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國新聞周刊报道，提要：他是中國知名度最高的警察;是「打黑英雄」，幾乎囊括了公安系統所有的榮譽，經過近20年的宣傳，那些虛虛實實的故事，將其推向了神壇，然而轉瞬間，他又從神壇走向監獄。亦真亦假的光環褪去背後，處處寫滿警示。
「英雄」王立軍
他是中國知名度最高的警察;是「打黑英雄」，幾乎囊括了公安系統所有的榮譽，經過近20年的宣傳，那些虛虛實實的故事，將其推向了神壇，然而轉瞬間，他又從神壇走向監獄。亦真亦假的光環褪去背後，處處寫滿警示
王立軍頭髮有些凌亂，白色襯衣在燈光下很扎眼，安靜地坐在被告席上等待著對自己命運的宣判。
2012年9月24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重慶市原副市長、公安局原局長王立軍作出宣判：王立軍因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罪，獲刑15年。
從「打黑英雄」「一級英模」，到空降重慶，三年內連升三級，直至當選副市長，這個從普通農家子弟起步的中國警察的人生，充滿了機遇與挑戰，戲謔與無奈，當然，也有謊言與荒誕。
但不論是作為讚揚的對象，或是評議的主角，這個名字，注定無法從中國法治史上抹去，也注定將被反覆研究與揣測。
他不只是一個人。同時，也早已成為一個符號。
大圓臉所長
1959年，王立軍出生在內蒙古自治區阿爾山市天池林場。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有兩兒兩女，他是家中的第二個孩子，長子。
村子不大，總共有約200戶人家，彼此之間十分瞭解。王立軍從小便是村民們熟知的聰明孩子。直到50多年後，一提起王立軍，仍有不少人記得，這是村裡出來的「名人」。
1976年，初中畢業的王立軍，被分配到當地林業局天池林場工作。兩年後，他離開老家，到遼寧省鐵嶺市調兵山市(原名鐵法市)參了軍，在某部擔任文書。據知情人透露，在部隊期間，他認識了現任妻子肖淑莉，後來結了婚。1981年，從部隊轉業的王立軍回到阿爾山，重新成為林業局的一名普通工人。
他人生的第一個轉折來自岳父的幫助。通過岳父的關係，以解決夫妻兩地的問題為由，1982年，王立軍又回到調兵山市，在市商業局下屬的一家食品公司當司機。不過，在以「身份」劃分等級的中國，那時的王立軍還是一名「工人」。
1984年，根據上級要求，鐵嶺市公安局決定擴編招收10名警察，充實民警隊伍，王立軍托人說情想要入警。警察，屬「幹部」編製，而由「工人」轉「幹部」，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多人極力推薦下，王立軍最終被破格錄用了。
他最初在基層擔任治安隊隊長，很快便展現出優秀的組織和執行能力，於是被調任調兵山市曉南鎮派出所副所長，後成為所長。同事們對他的評價是「工作勤奮」，老礦工則記得他「管得厲害」。
曉南鎮派出所主要管轄的曉南礦區，一直是當地的治安難點。王立軍到崗後，發動組織退休工人夜裡巡邏，自己則吃住在派出所，很快就扭轉了局面。一些老礦工至今還記得他，「特別厲害，被他逮著就沒好」，而且，這位「大圓臉所長」不僅管治安，連百姓家鬧離婚，他也要管。
王立軍日後的許多所謂開創性舉措，其實早在他從警初期便已埋下伏筆。而這些做法，最初確有其積極的一面。
據知情人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從擔任派出所所長起，王立軍就要求做到「有案必報、有案必到、出警及時」，這也是他日後從警數十年始終堅持的第一原則。每至一地，他便將這個要求擴展至一地，從調兵山，到鐵嶺，到錦州，直至重慶。
重慶律師周立太還記得，2009年9月23日，他設在萬州的律師事務所丟了15台電腦。巧的是，小偷半夜行竊時被路人發現並報警，派出所距律師事務所僅200米，卻並未出警。
周立太異常氣憤，通過朋友找到王立軍的電話，清晨六點就打了過去。周立太並不認識王立軍，後者那時剛調到重慶一年多，這位局長聽完情況後說：我會馬上調查處理。
