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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岱: 著名人文學者,現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部主任、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學文藝學與美學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社會思想與文化批評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體驗自由》、《藝術的精神》、《藝術新概念:消費時代的人文關懷》等。 【文匯網訊】據三湘都市報報道,「你幸福嗎?」是前段時間由央視走基層欄目引發的熱門話題,答案千奇百怪、笑料連連。近日,浙江大學教授徐岱做了一個與「幸福」相關的講座,他憂心的是整個中國社會的幸福。他是著名人文學者,有一股「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激情,對「人文」一往情深到忘乎所以。在他看來,幸福需要守住信仰,信仰來自生命對自身的祝福和肯定。
摘錄
◎我們多多少少都在混日子
◎越有人性,越會欣賞、理解藝術
◎可以貧窮,但一定要擁有並守住信仰
◎即便在貧窮當中,也要去追求、體會幸福
◎如何在這個一切都不確定的時代,體會到一種不容置疑的確定性
混日子不是認真的生活,說明他缺乏愛
有位大師講得很好,他說:「在這個時代,歌頌財富之聲,淹沒了其他價值觀。」今天很突出的問題,在我看來,是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平庸、人越來越沒有人性。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如果有興趣的話,去網上查一下,看得你慘不忍睹。
著名漢學家顧彬先生今年來杭州講座,說中國人都在混日子,這是第一句話,第二句話說中國的小說基本上缺少愛。我覺得真是了不起,顧彬對中國人瞭解透了。混日子不是說現代的中國人混日子,中國人從來就沒有不混日子的時候,除了極個別的人。不要以為這是憤青說的話,我們應該坦然地承認,身為中國人,我們多多少少都在混日子。
小說當中缺少愛,是因為混日子的人怎麼可能愛呢?混日子不是認真的生活,說明他缺乏對自己的愛,一個連自己都不愛的人,怎麼會愛別人呢?怎麼會在他作品當中體現出對世界的關懷呢?顧彬說得完全對。
同情是作為人的起碼倫理底線
關於人性的問題,最著名的一本書是前斯坦福大學教授津巴多的一個研究,叫《路西法效應》,這本書的副標題很吸引人,大意是好人是怎麼變壞的。他得出了一個很樸素的結論——去人性化。只要把一個人身上人性的因素慢慢清理乾淨,那他就是惡魔。
哲學史家杜蘭特這樣說過:「信仰不在,希望不在,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症狀。讓我們悲觀的並不是大規模的戰爭,更無關乎近些年來的經濟衰退,不是我們的房子空了,也不是我們的國庫空了,空了的是我們的心靈,我們已經進入精神枯竭和絕望的年代,彷彿回到當初需要基督誕生的時候。」
倫理譜系有高端和低端,高端的倫理是正義感,低端的就是同情心。所以有一句話說:同情讓人成為一個人。同情是一個人作為人的起碼的倫理底線。如果你連同情心都沒有,那就不能成為人。一個人越有人性,他越會欣賞藝術、越會理解藝術、越會離不開藝術。
對文化、對人性的認識,要有一個「三座山」的過程
談談我對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的認識。可以用禪宗的著名案例來加以解釋,叫「三座山」,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
我第一次對日本人的態度是非常仇恨的,因為我是50年代生的人,那時候的電影都是地雷戰、地道戰等,感覺日本人都是一些屠夫。但第二眼我對日本人的印象完全顛覆。在東京,有個日本教授跟我打賭,說只要我在大街上找到動不動吵架的人,他請我喝酒。有一個星期,我始終記著這句話,可沒有找到。最後我只好使了一招,瞄準一個男人故意蹭他一下,可這個男人一轉身,一個很深的鞠躬,我不習慣鞠躬,本能地做了一個手勢,他就鞠個沒完。回來以後我覺得很多日本人比我們中國人可愛得多。第三次就回到看山還是山了,當然這個山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山。日本的禮儀好不好?好得沒話說,但它不會浸到內心深處去,完全是表層的,這就是做秀文化的來源。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禮儀越好的民族越要警惕。
對文化、對人性的認識,也要有這麼一個過程,不要以為表面上禮節很好的人就是很有人性的人。
獨夫之罪可修復,平庸之惡不可修復
獨夫有兩種,一種是像斯大林、希特勒這樣有權威性人格的人,還有一種隱性的,比如日本天皇裕仁。獨夫之罪觸目驚心,就像地震一樣,會讓很多人遇難。平庸之惡好像不顯山不露水,所以常常被人忽視。
其實,獨夫之罪儘管天崩地裂,但不會影響人類的終極文明。因為上帝在造人的時候,給了人類一種奇妙的機制,就是自我修復能力。所以南京大屠殺之後,南京城現在照樣生機勃勃,沒有因此而永遠留下一堆廢墟。獨夫之罪雖然可怕,但是沒有可怕到無法修復。平庸之惡沒有天崩地裂,沒有觸目驚心,但它不可修復。它甚至會讓你覺得好玩,讓你願意接受它。
平庸的人跟普通人、凡人的區別在哪?人格。平庸之人,他什麼都要,唯一可以不要的就是人格。韋小寶是典型的平庸的人,不重情、不講多少義,他的 「義」是隨時可以挪動的。《鹿鼎記》是金庸小說當中最偉大、最了不起的一本書,也是中國小說當中最偉大的書之一。他對中國文化的平庸性揭露得非常徹底。
在平庸人為主導的社會當中,絕對沒有幸福可言
平庸之惡導致的結果是什麼呢?在平庸人為主導的社會當中,絕對沒有幸福可言。什麼叫幸福?這是一個大事,也是一個很難正面回答的問題,我想用文學的方式來處理它。
法國著名的小說家杜拉斯說過一句名言,「上床45次,不如一次真正的愛情。」45當然是隨便說的一個數,愛情並不是上不上床的問題,重要的是內容不同。真正的愛情裡有幸福感,在沒有愛情的單純上床當中只有享受的快感。真正的愛情就是我們可以永遠彼此擁有,但是我們可以不再相見。
平庸最大的危害就是讓我們今生今世、來生來世遠離幸福感。
我們所要的不是快樂、不是享受,而是看起來跟快樂有點像、但內容不一樣的東西,就是幸福,是孔子所說「回也不改其樂」的樂。顏回「一簞食,不瓢飲,在陋巷」,一般人不堪其憂,但「回也不改其樂」。貧窮不貧窮,有的時候是沒辦法的事,關鍵的是即便在貧窮當中,你也要去追求幸福、體會幸福。
信仰來自生命對自身的祝福和肯定
俗人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大家都是俗人,庸人是很可怕的。如果於丹式的東西講多了、易中天「三國就是三伙人打群架」之類的東西在老百姓當中深入人心,中國本來就沒有思想的思想界就變成玩笑界、哈哈界了。中國沒什麼真正的文化人,卻有許多名利之徒、招搖撞騙之徒。
生活中你可以貧窮,可以沒有男朋友或女朋友,可以買不起房子……但有一樣東西你一定要擁有它,一定要守住它,這就是信仰。
信從何來?如果從上帝而來,那這個信毫無意義,你最後就是宗教人。信應該從美感當中來。
這是個解構的時代,解構主義認為一切都不確定,但你不能不信在美中呈現出的讓人刻骨銘心的存在。換句話說,當你情難自禁地被深深的感動,因而默默無語卻淚流滿面的時候,你就會在這個一切都不確定的時代,體會到一種不容置疑的確定性。這種確定性來自生命本身,來自生命對自身的那種祝福和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