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評社1月21日報道，不論在東方還是西方，中國的崛起都是國際領域熱門的話題。一方面，許多國家和地區享受著中國崛起帶來的經濟利益;而另一方面，基於各種原因，對中國崛起的擔心和憂慮也從未減少。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國際關係史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美國《洛杉磯時報》刊文稱，中國的外交政策太以「自我利益」為中心。這樣的中國崛起讓鄰國感覺好像「古老中國霸權的復辟」。
文章稱，過去兩年裡，中國愈加強硬自信的外交政策發揮了一個「特殊的」作用，令兩個保守派人物——安倍晉三和樸槿惠分別當選了日韓的總統。一些中國問題觀察家認為，中國勢不可擋的崛起可能將使安倍晉三和樸槿惠屈服於中國這個強大的鄰國。但是，文章稱，不要指望這會發生。由於中國正努力成為一個現代超級大國，中國的行為讓許多亞洲國家回憶起了中國過去作為一個地區霸主時的政策。
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統治著亞洲大部份地區。中國的朝廷認為自己是地區秩序裡不可或缺的中心，中國有權也有責任制定國際標準和規範。如果這些標準和規範被打破，中國也有權介入干預。文章稱，在中國的思想體系裡，中國的原則就是所有事情的出發點。
文章稱，儘管中國精英階層的思想受到理念和文化規範左右，但他們的立場和態度歸根到底仍是強調規模、力量和軍事的戰略。從16世紀到18世紀中葉，中國人這樣的模式是可行的。但自18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的地區角色就在衰落。在戰爭和一些不必要的軍事行動中，中國也連連落敗。
文章稱，中國現在的領導人換屆發生在中國需要再一次重新評估自己的地區和世界活動之時。中國過去幾年的外交政策可謂是「災難性的」。中國參與地區事務接連受阻。而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帝國過度擴張」(imperial overstretch)理論或許可以解釋中國遇到的這種情況：發展得太快太遠，超出了物質資源和政治實力可以支撐的範圍。
文章稱，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但中國的發展已經超過了它可以支撐的限度。這兩種說法都是非常可信的。
看一下中國同日本的關係吧。在北京在釣魚島問題上發出一連串態度強硬的聲明後，日本選出了一個對華態度強硬的政府。
同樣的，韓國的情況也是這樣。直到最近，韓國才對中國釋放出善意。在韓國，中國因為是共同文化的起源而受到尊重。畢竟，直到20世紀初，韓國的許多傳統還與中國有著密切的聯繫。儘管北京長期支持朝鮮的獨裁統治，但大多數韓國年輕人仍然高度重視韓國與中國的關係。
但是，文章稱，這種情況不會再有了。最近的一份韓國民意調查顯示，由於在朝鮮擊沉韓國海軍艦艇、炮擊韓國島嶼和發射衛星事件發生後，北京並沒有對此表示譴責，韓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暴跌。而樸槿惠在競選時也利用了民眾對不守規矩的鄰國的恐懼感。樸槿惠強調要加強韓美同盟，並稱「如果朝鮮意識到來自中國的援助並不是永遠的，朝鮮就只能加入國際大家庭」。
同時，個人的經歷也在其中發揮了作用。樸槿惠是韓國前總統樸正熙的女兒。在上世紀60-70年代，樸正熙就視中國的共產主義是地區的主要挑戰。而安倍晉三則是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孫。岸信介是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的二戰甲級戰犯嫌犯，但是未予起訴。這樣的家庭背景令「和解」顯得愈加困難。
那麼，為什麼中國的領導要製造這樣一種環境來「幫助」這些「對手」取得選舉的成功呢?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對待國際事務的態度。中國共產黨總是認為，中國應該處於地區事務的中心位置。最近，中國對這種地區等級的表述變得更加尖銳了。
文章稱，這或許就是中國新興經濟實力的一種反映。而西方對中國未來主導世界的預測也令某些中國領導人開始認為中國果真具有這樣的實力。
而在亞洲地區之外，中國外交政策的問題也可謂是有增無減。一方面，中國要同美國「周旋」，另一方面，中國還要處理同其它新興力量的關係。
文章稱，印度的一些領導人就不相信中國有意或有能力用一種相互合作的方式處理同其它新興力量的關係。
文章稱，中國需要從過去汲取經驗教訓，一個好的外交政策不僅僅是對自己國家有益，但對其它國家有害的。中國應該去試圖建立這樣一個地區——最終建立這樣一個世界，讓這個地區或世界裡盡可能多的人相信，中國的崛起同時也將成為自己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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