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新的平台期，貧富分化加劇，經濟升級乏力，法治與維穩並存，市場化改革面臨倒退的危脅。社會期盼新的活力出現，卻又擔心動盪帶來的巨大傷害。社會上呼籲進行與經濟改革相對應的政治改革的聲音也進一步加強。
據《南風窗》報道，毫無疑問，對社會影響最大的仍是處於社會金字塔頂的政治人物。人們不是容易誇大他們的作用，就是覺得他們離得太遠，與自己毫無關係。人們期盼著政治人物大有作為，但現實的貨幣政策、對經濟的調控、對社會的管理以及社會改革等等，事實上會在不同的利益群體那裡得到不同的反應。
這是一個需要並可能造就優秀政治家的時代。他們必須傾聽時代的呼喚，也要保證中國這艘巨輪能夠平穩前行。
中國的政治家
在當代中國，什麼樣的人可以被稱為政治家?
有自己的政治原則和信念，不為流俗所惑，對社會發展大勢具有判斷能力，不取悅民眾的短期所好，並能衝破利益集團或意識形態的桎梏，順應歷史潮流，推動有益於民眾真實需求的社會變革，這些幾乎古今中外通行的標準，仍是我們現成的衡量方法。
一位來自拉美的媒體人曾向記者感慨，中國人很幸運，有鄧小平這樣的政治家，能把握住大的社會發展方向，又能讓後繼者沿著同一條道路走下去，所以能出成果。「我們國家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前後政策相差過大，幾乎每過幾年就得連根拔起從頭開始一次，這種政策的不穩定性，使得經濟社會很難走上正軌。」
美國漢學家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一書甫一面世，便風靡華夏。在歷史的關口，鄧小平用「摸著石頭過河」的現實策略，將中國從意識形態的桎梏中解脫出來，並規定了至今仍在實行的「發展經濟、穩定政治」的歷史性框架。
時下的中國，進入常人政治時代，開始真正的「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而非如毛澤東、鄧小平等個人具有絕對權威。至今，已經實現了第二次10年一次的領導人集體交接班。他們的共性比較明顯，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從青年時代起因為某種機緣「學而優則仕」，成為培養對象，總之，有著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歷練出來的政治才幹，一般喜歡在輿論中保持一種「穩健的開明」形象。
「不爭論」，「不折騰」，「實幹興邦」，從這三個重要的政治口號中，可以看出從鄧小平到今天的新一屆領導人，其治國理政的思路一脈相承。我們不能否認的是，這一思路在中國社會，至少是相當一段時期內，有著深厚的民意土壤。
與30年前有所差異的是，隨著中國整體實力的大幅上升，以及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對西方社會造成的負面衝擊，中共領導人開始更多地談論「制度自信」，而非鄧小平時代的「摸著石頭過河」。同時，他們也明確意識到，過往的發展亦造成了「固有利益格局」，他們聲言要打破這種格局，進一步釋放社會的活力。熟悉政治發展史的人們都可以敏銳感覺到，這正是政治家有可能要大發異彩的徵兆。
具體到政治人物的選拔上，已經有人開始表示，中共這種「培養制」選出來的政治領導人物，可能比西方通過投票方式選出來的人物更具政治經驗。(基辛格就注意到，美國的政治家們更年輕，用於學習的時間更少，更缺乏經驗，在政治上有急於求成的傾向。)
常人政治
當前的中國社會，已經處於利益多元化和價值觀多元化非常明顯的時期。但倘若你問許多普通的幹部，他們作為日常榜樣學習的，多半仍是曾國藩之類深植於中國傳統社會的實用主義政治人物。
具有科舉和官僚體系傳統的中國，在當代也實現了新的科層制度主要體現為政績考核下的領導幹部層層選拔和晉陞制度。官僚體系對人志氣的消磨，會不會使得人在一級一級順著這種科層制奮鬥到中高層後，失去任何宏遠的夢想，內化為毫無自我特徵的一枚官僚體系的螺絲釘?這是一個人們常常提及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當前，所謂「體制性障礙」都與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中，政府作為主要推手之一，無可避免地深度介入了經濟的各個領域。在接下來的時間裡，由於沒有嚴格劃清邊界，在路徑依賴和官員本人利益、部門利益的催動下，市場經濟和社會建設的正常發展被極大地扭曲。