掛了電話，周立太即趕往辦公室。沒想到，趕到時，市公安局督察總隊的督察已在現場調查取證。最終，該派出所8名民警受到處分。雖然此案仍未告破，但讓周立太對王立軍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第一印象。
「他到重慶後，公安部門的工作確實起了變化，原來辦公室有當事人無理取鬧，報警警察也不來，現在，幾分鐘就會趕到。」
從組織退休人員巡邏起步，王立軍不斷地試驗新的警務制度和工作方式，幾乎全部取得顯著的社會效果。他的改革，往往是內部喊苦，百姓叫好。
比如，2002年任錦州公安局局長時，王立軍開展了一項「貓鼠同步」治理行動，警察為貓，小偷為鼠，為了捉鼠，貓要和鼠一起「上班」，基層民警全部24小時兩班倒，一線警察叫苦連天，但也有這樣的評價：感覺是真幹事的。
抵達重慶的王立軍，又開始著手在重慶開展警務體制改革，交巡警合併，重要路口設置交巡警平台，實現有警3分鐘內到達現場，原來坐辦公室的幹警也被要求上街巡邏。
一位知情人透露，重慶公安部門原來大約有3000餘名「坐辦公室的」，王到任後精簡到1000多人，其餘全部上了街。王立軍不止一次在會議或講話中提到，要使中國的出警、處置和施救能力達到歐美國家的警務水平，「與國際接軌」。
傲慢的開始
所到之地，必有變化，這對於王立軍來說，已成規律。
因在曉南鎮工作出色，1990年代末，王立軍被調往治安情況更加混亂的大明鎮，任派出所所長。上任不久，他就開展了全所民警集中抓捕犯罪分子的行動，將抓獲的200多人集中收審，效果顯著。
依靠大規模抓捕犯罪分子、集中收審，王立軍改善了當地治安，並獲得了上級嘉獎。他被公安部授予「全國公安系統二級英雄模範」稱號，被9家新聞單位共同評選為「中國十大傑出民警」，後來又當選為全國先進工作者、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代表大會代表。
1992年，王立軍升任調兵山市公安局副局長，不久被選送至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管理幹部學院學習。兩年後，學習結束，他赴遼寧省鐵嶺市任公安局副局長，兼刑警支隊支隊長。
此時的王立軍，剛剛35歲，風華正茂，前途無量。
在王立軍調來前，鐵嶺市公安局的許多人都曾在公安部的表彰大會上，聽過這位二級英模的英雄事跡，對他抱有崇拜與期待。
初到鐵嶺，王立軍給眾人留下的印象是「還是挺謙虛的」。 一位老民警透露，當時大家開會研究一起案子，結束後，王立軍把眾人送到屋門口，說：「拜託大家了，大家受累。」
但好景不長。很快，眾人對他的評價就變成了「傲慢，不顧他人意見，獨斷專行」。
在他面前匯報工作，只能站著;任何集合或者會議，遲到、說話或手機響，他開口就罵，無論是刑警隊長，還是普通民警。
一次，一位幹警因為向另一位領導匯報工作，晚了幾分鐘到王立軍辦公室報到，進門之後就被他破口大罵。
一次巡視，王立軍認為一個執勤警察的站姿不好，便大步上前，把他帽子和肩章狠狠地揪了下來。這名執勤警察當時驚呆了，他旁邊的同事則趕快轉移視線，看都不敢看。
1990年代末，一個民警在夜裡執行任務時被刺死，王立軍當時給各個派出所所長打電話，正巧趕上四位所長都不值班，幾天後，這些所長都被免職，因為「所長把危險留給了同志，把安逸留給了自己」。
所長們都覺得冤，認為自己是按值班制度在工作。但從那以後，即便不值班，派出所的領導也都不敢回家，讓家屬把換洗衣物送到辦公室，最長的堅持了一年多。
在讓犯罪分子害怕前，先讓警察害怕，這成了王立軍的風格。雖然，惹怒他的大多是些「小事」。
多年以後，他已調至錦州市公安局任局長。一位當地記者親眼目睹，一位幹警進王立軍辦公室時沒有敲門，王立軍怒斥：「我在的時候你怎麼不敲門呢?出去!重來!」
這種對細節的吹毛求疵，到了重慶，就有些變本加厲。
2010年年初，伴隨重慶市警務改革的開展，警局也開始實施新的規章制度，包括：只能穿警服或者正裝，穿西服必須打領帶;在食堂吃飯，不准出聲，不能交頭接耳，不准接打電話，手機鈴聲要調成振動。處罰情況或名單，會以短信方式群發至所有警察手機上，常常一天多條。
