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財經網報道，2012年11月29日，「《財經》年會2013：預測與戰略」在北京舉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在年會《議題二：從法制經濟到法治社會》上發言如下：
今年7月初的時候，有個地方請我去做一個講座。開始跟我聯繫的時候說什麼時候請我做一個講座，我一看時間我說行，我說講什麼?他說講依法治國，我說講依法治國不應該找我，我是搞社會學的，你應當找法學院的教授和專家講這個問題。但是，他說不行，他說市裡領導說就讓你來講。這樣，我就只能硬著頭皮去了，但我想他讓我講也有一定的道理，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現在依法治國的問題，法治的問題，已經不簡單是一個法律的問題。
所以，到了那兒我首先就講一個問題，我說現在依法治國對於中國來說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我說現在依法治國對於中國來說已經不是說哪條法律健全不健全的問題，甚至都不是哪條法律制定出來了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貫徹執行，有法不依的問題。我覺得已經不是這樣的問題了。
那麼，依法治國在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呢?真正的問題是，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政府，還能不能在整體上真正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轉的問題。從更現實的角度上來說，就是我們破壞法治破壞了這麼多年，造成了無數的問題，現在我們還有沒有辦法能回到法治軌道上來的問題。我覺得中國依法治國實際上已經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首先就來談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這個政府還能不能在整體上真正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轉的問題。前一段時間江平教授就講過一句話，說在維穩當中中國的法治是一個大倒退。最近這些年，我們對法治的破壞已經不是一般的破壞了。我覺得這個破壞表現的最為突出的，最為嚴重的是在什麼地方呢?是這些年我們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和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完全格格不入，而且是越走越遠的這樣一種政府的運作模式。
為什麼這麼說呢?各位可以想，一個依法治國最基本的原則是什麼?你一屆政府也好，政府的領導人也好，辦事人員也好，最高的原則是執行規則，執行法律。但是，假如說就是嚴格的按照規則，按照法律來辦事兒，這事兒沒辦好怎麼辦?首先不能追究你的責任，不能拿你烏紗帽是問，首先得反思這個規則是不是有問題，然後通過改進這個規則，改進政府的工作。但是，各位可以想，在最近這些年維穩的過程當中，我們形成了一種什麼的政府的運作模式呢?最簡單的說，就是我就要一個結果，怎麼做，我不管。這個模式可以說是一個極為惡劣的模式。你看我們現在維穩是這套，反正你這個地方不能出事兒，怎麼不能出事兒，你自己想辦法。計劃生育是這一套，反正孩子不能生下來，至於怎麼不能生下來，還問我嗎?自己想辦法去。包括現在日常工作的運作，我們都是這樣了，前幾天我碰到一位稅務局長，他說我跟誰講理去，我今年稅收任務的增長就是20%，我們這破地方今年經濟增長7%都到不了，但是稅收增長就是20%，市政府定的硬指標，怎麼去征，你自己的事兒，你想辦法，你徵得來征不來，征不來趁早說話，有徵得來的，把這局長讓給別人當就行了。
現在我們很多的事情都是這麼運作的，結果是什麼呢?我前些天提出了一個概念，但是這個概念太難聽了，一般我不願意說這個概念，我把它叫做「作惡授權」。在這樣一個政府的運作模式當中，你可以看到它實際上有一個授權的過程，就是我默認甚至鼓勵你用違反規則，違反法治的方式做這個事情。為了達到我的目標，你可以不擇手段。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於法治的破壞，不是那種支離破碎的破壞，而是形成了一個整個的和法治社會格格不入的政府的運作模式。這是我當時講這個問題的一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剛才我說從現實的角度來說，我們現在還能不能真正回到法治的軌道上來。我們現在政府老講依法治國，依法治國，各位可以想，哪兒這麼簡單的事兒?