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在人民論壇發表了題為《「格瓦拉困境」與中國共產黨轉型》，全文如下：
許多走上井岡山或其他紅色教育基地者，往往會產生這樣的困惑：穿越歷史回到那個血與火，抑或「激情燃燒」的歲月，每一個尚未麻木的心靈都會受到感動乃至震撼，但回到現實生活很快復歸平常;進入政治教育話語系統，一切有理有據，跳出該話語系統，許多問題甚至無法自圓其說。換句話說，以革命理論構成的話語系統，特別是以中國共產黨的價值坐標評價，一切都是那樣無懈可擊，換一種思維和評價系統，情況大不相同，甚至僅僅將理論與實踐作出比照，亦讓人產生諸多疑惑。如此，我們怎樣才能打通歷史與現實的精神脈絡，保證血脈延續，構建起什麼樣的價值坐標和價值體系，才能保證中國共產黨實現革命黨向執政黨的順利轉型，保證國家穩步前行實現中國夢?答案是跳出「格瓦拉困境」是關鍵。
「格瓦拉困境」是社會主義國家及其政黨的「魔咒」
「格瓦拉困境」泛指一定歷史階段、特定社會形態與特殊政治活動基礎上形成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由於主客觀原因，這種思維和價值觀走向固化甚至僵化，即使時代發生再大變化，都執著而不調適或更易。大多情況下跳出困境需要外力推動，只有個別通過自覺。由於後者少之又少，故稱為「格瓦拉困境」。
具體來由，則是古巴無產階級革命家切·格瓦拉，這位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者，在追隨卡斯特羅取得革命勝利後，既不留戀古巴共產黨和政府高級領導人的職位，也沒有把努力方向確定於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是進入剛果(金)、玻利維亞叢林打游擊，試圖在那裡發動新的共產主義運動，最後格瓦拉犧牲在自己的理想中。
格瓦拉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緣於職業革命家的共同特徵：思維方式、思想方法、價值判斷皆集於革命活動，革命既是過程也是目的，離開了革命，激情不再燃燒，精神走向虛無，甚至無法為自己的靈魂找到安放之所。
「格瓦拉困境」廣泛存在於革命戰爭年代走過來的那一代共產黨人，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存在於整個國際共運。
除中國外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至今沒有一個成功跳出困境。當然，強調中國共產黨應當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意味著我們也沒有完全跳出這一困境，但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成功，至少說明經濟領域基本跳出。可以斷言，一個個社會主義國家及其政黨走向消亡，國際共運式微，「格瓦拉困境」是困擾社會主義國家及其政黨的「魔咒」。
「格瓦拉困境」制約著精神大廈的建構和精神力量的激發
改革開放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理論突破，鄧小平理論是中國共產黨跳出「格瓦拉困境」的偉大嘗試，其突出反映在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不再進行「姓資姓社」之爭等等。正是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格瓦拉困境」，從而避免中共步老大哥蘇共的後塵。問題是「格瓦拉困境」在政治和精神領域中很難突破，其自我神聖化導致脫離實際甚至無視客觀存在，結果在「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的情況下，仍然懸在空中不接地氣。