作為官僚集團的一員，如何能夠移動自身所處集團的奶酪?這場被稱為自我革命的戰役勝負一向難料。真正的政治家需要權衡取捨，而非四處逢源做老好人。
需要提醒的是，常人政治並不等同於政治家的平庸化甚至矮化為官僚體系的「代言人」，只不過是時間的推移和任何制度維持生命力必然會帶來的客觀階段領導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和固定的任期制等。政治家的決斷力照樣不可或缺，這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責任，正如10多年前的入世談判一樣。今天，誰也無法否認，這一決斷深刻改變了中國和世界。對中國市場經濟轉型做出重大貢獻的前總理朱鎔基，他推行的大規模行政體制改革，減員分流，是許多人至今懷念的「大手筆改革」。他曾聲稱，「抬著棺材」也要改革，的確也為時至今日的中國經濟打下了框架性的制度基礎。大批他所培養的經濟管理人才，正處在中國經濟的各個關鍵崗位上。
即使是對「摸著石頭過河」的鄧小平，我們也不能因為過往改革在時間長河中身影日漸模糊，而產生一種錯覺，似乎當時的改革就是增量改革，容易得很。通過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我們也可以看到，政治家一樣時常處於既得利益群體和思想「保守」群體的反對之下，無論恢復高考、包產到戶、精簡軍隊和特區實驗等，都是如此。政治家的使命是，不能讓我們這個社會被既得利益綁架，正如政治家的公共政策有時候也會被其綁架一樣。
常人政治時代的另一特點則正是常人政治本身帶來的，即政治家的責任更多傾向於利益的平衡和協調，任何「極端」的做法，往往受制於常人政治下的政治框架而變得「行不通」。比如，政治家現在不能不順應民意，矯正某些領域的過度市場化，同時又不得不在某些領域推進市場化。同樣，貧富差距拉大要求政治家促進財富的公平分配，同時也要警惕，非理性的仇富和不以社會整體財富增長為目標的社會再分配，都可能導致社會陷入整體性的退步。
現代政治家追尋
顯然，中國的社會不可能永遠停留在「鄧小平時代」。經過30多年的迅速發展，中國已經從上世紀80年代那種貧窮的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化中期的初級階段。在高速的經濟發展下，政府對於政治和社會領域一直處於被動應對和修補狀態。
在這種狀況下，如何現實有效地進行綜合的社會和政治改革，成為考驗中國政治領導人的一道主要難題。偉人與歷史誰造就誰，這個老掉牙的話題，因其社會實用性，必將一再地被人問起。
或許，對於一直對學習新加坡有著特殊愛好的中國決策高層來說，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本人的形象具有特別的借鑒意義。同樣是在一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在華人文化圈內，李憑借一個小小的城市國家，成為具有國際影響的政治家。在他領導下發展起來的新加坡，一直是中共主流官員學習的重要目標之一。
李光耀式的政治家是一種改良版的傳統華人政治家，從技術上極盡細緻地學習西方的手段，但從精神上，政治家與民眾的關係並非西方現代社會主流所認同的以個人為中心的模式。
另外，在以政府為載體的黨的政治家之外，隨著社會空間進一步擴大，公民意識進一步深化，日益活躍的民間社會中，大批民間意見領袖已經具有政治家的雛形。他們尚主要表現為以言論參政，通過輿論影響各種或宏觀或具體的社會事務，但亦已出現一些簡單的公民行動。政府如何與民間社會更好地互動，是中國社會治理面臨的重大問題。
對於掌握施政權力的政治家而言，適時的社會和政治改革，是難以迴避的。問題不在於改不改，而是政治家如何在改革中獲取自己的支持力量。不能讓政治家獲得支持性力量的改革，注定會陷入「停頓」的宿命。而偉大的政治家的一個特點又是，常常會從改革中獲取力量的靈感。是時代在推著政治家前行，敏銳的有判斷力的政治家又會引領時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