當時，重慶從嚴治警受到全國公安系統的關注，不少省市公安機關組織到重慶學習。湖南湘潭公安局一位警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曾計劃派百名民警赴渝，但正趕上「王立軍闖館事件」，便改為只有幾人組成的考察小組。考察歸來，一位民警感歎，若想按重慶警方的模式操作，必須先做到兩點：一是漲工資，二是給警察洗腦。
重慶警方最嚴格的是按分數量化排名的考核制度。2012年2月一位接近警方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渝中區原副區長、公安分局局長羅勇(副廳級)因排名靠後被免職，分配到重慶大禮堂廣場治安支隊(處級)工作。該支隊相關負責人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羅勇確已調此工作，並為他設了辦公室，但一直未見其上班，具體職務上級也未宣佈。「他的情況比較特殊，聽說與考核有關。」
沒人想得清，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在某些人眼裡，這屬於不近人情，專橫跋扈;在另一些人眼裡，這屬於嚴格要求，樹立警風威嚴。
但仍然無法解釋下面這些事例——
2010年2月，重慶各大媒體報道：重慶女子交巡警隊將配備蘭博基尼、賓利、奔馳等警車，輿論嘩然。有消息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這確是王立軍在會上講的。然而，重慶警方很快回應，稱報道不實。不久，負責宣傳的政治部主任即被調職。不過，重慶女交警與蘭博基尼的合影，也很快公佈了出來。
重慶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接待大廳裝修之後，王立軍去參觀，因裝修不符合他的要求，當場發火，該管理處政委、處長先後被調離崗位;還有一次，在武隆礦難事故現場，因航拍照片效果不理想，他便當眾責罵掌管此事的指揮中心主任。
完美主義者
王立軍無疑具有完美主義者心態。一位與王立軍相識10餘年的當地記者分析說，當王立軍責罵別人時，他的心理活動是：這件事我能做好，你也應該能做好。
在一次重慶警局的內部會議上，這種說法得到了印證。王立軍在會上號召大家要多學習，多讀書。一半是為了鼓勵，一半是為了形成反差，他說：「我看過的書可以把你們火化。」
最受稱讚的是他的口才。他屬於媒體記者最喜歡的採訪類型。電視採訪，只要把攝像機開著就行了，事後也不用剪片;文字採訪，只要說個大概，他便能自己即興完成所有內容，連記者沒有想到的，他都替記者想到了。
在當下領導人講話多數靠念稿的環境裡，王立軍是少有的能脫稿公開演講的幹部之一。在重慶律師周立太印象中，王立軍講起話來四平八穩，頗有學者風範，時常引經據典，從國內公安發展談到國外治警現狀，全部脫稿，一講就是一兩個小時。
王立軍的書法頗有功力，他也樂於展示。他母親在阿爾山的墓碑就是他親手寫的;在錦州市任職時，公安局大樓裡到處掛著他的字跡;他所任職過的各個公安局的新年賀卡，幾乎全有他的墨寶;一張流傳甚廣的王立軍早年照片上，他胸前掛滿獎章，身後便是一幅他的書法作品，內容是否為王親自撰寫眾說紛紜，但多人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字確為親筆，開篇即是：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何愁天下不太平?先憂華夏，後樂其中……
沒人否定，王立軍是個聰明人。參加工作時，他僅是一名初中畢業生，而後來，他是國際刑鑒專家、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並在9家國內外專業機構任職。在重慶，他遞出的名片上，唯一沒有的，是他的公職頭銜。
不知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學識，還是為了彌補自己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缺憾，王立軍很看重自己的學者身份，並多次到高校作學術報告。