我們的精神大廈建築於革命理論，曾經得到過世界冷戰的支持和強化，隨著冷戰結束，世界政治生態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家博弈已經開始由政治制度博弈向核心價值觀的博弈方向遷移。過去，有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和政治生態的支持，我們的精神大廈堅固，精神力量充足。馬克思主義是偉大的，其立場觀點方法是科學的，尤其世界觀是顛撲不破的，因為迄今為止尚未產生比共產主義更好的政治圖景。今天，世界進入「意識形態終結」和文明衝突等思潮漸成主流和主導的情況下，原本堅固的精神大廈開始出現裂縫。因為我們的精神大廈是由階級、剝削、革命、鬥爭、消滅等基石砌成，其他精神元素幾乎無法納入。早前陳勝吳廣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尚可豐富其中，後來發現農民起義不過是封建王朝的更替和輪迴，屬於「你方唱罷我登場」，並沒有真正推動歷史進步，這也是黑格爾等西方許多哲學家評價中國一直處於「人類的起點和童年」的原因。曾經被視為偉大革命者的洪秀全，後來發現其腐敗程度不輸於清王朝;作為愛國主義最好教材的義和團運動，其拳民竟然有那麼觸目驚心的暴虐行為。不得已，這些精神元素開始淡出甚至被直接剔除。到這裡，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封建史，所產生的精神元素因不符合革命標準而被排除之外，我們的精神創造只能從百年革命史中挖掘，甚至百年中還要剔除十年「文革」部分。
西方世界顯然沒有這樣的包袱，他們不需要以革命的標準來劃分、切割和評價自己的歷史。以美國為例，其精神淵源一定是從第一批清教徒簽署「五月花號公約」開始，期間沒有切斷，即便他們也發生過「國共內戰」式的南北戰爭，依然不需要切割和分撿。主客觀原因導致了我們必然也必須切斷自己的歷史，結果精神世界愈走愈狹窄且不厚重，及至世界政治生態變更，應對新情況新問題能力弱化。近來媒體連續報道國民黨抗戰老兵，民政部明確地方慶典應邀請國民黨抗戰老兵參加，這或許就是一個價值坐標改變的小小努力，發展開去未必不厚重我們的精神大廈。
還有更深層的矛盾和癥結存在，我們已經面臨共產主義信仰危機，且難化解。共產主義信仰決定著共產黨的執政，甚至是共產黨的生命，因為失去這一信仰就有喪失執政權之虞，甚至是這個政黨的瓦解。道理可以從奧巴馬的觀點中引出。奧巴馬說過，政黨沒有誰高尚於誰，都是代表著某一部分人的利益進行博弈，被選擇的惟一原因是看誰有能力給選民更多利益。不能放棄共產主義就需要有足夠的吸引力來贏得更多追隨者，問題在於現有理論已經無力做到。中國共產黨的理念也在變化，十八大提出「命運共同體」意味著以革命方式實現共產主義路徑堵死了。那麼，新的路徑在哪裡?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格瓦拉困境」制約著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繁榮
從經濟建設的角度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得益於制度優勢，也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符合中國社會的特點和需要，也符合原始積累的特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自從有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開始借助「看不見的手」，政府成了「守夜人」、「敲鐘人」，「羅斯福新政」則在此基礎上加入了「政府干預」。這說明採取何種方式發展經濟，主要看社會發展階段和實際需要。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政府已經不適合再發揮無所不在的干預能力，即市場能夠自行調節後，就不應過度使用政權的力量，而應當加強價值觀的引領。實踐證明，當房地產調控也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當股市發展也要著眼於「社會穩定的大局」，所有的經濟規律都將失效。
從發展文化的角度來看。我們一直在強調統一思想，戰爭年代有其必要，執政階段不辯證看待統一思想，文化繁榮不可能出現。中國歷史上只有一個時期出現過思想的輝煌，就是春秋時期，因為那時沒有統一思想的要求，到了漢武帝統一中國同時統一思想後，中國再不見照耀人類文明前行的偉大思想成果。
從實現社會和諧來看。全民「講政治」就是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這種情況下既不會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識，更不可能實現法治。從對社會和諧構成更大沖擊的角度分析，對當今中國社會危害最大的不是道德缺失，而是「左」「右」之爭和第二次「文革」的威脅，這不是危言聳聽。極左的幽靈從來都沒有離我們遠去，隨時可以回來。因為中國社會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分配失衡、貪腐盛行等多重社會矛盾，這為「左」的回潮提供了沃土。同時，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妥協性，也為「革命」提供文化支持。
