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香港《南華早報》7月5日文章，原題：7月1日那天，我鄰居去哪了?如果說香港「七一遊行」的參與者代表香港的大多數，那我街區裡的那些人去哪了?從統計學來看，我應該至少有機會遇到一兩個抗議者。可這個星期裡，我跑來跑去詢問我鄰居是否參加了星期一的遊行，結果一個參加的都找不到。或許他們只是不想讓人知道他們參與了，但我對這個解釋表示嚴重懷疑。
根據我所做的極不科學且不全面的調查，我的結論是，(香港)有一個沉默的大多數群體。他們沒有時間關心政治或表示抗議，因為他們沒有為此煩惱，或是不太在乎。當然，我認為大多數像我和我鄰居一樣的香港人想要完全的民主、廉潔高效的政府，以及更公平的社會。但我們中多數人認為，我們已然生活在一個自由安全的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務也算有效率。是的，這是一個半民主社會，充斥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和缺陷，但哪個社會不是如此?
我們中很多人不願同中央政府作對。也許這純粹是出於務實，但我們當中不少人或許都對北京所取得的成就存有敬意。經過一代人的努力，這個國家雖然尚未達到富裕，但至少不再像過去那樣貧窮。和絕大多數內地人以及世界大多數政府一樣，我們承認中央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我們相信誠心誠意與北京合作、走向完全民主，比事事與北京作對、動輒與內地官員唱反調好。
這種合理的觀點不難理解。然而那些反北京的人們堅持說他們無法理解、或者選擇無視和壓制這些觀點。因為這些觀點與他們自以為正確、由意識形態驅動的敘事不符。也許我們才是大多數，但我們沒有製造足夠的噪音，也沒有引起注意。我尊重別人抗議的權利，但我討厭被給出錯誤的選項——民主好，北京不好——彷彿我們正面對一場存在主義的道德危機。
和普通人一樣，我沒被受邀參加春茗活動，和內地大腕、地方長官彙聚一堂。但是，若某場合有內地官員出席，他想和大家握手，我肯定會與他握手以示尊敬。如果我的子女想加入未成年抗議者的隊伍，我會關他們一個星期的禁閉，扣他們一個月的零花錢。當國歌在公共場合響起，我希望他們起立。(作者艾利克斯·羅，田穎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