2月15日，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查學院一名研究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10年，王立軍曾到學校作過學術報告，內容並無新意，基本都忘了，但王的氣場很足，報告廳爆滿。就在那次講座後，王立軍接受了西南政法大學的聘書，成為該校的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在《西南政法大學2012年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招生專業目錄》中，法學院刑法學專業的指導教師一欄中確有王立軍的名字，但該院一位老師證實，從沒給王立軍安排過學生，「他太忙了，沒有時間」。
王立軍有特立獨行的傾向，他也將這種傾向帶到了所任的公安局內。在鐵嶺，他就把自己的毛筆字印到了警車上：中國刑事警察。
從鐵嶺開始，他一直著手設計當地警察的警服;調至錦州後，除去上述改進，他還執意將警察局更名為「警署」。
按照《人民警察法》，擅自更改警服、警徽和警車，均屬違規，但十餘年間，沒有任何人表示過反對，這些反而作為王立軍有創新精神和藝術細胞的談資被津津樂道。在調至重慶後，這些「創新」習慣也自然而然地被帶到了重慶。
重慶的交巡警標誌，是王立軍親自參與設計的，這個標誌被要求放在警服右上臂，由國旗、警徽、鳳凰、國際刑警組織徽章等多種圖案組合。重慶的交巡警警車也與眾不同，光車貼多達十幾處，在許多人看起來，更像專業賽車。
頗受外界稱道的重慶警務沙龍，在錦州市公安局便已出現，只不過，錦州的警察沙龍規模較小，而重慶的警察沙龍，有8個開放式圖書館，藏書達33萬冊;錦州的警察沙龍裡，懸掛的是歷任公安局長的照片，而重慶的警察沙龍，張貼的則是西方多個國家警察之父的頭像和簡介。
但一位參觀過警察沙龍的資深媒體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令他不解的是，這些圖片中還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前蘇聯克格勃、英國軍情6處等世界上各知名情報機構創建元老的畫像。「警務屬於國內公共事務，情報則是對外的，把警務和搞情報間諜的人放在一起，這是在傳達什麼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王立軍的風格和聲勢在10餘年中不斷地自我強化，以至於當他走得足夠遠、引起注意時，已不知該從何時開始糾正。
這成就了他的自信，亦成就了他的自負。
打黑
最嚴重的強化，當數「打黑」。
據一位接近王立軍的人士透露，王立軍初到重慶時曾說：人這一輩子做不了多少事，把一件事情做成功了，就了不得。警匪一家，中外如此，古今一樣。我在重慶就是做一件事情，把警察和土匪分開。這位人士評價說，「這些話讓人耳目一新，因為我們在官場不這樣講話的。」
但事情的發展似乎超出了人們的預料。
2009年6月，在王立軍的主持下，重慶開始進行「打黑除惡」專項治理運動。有媒體報道，王立軍曾在動員大會上說，要以排山倒海之勢，掀起一場風暴，並希望能在「打黑」中聽到槍聲。
「打黑」果然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並長時間地奪取了全國的關注。
據《重慶日報》2012年2月9日報道：截至目前，公安機關立案偵辦涉黑涉惡團伙500餘個，抓獲涉案人員5700餘人，切斷非法放水資金700億元;檢察機關提起公訴398件2600餘人;法院一審判決266件2000餘人……一批重大黑惡犯罪團伙被摧毀，並依法查處了文強、彭長健、劉信勇、趙文銳等77名黑惡勢力「保護傘」……
數字歷來是成就的證明。然而，媒體報道的數字卻與官方結論相差甚遠。
