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本文原刊發於內地雜誌《中華兒女》2000年第7期，該刊物由團中央主管，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主辦。習近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在福建省工作。這篇文章多有談及其在基層工作的往事以及文革歲月經歷的苦難。習近平接受《中華兒女》的採訪，表示因為工作崗位的關係，不用宣傳大家已經注意到了，所以他拒絕了很多對他個人的採訪，但他還是用樸實的語言回顧了自己的從政道路。
習近平(以下簡稱「習」)︰歡迎你們來。從我個人來說，這麼多年來，對我個人的採訪，我拒絕了有100次以上。我不願意宣傳個人，因為我們都在工作崗位上，你不宣傳大家都在注意你了。從另一方面說，我們做了一些工作，那是應盡的職責;我們有了成長進步，也都是黨和人民培養的結果，個人沒有什麼好宣傳的，所以有關宣傳個人的採訪我都推掉了。還有人要寫傳記，我也都全部推掉。
楊︰我們想也是這樣的。因為這種宣傳弄不好會引起副作用。
習︰特別是現在流行的寫法總要把這個人放進一個背景︰這是誰的孩子啊，誰的先生啊，你要寫的是這個人，寫這些有什麼用再說，這個背景已經不是什麼新聞，大家都知道，再炒來炒去真沒意思。
楊︰這種宣傳確實沒有意思，也沒有必要。但是，作為高級領導幹部，你們是群眾和輿論關注的焦點，通過新聞和出版媒介讓人民群眾瞭解你們的工作，我認為這種宣傳還是有必要的。
習︰領導幹部不是不可以宣傳，但是不能多，並要把握好分寸。現在有一種傾向，一寫領導幹部就要將你寫得多麼完美，多麼高大，要知道，世界上是沒有至善至美的東西的，你把一個人寫得完美了，人們就不相信了。同時，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離開人民群眾，離開領導集體，你將一事無成。所以，我認為還是多宣傳人民群眾、多宣傳領導班子集體為好。
楊︰我聽說，您在寧德的時候，不像有些幹部那樣，到一個新的地方先要燒「三把火」，要轟轟烈烈幹幾件「大事」。您沒有豪言壯語，只是體現出一種滴水穿石的精神。
習︰我當時去的背景是這樣的，我在廈門任了3年副市長，其中後一段時間負責常務工作，在改革開放和推動特區建設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省委看到我在廈門有一些開拓精神，也有一些這方面的經驗，省委決定調我任寧德地委書記。賈慶林同志那時是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他找我談話，說︰「省委想讓你到寧德去沖一下，改變那裡的面貌。寧德地區基礎差，發展慢，開什麼會議都坐最後一排，因為總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個地市，沒有實力，說話氣不粗。你去之後，要採取一些超常措施，把這個狀況改變一下。」當時的省委書記陳光毅和省長王兆國同志都非常支持和鼓勵我。
我去了以後，馬上就遇到通貨膨脹、經濟過熱，黨中央、國務院決定要治理整頓，大氣候不利於採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變，希望我來了以後帶著大家變，沒有看到我來了也是「光棍」一條，不可能給他們帶來什麼奇跡。所以，我只能講，治理整頓也是一種機遇，把大家心氣提一提。我當時主要的思想是︰這時候不能炒熱。一般講，剛來的時候，說一些讓大家熱血沸騰的話很容易，趁大家的勁「踢三腳」也容易，但是這個勁一挑起來，接著將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這種事情。所以，我採取的辦法是小火燒溫水，常燒不斷火，有時還給添點冷水，而不是燒三把火。他們給我講閩東要干三件大事︰開發三都澳港口、修建主溫鐵路、撤地區建市。我說，這些事要慢點來，因為我們的經濟基礎薄弱，不可好高鶩遠，還是要按實事求是的原則辦事，多做一些扎扎實實打基礎的工作。
弱鳥先飛，滴水穿石，我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成長起來的。少走彎路，就像龜兔賽跑，你還是可以取勝的。當然，這些都要有長期打算，我並沒有打算很早離開閩東。在閩東我主要抓了四件事︰一是解放思想，理清發展思路;二是培養一支好的幹部隊伍;三是實實在在地抓扶貧;四是從閩東山海兼而有之的特點出發，念好「山海經」，抓好山海綜合開發。在閩東干了兩年，省委又調我到福州來工作。在閩東時間雖短，但是工作體會很深，跟大家感情很好。離開這麼多年了，閩東還是我最感親切的地方。
楊︰聽說您原來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所處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崗位可以說是許多人可望而不可求的，當初您為何要做出下到地方基層工作的選擇?
習︰我是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下放到河北正定縣的。到河北後，地委書記謝峰同志找我談話，那是一位非常樸實的地委書記，解放初，20多歲就當了張家口地區專員，後來任河北省省長。我說，你對我有什麼要求他說，「既然你能下來走這步路，我想我就不必囑咐了，你也不是那種草率從事的人。我就囑咐你一條，就是你當年在農村之所以幹起來，那是因為你置於死地而後生。我聽了你的經歷，你當時被打成『反動學生』，最後像『四類分子』一樣下到那裡，舉目無親，你是華山一條路，必須走下去，也可能這樣你就成功了。但現在你不同了，你是本人選擇下來的，人家可能不會理解。」
當時，確實有許多人對我的選擇不理解。因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給耿 同志當秘書，他當時是國防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他說，想下基層可以到野戰部隊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層。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實際上就是劉源和我。他是北師大畢業，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機關工作了幾年，我也要下去，我們倆是不謀而合。劉源當時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參加了好幾個聚會。許多人對我們的選擇不理解，問我怎麼現在還下去當時在我們這一批人中有一種從紅土地、黑土地、黃土地、綠草原上終於回來了的感覺，有些人認為「文革」吃夠了苦頭，現在不能再虧了;還有一些人存在著要求「補償」的心理，尋求及時行樂，我對他們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時候「十年寒窗，一舉成名」，中個進士，謀個外放，千里萬里他都去。像古時寫《三言》的那個馮夢龍，到福建壽寧任知縣時都快50歲了。那時候怎麼去的壽寧萬重山我們現在還不如古時候的士大夫。更可憐的是，我們的活動範圍半徑不過50公里，離不開北京，不願意出去把北京的戶口丟了。我說，我們要出來當年老一輩出去，是慷慨激昂。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鄉」，是迫不得已。但在這種不得已裡頭，使我們學到、體會到了很多的東西。現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錮我們的「左」的東西都解除了，我們更要去奮鬥、努力，好好幹一番事業。
楊︰從我瞭解的情況看，20多年來您無論在鄉里、縣裡，還是在地、市，包括福州您所在的地方團結搞得都很好。在團結合作方面，您是不是從您自己的角度講講，有沒有一套完整的做法?