有人把它想的比較簡單，說我今天破壞法治了，明天不破壞了，回到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不就依法治國了嗎?但是，哪兒這麼輕鬆的事兒?你今天說回到法治的軌道，我按照法律辦事，昨天的事兒怎麼辦?你剛做的，用違反法律的方式來做的，你解決不解決?那把昨天的解決了，前天的一堆這事兒呢，都跟這差不多，你怎麼辦?所以，現在我覺得，從現實來說，我們現在能不能真正的回到法治軌道已經是一個問題。所以，今年年初我寫過一篇文章，說了一句話，叫「走遠了，回頭都難。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從世界上很多地方來看，在社會轉型時期，很多地方都面臨過這個問題，包括台灣蔣經國轉型的時候當時也面臨過這個問題，當時叫歷史共業，有點歷史遺留問題的意思，最大的歷史共業當然就是「二二八」了，這大家都知道。
從世界上各個地方的情況來看，如果還能夠用體制內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一個辦法，第二個辦法都沒有。什麼辦法?攔腰一刀切斷，做一個切割，從今天開始，重打鼓另開張。老問題辦法解決，新問題新辦法解決，把過去的問題作為歷史遺留問題，想個辦法一攬子解決，然後從今天開始重打鼓，另開張，輕裝上陣，不留後患。我覺得現在中國的問題已經是這個問題，越早回這個頭，越及早切割越主動，越晚越被動。而且如果拖下去，將來能不能切割都是一個問題。因為切割時需要條件的，要有一個寬鬆的氛圍，政府有決心，有誠意，老百姓有寬容，有諒解，這樣才能進行切割。
那麼現在中國還有沒有切割的條件呢?我個人的看法，還不能完全說沒有，但是已經相當的不樂觀。我還得說一句比較難聽的話，我覺得就現在的情況來看，老百姓還殘存著一點對我們政府的信任和感情。由於這一點，有的問題真的解決不了了，有時候你道個歉，意思一下，有的人說不定還會感動的淚水漣漣。但是我覺得，問題淚水漣漣可能漣漣不了幾年了，5-10年到頭了，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了。如果到時候他都淚水漣漣都不淚水漣漣了，那怎麼辦?那就說明切割的條件已經失去，切割的機會已經錯過，切割都已經不可能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那時候只有唯一的一條路，什麼路?武力維穩，誰不服，我就鎮壓，能維一天是一天，小車不倒只管推，哪天倒了哪天算。如果要走到這條路上來，我們這個社會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所以，現在我覺得我們今天討論這個問題，特別是在「十八大」之後中國開啟新的十年的時候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得意識到，我們現在是站在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上，可能歷史給我們留下的就是這一次的機會。現在，需要我們有一種歷史的責任感，歷史的擔當，真正有勇氣，通過一場改革做這個切割，然後把這個國家真正的引向法治國家的軌道，那將來才是真正的長治久安。
問答環節的發言：
對於吳曉靈女士的意見，我非常同意，就是落實法律賦予人大的職責。在這當中我覺得至少有三點，一個是對於財政預算的監督作用，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實質性的內容。第二個，對於官員的問責制度。第三個，重大立法和決策的辯論質詢制度，如果有這三個，我覺得首先就開了一個很好的頭。所以，我想這個切入點，人大應當說是現在可以用的一個不錯的框架，這是第一個問題，切入點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剛才姚洋教授提到是動力的問題，動力究竟從什麼地方來?我前幾天在廣東開會，我聽到比較多的一句話就是叫形勢比人強。我覺得中國社會真正將來的動力可能在這兒。前些天美國的裴敏新教授寫過一篇文章，我概括成八個字，叫體制未改，生態已變。過去這十年，體制有多大的變化嗎?沒有，但是整個社會的生態已經發生了變化，裴敏新把它叫做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已經發生。最簡單的事實是，政府感歎隊伍不好帶了，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說的那些話，老百姓也不信了。所以，可以看到這個社會在靜悄悄的發生著變化，這就是逼迫中國進行變化的真正的動力。裴敏新講，現在我們沒有辦法希望他們走到這個東西的前面，但是他無論如何要對這樣的危機和矛盾作出反應，這個反應的過程就是改革的過程。所以，對這個動力，剛才姚洋教授說我是比較悲觀的，我想，不要太樂觀，也不要太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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