據2010年4月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發佈的《重慶「涉黑」案件審判》白皮書顯示，自重慶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至2010年3月，共批捕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1795人，其中涉黑679人;起訴涉黑涉惡案件144件1181人，其中涉黑54件747人;立案查辦專項鬥爭中暴露出來的重慶市司法局原局長文強等職務犯罪案件125件148人，其中「保護傘」50人。
兩組數字發佈時間相差兩年，但事實上，2010年7月，重慶市司法局前局長文強因犯多項罪名被執行死刑，便被看做是重慶打黑運動結束的標誌。
媒體沒有理由自行虛構數據，報道與白皮書所統計數據相差之遠，或許正是印證了此前許多人的擔憂——重慶之「打黑」，有「擴大化」之嫌，那些最初因種種罪名被抓捕的人中，許多最終並沒有出現在法庭上。
長期關注重慶打黑的華東政法大學憲法學教授童之偉於今年2月公開了他撰寫的《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在《報告》中，他將重慶「打黑」總結為：已從「治安型打黑」蛻變為「社會管理型打黑」，前者是公安和檢察機關合法正常地行使偵辦黑社會性質犯罪的職權，往往深得人心;後者則是公權力組織以打黑為契機、以公安等強力部門對刑法相關條款的濫用，其本身即具有「黑打」的性質。
他說，中國刑法有400多個罪名，而重慶總是運用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這一罪名。「這個概念很模糊，很容易株連，以此進行社會管理，會造成社會心理上的威懾。」
事實上，在王立軍的一路陞遷中，「打黑」成就一直是他最重要的砝碼。
1994年，時任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的王立軍指揮了著名的「9·19」掃黑行動，鐵嶺市以楊俊富、張洪俊、肖建軍、何晶為首的四大流氓惡勢力團伙被一網打盡，他聲名鵲起，第二年便被評為「全國公安戰線英雄模範」。
但王立軍「打黑」的方式和手段令人不寒而慄。開原公安局原局長王子湘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楊俊富等人被抓起來後，王立軍就提出要求，必須槍斃。
「當時，改賬這些都算涉黑。這些人又沒有人命，也沒有搶劫。」據王子湘回憶，涉及到男女關係問題，就讓女方供述為強姦，否則就將其勞教。此外，多位當年在公安局的民警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打黑期間，王立軍有一個「小黑屋」，用來關押未被定罪的嫌疑犯，但一般人進不去。
威懾效果是明顯的。多位鐵嶺市民回憶說，王立軍「打黑」之後，社會治安迅速好轉，王立軍當年的一名下屬說，當時連小偷都害怕，「因為都知道，抓住是真打啊」。
童之偉在《報告》中亦提到，據他觀察，重慶「打黑」有大規模抓捕犯罪嫌疑人、先抓人後取證的現象，並設立脫離其他國家機關監督制約的秘密場所對犯罪嫌疑人進行關押和審訊。
掀起對重慶「打黑」普遍質疑的「李莊案」，便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
律師李莊，本是犯罪嫌疑人龔剛模的辯護律師，2009年底，重慶警方以李莊涉嫌教唆龔剛模編造被公安機關刑訊逼供、教唆「翻供」為由，將其刑拘。
李莊於2009年12月12日被刑拘，13日被批捕，20日檢方公訴，30日開庭審理，半月之內，完成了大多數案件需走數月的程序，效率之高，被稱為「重慶速度」。當地媒體報道此案審理之初一位官員的評價：「李莊案的審理，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幾個涉黑案的難度，一定要打好這場戰爭，確保案件審出質量，經得起時間檢驗。」
這個願望落空了。李莊最初堅稱自己無罪，後又表示願意認罪，但當重慶檢方重拾幾年前的另一起案件，以妨害作證的罪名再次起訴李莊後，他再次挺身而出反抗。在全國律師聲援、公眾大範圍討論的環境下，重慶檢方最終撤訴。
