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中秋國慶兩節期間，央視《新聞聯播》播放了一組在街頭隨機採訪普通人的新聞，記者基本上只提出一個簡單問題：「你幸福嗎?」接受採訪的普通民眾給出的答案千奇百怪。有趣的是，觀眾原以為「應該剪掉」的片段，原汁原味地呈現在屏幕上。所謂的「神回答」，以及人們回答時的種種神態，令人印象深刻。
過去三十年，經濟建設是國家生活的中心，普通民眾也都把創造和積累財富，作為人生的主要目標。這是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政府的施政綱領是增長主義，普通民眾的心靈則是消費主義。到今天，中國人的物質佔有量均有大幅度增加，中產階級如潮水一般湧出國門旅遊，中國企業也開始在全世界進行收購。
然而，一些中國人似乎並不感到自己比以前更幸福。有人甚至認為，自己比以前更不幸福。其實，這一點並不奇怪。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1974年發表文章《經濟增長是否改善人類：一些實證證據》，它用多國實證數據表明，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不一定會帶來相應的國民幸福程度的上升，在有些國家，甚至會有所下降。此即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論」，或稱幸福悖論。
而人們當然更愛幸福。無論什麼樣的人都會認為，幸福才是人應當追求的終極目標，對人更為有價值。古往今來的倫理學都是這樣說的，各種宗教也都在教人獲得和保有幸福。如果人們空有財富，而並無較高的幸福感，那他們絕不會滿意。
一個對民眾負責任的政府，施政的目標也應當瞄準幸福。2005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科學院院士程國棟向會議提交了一份題為《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提出「國民幸福指數」概念，旨在衡量人們對自身生存和發展狀況的感受和體驗，即國民的幸福感。當時，國家統計局也準備推出中國的幸福指數指標體系。幾年來，各省市區參照國際標準，推出了一些自己的幸福指數指標體系，但各地五花八門的幸福指數，更像是分解細化的政府工作目標。
隨後，「幸福」「幸福感」「幸福指數」漸成中國社會流行語。從崇拜GDP到追求幸福指數，是中國轉變發展模式實施「以人為本」執政理念的必然要求。到2011年，「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在各地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二五」規劃中，「幸福指數」再度頻頻出現，很多地方還提出將提升「幸福指數」作為政府施政的重要導向。
但迄今為止，仍未出現一套適合於中國國情的、得到公認的指標體系。目前既有之大多數關於「幸福」的測量方法，主要是在測量人們對物質需求以及一部分與物質緊密相關的精神需求的「滿足度」。然而，這其實只是淺表層次的幸福，更深層次的幸福是很難測量的，比如，完全心理感受層面上的「幸福」。對個體而言，這一點已經較難測量，對作為一個整體的國民的深層次幸福感的測量，或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從根本上說，幸福乃是心理和精神層面上的，幸福關乎一個人的生命狀態，尤其是自己對於自己的生命狀態之評估；幸福也存在於人與人的健全、溫馨之關係中。總之，幸福與人的生命狀態有關，與制度當然也有關係，而與物質性財富的關係則較為疏遠。因此，如果把幸福作為國家治理的基本目標，那就必須超越統計迷信，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要拋棄對物質主義的迷信。
也就是說，要提升幸福指數，民生建設乃是理所當然的核心內容。對於處在發展中的中國而言，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改善民生，推動公平正義，在強調效率的同時，也要兼顧秩序，以及對個體價值的尊重。
當今中國一些地方和部門，忽視了先人的智慧，更忽視了執政黨科學發展、創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價值訴求。他們讓國民生產總值的統計數據凌駕於社會綜合、平衡的發展之上。固然，全力注重於經濟的高速發展的治國理念，為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飛躍提供了全民共識的基礎，對當今中國國力的強大居功至偉。但是，在中國經濟已經高速發展30年後的今天，我們的確需要放慢一下自己的腳步，看看、想想，我們在奔跑之中遺漏了什麼，讓我們的生活有時不那麼幸福。
在這個時刻，中國，當然主要是精英群體，需要痛下決心，把人本、民本的治國理念貫徹到日常的執政作為中。具體說，我們的一些政府部門要擯棄唯經濟統計數據是從，甚至不惜與民爭利、與民交惡的錯誤執政思路。我們的人民也要從日益物慾的生活方式中警醒。由此，順乎民心，革新制度；重續傳統，以文化人；重建21世紀中國的和諧、均衡的發展架構，這才是通向幸福中國的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