習︰在團結方面，我從小就受家庭的影響。我父親經常給我講團結的道理，要求我們從小就要做講團結和善於團結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給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話講，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慮自己願不願意，還要考慮別人願不願意。因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麼事都以自己為主，這是不行的。父親講的團結方面的道理，當我們後來生活在集體環境時，體會就很深刻了。無論是上寄宿學校，還是下鄉和參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較好;凡事團結處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別是後來上山下鄉到陝北，遠在千里之外，舉目無親，靠的就是團結。在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訓。在上山下鄉時，我年齡小，又是被形勢所迫下去的，沒有長期觀念，也就沒有注意團結問題。別人下去天天上山幹活，我卻很隨意，老百姓對我印象很不好。幾個月後我回到北京又被關進「學習班」，半年後被放出來，我再考慮回不回去最後見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據地的。當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媽媽帶出來參加革命的，他們都是我們很尊敬的人。姨父給我講他當年是東北大學學生，「一二?九」以後怎麼開展工作，怎麼到太行山，他說，我們那個時候都找機會往群眾裡鑽，你現在不靠群眾靠誰當然要靠群眾。
聽了他們的話之後，我就按這個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後，努力跟群眾打成一片。一年來，我跟群眾一起幹活，生活習慣了，勞動關也過了，群眾見我轉變了，對我也好了，到我這兒串門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時間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絡繹不絕地進來。進來後，我就給他們擺書場，講古今中外。他們願意聽城裡人侃大山，講他們不懂的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都找我商量，他說，年輕人見多識廣，比他懂得多。這樣，我在村裡有了威信。
楊︰聽說您是在下鄉插隊期間入團、入黨和當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這在當時對你這樣家庭背景的人是很不容易的。能不能談一談這一段的經歷?
習︰大概到了1973年，我們又集中考學，正如你所說的那樣，像我這樣家庭背景的人在當時是不可能被錄取的。後來我又去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當時是團員，不是黨員。我已先後寫過10份入黨申請書，由於家庭的原因，都不批準我。這次公社又將我的入黨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縣委書記說，這個村姓氏矛盾複雜，本地人很難處理得好，確實需要他回村裡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結論在哪兒沒有，不能因此影響他入黨。所以就批準我入黨，並讓我當了大隊支部書記。
經過許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鄉的周折，最後，這個村居然需要我，離不開我，我當時的感覺是在農村好，如果當個工人或當這個、那個，越是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厲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陝北農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劉少奇、鄧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習」和劉瀾濤、趙守一等，「彭、高、習」即彭德懷、高崗、習仲勛。搞大批判還是由我來念報紙，當地有幾個識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見慣了，也無所謂了。但當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畢竟是我父親過去的根據地所在。我父親那時是「陝甘邊」的蘇維埃主席，當時才19歲。有這個背景，就有很多人保護我、幫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較堅強，就這麼過來了。
楊︰您曾講過，7年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您獲益匪淺，請您談談最大收穫是什麼?
習︰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於陝北的7年。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說，刀在石上磨，人在難中練。艱難困苦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後來遇到什麼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幹事，現在幹嘛不干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一個人要有一股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麼事都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
楊︰您是怎樣從農村上大學的?
習︰我那時一邊當著村幹部，一邊總想著有機會我還是想上學深造一下，因為讀書確實讀得太少了，這與我理想的目標並不違背。那時候報大學，清華有兩個名額在延安地區，一個分給延川縣。我3個志願都填清華，你讓我上我上，不讓我上就拉倒。縣裡將我報到地區，縣教育局領導仗義執言為我力爭;清華來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請示清華。這又是一個機遇。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刮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都不在家，劉冰掌權，他說，可以來嘛。當時，我父親下放到洛陽的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勛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開了這麼個證明，就上學了。走的時候，當地還剩下的一些知識青年都特別羨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沒得說，一恢復高考，都考上了學，還都是前幾名。
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們影響是相當深的，形成了一種情結——叫黃土地情結。在遇到困難時想到這些，就會感到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楊︰我們注意到在今年1月召開的福建省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期間，省內新聞媒介報道說您在作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到「必須使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員都牢牢記住，人民政府的權力來源於人民，必須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須為人民謀福利，切不可忘記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時，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還報道在大會結束時，您以高票當選為省長。請問您對此有何感想?
習︰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和政府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高標準。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僕，時刻將人民群眾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想問題、幹事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著老百姓奔好日子，絕不能高高在上，魚肉老百姓，這是我們共產黨與那些反動統治者的根本區別。封建社會的官吏還講究「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們共產黨人不幹點對人民有益的事情，說得過去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