這個結果從根本上推翻了對李莊的上一次判決，並從另一個角度暗示，那些曾被人在暗地裡悄悄議論和傳播的消息——包括，秘密羈押、刑訊逼供以及未審案先定案——確有其事。
更讓童之偉憂慮的是，在這種高壓的國家機器控制手段下，公民間的互相侵犯固然會受到遏制，但公權力對公民人身權利和自由的威脅也在增加，並且重慶的做法有向其他地區傳染的趨勢。
儘管沒有證據表明王立軍親自參與了李莊案，但作為重慶公安第一責任人、「打黑」行動的主持者，他應該知道，自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置身事外。
他也從沒對任何媒體發表對李莊案的看法。但毫無疑問，以往將他帶入榮譽光環的這些手段，在重慶，似乎開始失效了。
王立軍現象
王力成，一位年逾七旬的律師，將王立軍的成功之路歸結為「王立軍現象」。在他看來，王立軍最後發展到出走領事館一幕，是整個社會的悲哀——一個組織、一個社會、一個系統總是需要出現一個英雄，於是，沒有英雄的時候，便托出一個英雄，最終，英雄無法控制自己。
「他原來就是個普通人，就是做了一個警察應該幹的事。」王力成說道。
據這位在遼寧省法律界頗有聲望的老人瞭解，王立軍從來沒說過，黑社會出500萬買他的人頭;也從沒有說過：我和我的戰友將800名犯罪分子送了上刑場;他本人從沒正面承認過，在對文強執行死刑前，他去「會見」了五十分鐘;也沒有任何一任市委書記表示過，王立軍是我們的鎮市之寶……
「你們可以算一筆賬，」王力成說，「王立軍在遼寧打黑的主要成績是『自己同他的戰友將800多名犯罪分子押上了刑場』，你相信嗎?鐵嶺市的總人口一共300萬，王立軍在鐵嶺任局長不到三年，就是從他任刑警隊長那天算起也不過四年時間，也就是說他幾乎每天都要殺人，不恐怖嗎?」
事實上，2011年兩會期間，王立軍本人曾表示過相同的看法。他說：「一個社會如果產生英雄，實際上是這個社會有病，這是社會的悲哀。」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講，王立軍和媒體、體制之間，早已形成了某種「同謀」。
成了英雄的王立軍，漸漸開始習慣出現在媒體面前。一位鐵嶺市退休警官回憶起王立軍的第一句話便是：「愛得瑟，什麼時候都愛帶著人舉著攝像機拍他。」
1995年，在遼寧受鐵嶺市管轄的開原市發生了一場盜搶機動車案件。三名來自哈爾濱的犯罪分子搶車後被開原市警方堵截，落荒而逃到清河區三檯子村的莊稼地，開原市警方向鐵嶺市公安局報告此案。
然而，當開原市警方抓獲犯罪嫌疑人時，王立軍突然帶著攝像隊伍趕到現場，並讓開原辦案民警離開，自己一把抓過罪犯，踩到地上，一手舉起衝鋒鎗，讓攝像機拍攝。
1997年10月，開原市警方獲得線索，3年前在遼陽市發生的襲警搶槍案的犯罪嫌疑人曹某躲在開原市，並找到了落腳點。當開原警方準備抓捕時，王立軍指示，等他率人從鐵嶺趕到再實施抓捕，因為等待局長，耽誤了時機，曹某逃脫。
開原警方再一次摸準了曹某的落腳點準備行動時，王立軍又帶領數十名幹警和兩部攝像機趕到，進行「戰略部署」，安排幾位領導圍著他，並在攝像機前開始講話。曹某提出要一把手槍，王立軍答應了，安排了一把取下撞針的五四式手槍。在場的幾位市區局長都很驚訝，但誰都沒敢吱聲，只有王立軍的一名手下低聲建議說：「給槍啊，立軍，這合適嗎?」王立軍喊道：「咋不合適，你別吱聲。」
當晚，王立軍帶著所有人從曹某窩藏的村口開始包抄，距離窩藏地還有20多米時，王立軍指示攝像機開始錄像，他沖天鳴槍，曹某聽到槍聲後攜槍潛逃，只留下屋內包庇曹某的一家三口。王立軍和幾名手下痛打了夫婦倆後，搜遍了整個屋也沒找到人。
夜裡，開原市警方調動警力，分析曹某去向，並在第二天早上將其捉捕。報告鐵嶺後，大隊人馬又過來了，攝像機拍了一路王立軍抓捕逃犯的過程。
多名與王立軍共事過的公安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幾乎每個案件，王立軍都會在最後關頭到場，讓攝像機拍下來。
