入成熟時期。鹿取向中方表示，日本政府將負責糾正教科書中存在的問題，通過修改教科書的審定標準，糾正教科書中關於中方指出的有關問題的表述。1984年，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紀委員會首次召開。
中江要介(1984—1987)
任日本外務省亞洲局局長時，中江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署過程中發揮了作用。鄧小平訪日期間，他擔任了日方的「接伴員」(陪同人員)。他始終認為：「鞏固日中關係符合世界潮流。」退職後，中江仍關注中日關係的發展，後任日中關係史學會的會長。他說：「沒有鄧小平，也就沒有現在的中國。」
中島敏次郎(1987—1989)
中島是歷史上第二位被提前撤換的日本駐華大使。他在任期間，強調日中兩國的合作對於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希望建立有利於世界的日中關係。1989年7月，日本參加西方七國對我制裁：凍結第三批政府貸款，停止高層往來。9月，中島離任，他表示，「你將看到中國會不斷前進和發展。」中島後來棄政投身法律界，並任最高法院法官。
橋本恕(1989—1992)
1971年，時任外務省中國課長的橋本參與制定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初步計劃。在解除貸款制裁的努力中，橋本積極從中斡旋。1990年7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宣佈將恢復對華政府貸款。
國廣道彥(1992—1995)
1993年，國廣發現日本雜誌上鼓吹「中國威脅論」。國廣回憶當時自己的觀點：「回顧日中兩國的歷史，雙方還從未作為大國平等交往過，考慮到這一點，我當時認為中國和日本必須要做好以大國身份平等交往的準備。」國廣任大使期間是中日兩國交往最活躍的時期。當時有人說，國廣是花ODA(政府開發援助)錢最多的大使。
佐籐嘉恭(1995—1998)
從1975年任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領事，到1995年任駐華大使，佐籐政治生涯的一頭一尾都與中國緊密相連。他在任三年，日中關係多有起伏。1995年，日本政府凍結對中國無償援助;1996年，日本右翼團體連續四次登釣魚島，引發風波;1996年，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佐籐當時的作風與如今的丹羽相像，他力促日中民間交流，以期改變彼此誤讀。他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親臨東北幾處紀念館，為舊日本軍人所作所為低下了頭。離職後，他在社團法人日中友好協會供職。
谷野作太郎(1998—2001)
谷野是日本外務省「中國學派」骨幹成員，也是第一批駐華大使館工作人員之一，是後來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的好友。他親歷了中國崛起的時代，認為「對於南京大屠殺日本不應該再逃避」，「日中兩國，和則雙贏，斗則兩傷」。2007年，也正是他促成了後來傳為佳話的中日「棒球外交」。
阿南惟茂(2001—2006)
自1983年起，阿南在中國的任職時間長達十多年之久，故此阿南在日本被視為「頭號中國通」，也曾經是日本「中國學派」的領袖人物。阿南對中國一直持友好立場。他認為，日方應該正確認識過去的歷史，該反省的地方加以深刻反省，並認為中國的發展對日本不是威脅。但在阿南任期結束之前的一段時間，日本對華姿態漸趨強硬，「中國學派」影響力減弱，「知華派」受擠壓，日中關係再陷僵局。
宮本雄二(2006—2010)
2006年，日中關係峰迴路轉，之前被「打入冷宮」的「知華派」宮本被派駐中國。在任四年，他親歷了兩國領導人之間的「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宮本任駐華大使時幾乎走遍了中國各地，並參與了很多日本對中國的無償援助計劃。他強調，「中國強大了怕什麼?日本不過回到過去而已」。
丹羽宇一郎(20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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