「格瓦拉困境」制約著黨的執政能力的提升。革命必須激情燃燒，執政必須平和平靜，堅持按規律辦事
就革命能力而言，世界幾乎沒有幾個政黨能與中國共產黨相媲美，其以自己的理論武裝和精神灌輸讓追隨者拋頭顱灑熱血，不惜為偉大理想付出幾百萬生命，這已經蘊含著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但革命階段偉大並不注定執政階段也偉大。革命與執政區別很大，下面針對具體問題進行分析。
一是普世價值問題。人類有沒有普世價值?回答是肯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就是普世價值。然而，由於「格瓦拉困境」導致「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二元價值觀，結果把「人類共有的文明成果」，拱手讓給西方。以民主為例，這本是資本主義產生之前的古希臘時期已經形成，且共產黨為之不懈奮鬥，如今卻成了西方國家專有。不承認普世價值的存在，最大的問題在於世界還能不能找到相對一致的東西，我們評價世界還有沒有共同的標準?如果沒有，人類還會有共同的目標和方向、還會走向和諧嗎?所以，我們可以批判西方試圖將其核心價值觀強加於我們，但我們卻沒有必要否認人類共有文明基礎上產生的普世價值。
二是利益關係問題。利益帶有根本性，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力量和階級基礎，主要通過揭示乃至激化階級矛盾，以剝奪一個階級的利益滿足另一個階級的利益實現。革命階段共產黨為什麼佔領了道德制高點?因為從理論到行為都沒有人民之外的利益，並且為人民的利益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這種高尚看得見摸得著。進入執政階段呢?整個集團仍然沒有獨立於人民之外的利益，但黨的成員有利益。有利益並無不妥，關鍵是能不能科學劃分利益，進而規範和分享利益。一方面講共產黨員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另一方面利益等級化、集團化，這就把共產黨置於被動地位，且處於道德困境。蘇共為什麼被人民拋棄?原因之一是獲得了利益，而且在獲得利益的同時還大講自己在犧牲奉獻，落差的結果招致更大的反感。
三是政治倫理規則問題。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沒有只享有權利而不承擔責任的事情。事實上，我們在掌握了巨大權力的情況下，很多責任並沒有人承擔，尤其是道義責任。在西方，政府官員因道義責任而引咎辭職者大有人在，在我們這裡卻很鮮見，原因在於我們只關注組織上的行政任命，而缺少政治倫理的規範。再進一步講，我們的價值標準和話語系統都在模糊甚至泯滅規則和標準，而非清晰界限。大家都大談抽像的政治，結果便沒有了政治，尤其沒有了執政黨成員的具體規則。我們曾經認為政治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搞得多多的」，處在革命階段自持正義性和神聖性，而不擇一切手段達成政治目的，執政後還能不擇手段嗎?倘若總以敵對思維開展政治活動，必然處於無休止的「路線鬥爭」、「左」「右」之爭的循環往復，有序政治、文明政治都不可能實現。
四是黨的領導能力有限與無限問題。看一下西方社會，民眾想見市長州長很容易，我們的群眾要見市長縣長很難，有人開始懷疑我們黨的領導幹部已經從公僕異化為老爺，其實這主要源於權力運行模式。在西方社會，因為三權分立，也因為經濟規律，行政官員的權力很有限，民眾出現精神問題進教堂，產生司法之爭進法院，想賺錢到市場，找市長州長什麼也得不到。我們的政府幾乎包攬了一切，這個包攬在單一社會是可行的，可在社會高度分化、利益訴求多元的今天，仍然包攬一切，必力不從心。結果不僅沒有強化黨的領導，恰恰會走向初衷的反面。
儘管存在著「格瓦拉困境」，我們仍然需要強調，每一種文化和制度下的國家都有其特殊和特定的社會運行規則，不可能完全一樣，在政治之外的社會調節力開發出來前，中國不可能把自己的傳統優勢丟掉。所以，這裡強調的不是拋棄政治，而是政治要發展、要突破、要最大限度提升其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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