在以王立軍為原型的《東北虎傳奇》裡，作家陳曉東這樣寫道：「沙漠風暴」車緊隨其後也開進了院內。王立軍猛地推開車門，他一個箭步躍到夏利車前，揮起右手就是重重一拳，只聽見嘩啦一聲，車窗玻璃被砸得粉碎。他左手舉著的微型衝鋒鎗又是「噠噠噠」一梭子，一切都在瞬間發生了，彷彿神兵天降，夏利車內5個人驚得目瞪口呆。
軍警作家周力軍的文章裡，也有同樣的描述，但周力軍接著寫道：「抓幾個走私犯不一定需要舉著衝鋒鎗打一梭子子彈這麼大的陣勢，但是以王立軍的性格，他是愛破大案的，越是大案他會越興奮。」
這個習慣延續到重慶，有所收斂，亦有所變質。據瞭解，在重慶出席警方活動，王立軍不允許媒體隨便拍照，只使用其專用的攝影師和攝像師，這些人從市公安局各單位宣傳部門的精銳中抽調組成，因身著統一的藍色外套，被坊間稱為「藍精靈」。
這位喜歡作秀的公安局長很在乎網絡對他的評價，但對於網上關於他妻女被黑社會殘殺剝皮的傳言從不澄清，這種網帖應該更能體現他的英勇和視死如歸。事實上，王的女兒曾是重慶兩江新區公安分局的民警，後調至北京，妻子則在重慶工作。
王立軍還有一個習慣，凡是開會談話，都有專人作記錄，這個速記團體中最厲害的一個是全國警察系統速記冠軍。這些講話和文章一起，彙集為一本書，名叫《視覺》，據看過的人說，大小裝幀很像《辭海》。
三輪車伕案
王立軍並非沒有得到教訓。最轟動的，莫過於1999年的「三輪車伕案」。2012年2月「闖館事件」後，這起當年被多家媒體報道過的事件，又被重新翻了出來。
1998年10月14日，三輪車伕張貴成由南向北騎行在開原市文化路上，車上拉著一對母女，橫過十字路口時，一輛車正從西向東行駛，見到三輪車便剎車，但沒能及時剎住，將張貴成連人帶車撞倒在地，車上的小孩也嚇哭了。
一名黑衣男子從車裡走出來，張貴成說他看得很清楚，這個男人是自己一人開車。男子讓張貴成上車，張貴成不肯，男子便用手拉他，拉脫了，有點惱，就打了張貴成一拳，接著又連打了兩拳。張貴成也要還手，一個過路人勸他：老頭別動手，他是鐵嶺公安局的人。
當時周邊圍了很多人，沒多久，當地派出所、交通隊、公安局都來了人，都給這個黑衣男子敬禮。張貴成這才知道，這個人就是王立軍。張貴成先是被交通隊帶到警局，隨後去了看守所。
《中國新聞周刊》取得了這起交通事故的現場照片，以及交通隊《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認定書》顯示：第一當事人王立軍，因違反機動車行車規定，應負該起事故的70%的主要責任。第二當事人張貴成，因違反非機動車行車規定，應負該起事故30%的次要責任。
在《中國新聞周刊》拿到的材料中，還包括當時坐在人力車內的女子任靜秀於1998年10月14日當天在開原市公安交警大隊做的證實材料，任靜秀當時表示「沒有看清是誰撞的我」。
鐵嶺市一位公安民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天王立軍自己開車去開原，上午王立軍給他打電話說：出事了，派人去開原。
時任開原市公安局局長的王子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天，時任開原市公安局副局長樸占浩(已故)給他打電話說，王立軍撞人了，要拘留被撞人，請示王子湘如何處理。王子湘說：「你自己看吧，該拘就拘，不該拘就別拘。」
當天開原市公安局開具的《治安管理處罰裁決書》顯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27條，因交通肇事，對張貴成給予拘留15天的處罰。
張貴成的妻子霍淑賢說，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她就去鐵嶺找王立軍，問為什麼把張貴成關起來。王立軍告訴她：你放心吧，肯定會放的。還派了輛車送霍淑賢回來了。
張貴成後來在看守所呆了6天。
1999年3月10日，開原市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張貴成訴王立軍民事傷害賠償一案。張貴成的代理律師楊英傑、解宏閣用約一個月時間搜集取證，找到近20位當時在場證人做詢問筆錄，證實1998年10月14日是王立軍一個人開車，撞倒了三輪車伕張貴成，還有證人證實，王立軍當時說：「三輪車伕妨礙公務，把他拘起來。」
立案後，在開原市中固法院進行了一次庭外調解，王立軍、張貴成和解宏閣律師在場。解宏閣說：「當時覺得王立軍口才很好，一進門就跟我誇耀他的政績。」
10餘年後，張貴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清楚地記得王立軍當時對他說，「老張大哥我對不起你」，但既不承認開車撞人，又不承認打人，張貴成因此十分惱火，便沒答應調解。雖是調解，也有對話錄音，一位聽過該錄音的張貴成鄰居回憶，當時王立軍確實向張貴成說了「對不起」。
1999年夏天，此案改在新城法院開庭。庭上，王立軍原來的「對不起」變成了：我代表我的司機向你表示道歉。任靜秀也成了辯方證人，證明當時並非王立軍開車，而是司機任樹輝開車，王立軍及同事劉勇在車內後排。
然而，據另一位知情人透露，王立軍本人曾有過道歉的想法，但因為此事很快搬上報端，王立軍感到騎虎難下。
那時，王立軍已經獲得了幾乎所有可能獲得的榮譽：「全國公安戰線英雄模範」「全國先進工作者」「遼寧省十大傑出執法者」，遼寧省首屆「五四」青年獎章，「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張貴成最終因證據不足敗訴。13年過去了，張貴成已是59歲的老人，幾年前患了腦血栓，落下了半身不遂。官司敗訴後，他再也沒見過王立軍。
去王立軍化
一位與王立軍熟識的全國政協委員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2012年3月1日，重慶市兩會代表在進京前作了一次精神傳達，大家第一次從正式渠道聽到了「王立軍事件」這個名詞。
會議傳達了「王立軍事件」的初步經過，2月6日，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市長黃奇帆、組織部長陳存根和紀委書記徐敬業一同到了成都。到達後，黃奇帆與王立軍進行了交談，但傳達沒有披露交談內容。2月7日晚，王立軍主動走出領事館，由北京方面接走。
這位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王立軍從警多年，對警界有特殊的感情，對副市長的職位並不在意，但極其珍視其在公安系統內的位置。2月5日，王立軍不再擔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的決定宣佈3日後，這位人士曾致電王立軍以示慰問，他說，王立軍當時「情緒和語氣一切正常」，所以，當得知第二天發生了「王立軍事件」後，他的驚訝程度超過很多人。
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中外記者會上表示，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
王立軍在任時期曾風風火火的重慶公安局，如今正在努力「去王立軍化」：一些曾被王立軍處理過的民警正在申請「平反」;原被王立軍撤並的派出所也在逐步恢復;重慶女子交巡警換上了正規警服;重慶公安局門口兩個石球上王立軍手書的「劍」「盾」二字也消失了��王立軍在任時期，因有宣傳評比任務，每天關於重慶公安的新聞達十幾條，如今媒體很少收到警方的新聞通稿和採訪邀請。
然而人們的期待，或許並不僅是去除這些表面的、細微的形式，上溯三年，甚至三十年，是否還有許多事情、案件、領域��都需要做些「去王立軍化」的努力。
一位知情人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1999年，當王立軍接到「三輪車伕案」的法庭傳票時，衝口而出的第一句話就是：我要去美國領事館申請避難。
一語成讖。13年後，這個集聰敏、傲慢、瘋狂、殘暴、冒險家與完美主義者於一身的明星公安局局長，竟然真的以這樣一種方式，結束了自己的警察生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