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最近，李開復接受南方人物週刊採訪，就自己之前微博被禁言後受到很多人攻擊、謾罵等問題進行了一一解說，以下為詳細採訪內容。
李開複稱，之前微博被禁言後受到很多人攻擊，被他們反覆罵「什麼美國狗跑回美國去、死台巴子待在我們這兒幹嘛」，還有人造謠「說我戀童、洩密，又說我是美國間諜、國民黨特務」、「因我寫了自傳，大家就假設我是美國國籍，有人貼各種標籤證明我是間諜」、「是台灣人，那你就是台灣特務，因為你爸爸是國民黨」等等，為此李開復專門發長微博進行回應、澄清，但是無奈「他們發現自己錯了也不認錯，還繼續發」。
「傷害李開復的也請處理一下」
記者：最近打擊網絡「大謠」在主流媒體聲勢很大。秦火火等人因為造謠被抓，你怎麼看這種處理?
李開復：我對中國法律不是那麼瞭解，處分造謠是一個好事情。那麼該(討論)怎樣程序正義地去處分造謠，有人認為造謠受害人可以去起訴，以此平衡造謠和言論自由。現在微博上確實有謠言的問題，需要整改，我覺得怎麼去做在細節上是法律的程序正義問題。同時也要有數據和實施根據。
記者：你發微博提出願意參與技術工作，用大數據技術抓造謠，有些人說你從美分變成了五毛。
李開復：如果有關單位真願意客觀的運用技術和數據說話，這或許也是一個貢獻，因為可以把真正的造謠者抓出來。很多人會把「站隊」放在「實事求是」之前，我客觀批評美國、斯諾登、台灣，也批評俄羅斯。做得好的，我也會陳述支持的觀點。王小石寫了一篇亂講俄羅斯的文章，我站出來，我不是為了批評而批評他，也不是為了保衛俄羅斯，我只是說你的事實描述有很多錯誤。
記者：也有人說你轉了很多秦火火的微博，現在抓緊刪微博了?
李開復：央視想拍什麼鏡頭，那是它的權利。但一些人就立刻跳出來主觀揣測說：「你看新聞都報了，李開復肯定跟秦火火有關!」這就是謠言了。我也受到傷害了，是不是應該去告這些的人呢?
造謠確實很惡劣，傷害了鐵道部不好，傷害了紅十字會不好，但傷害李開復的也請處理一下，好嗎?我覺得應該對等。我非常支持反謠言，但是希望能夠更客觀。
今天我發了一個微博說到底誰是造謠者，其實是可以解決的，我們可以靠數學計算機方法來算出來。新浪微博有舉報機制，舉報認定誰造謠，可以把數據、證據列出來,證據羅列完了以後，我們看到底誰是造謠者。
記者：你怎麼看薛蠻子被抓?
李開復：事件發生時，其實還不是很瞭解。但是胡錫進的微博(註：胡提醒熱衷政治對抗的人自己要乾淨)發了以後，我對他提醒的內容和語氣比較驚訝。
記者：對中國政治比較敏感的人，可能會嗅出動向。你之前有沒有捕捉到一些信息?
李開復：上次禁言後發現突然冒出很多人開始集中攻擊我，包括一些有名的人士，還有一大堆無名無頭像的賬號，評論裡總會有一批人反覆罵，什麼美國狗跑回美國去、死台巴子待在我們這兒幹嘛。更過分的是還有人造謠說我戀童、洩密，又說我是美國間諜、國民黨特務……扣了一堆帽子，這些讓我覺得情況有點問題。五一時我專門發了長微博一一回應了這個謠言。但是他們還是在不斷發。真是「辛苦」他們了。
記者：你對這些擔心過嗎?
李開復：我實在想不出我做了什麼嚴重的事情。因為我一貫做事比較溫和謹慎，客觀理性，我的技術背景決定了我對數據和事實的尊重。當時有人造謠說我轉發了秦火火的造謠微博，我立刻請兩家數據公司對我的微博進行數據挖掘和分析，也沒有搜到。按照兩家公司不同方法技術所能達到的準確度，我應是99.9%沒有轉過。
記者：那幾天裡，中央電視台等大媒體曝光薛蠻子嫖娼，聲勢前所未有，你覺得是在傳達什麼樣的信息?
李開復：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理解。
過去一年，尤其是過去半年，確實能從這些事情裡能夠感受到一些微妙的變化。但我在多次採訪中說過，我是一個不跨線的人。我希望分享科技、投資，同時也希望談談經濟、社會。
記者：其實之前你已經被新浪禁言過一次。
李開復：上次禁言確實讓我自己也有一些思考。我更願意把它看作是社交媒體的一次研究和探索，因為我們也是研究社交媒體的機構。每次探索都是一次回饋，比方說哪些線不能踩，必須要意識到後果。一般我的判斷都比較準確，但也有不準確的時候。上次禁言就是判斷不準確的時候(笑)。
我覺得地方新聞、台灣選舉、美國選舉可以談談，波士頓爆炸之類的事情也可以講講。我在試，想瞭解一下狀態。因為我有興趣，我是一個喜歡鑽研事實的人。尤其這又屬於社交媒體的範疇，也屬於我們研究的領域。
記者：知道被禁言就不發了，這是你的底線?
李開復：這是一個評估。假如我發一條微博被禁言，但能拯救一個人的生命，那我肯定會發。那條微博就是對某個事件做一個評估，也不會有任何實際的效果，什麼事情都是一個Return of Investment(投資回報)。投資是我三天不能發聲，回報是能救人一條性命，那我當然會發了。但是如果我只是為了七千個人的轉發，這就變得沒有價值了。
記者：你已經有了這麼龐大的粉絲群，他們會要求你在公共議題上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們的呼聲或者要求對你有影響嗎?
李開復：很少有影響。當不傷大雅沒有什麼後果，只要他們的要求是合理的，我做的東西符合我的價值觀，那我當然會支持他們去做。但是如果有嚴重後果，不會因為這個我就去做。
記者：一種觀點認為這次的事情可能是一個信號，你怎麼看?
李開復：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者，我相信社交媒體會帶來良性發展。我也願意通過一種理性溫和的態度和立場去推動社會的進步。
我覺得微博未來的生命力，要看大家多大程度願意以樂觀的態度、以正向的思維去繼續參與，如果每個人都覺得不好玩了，退了，最後微博就變成全部是八卦、段子的地方，社交媒體就沒有價值了。現在我們需要一些樂觀者，願意繼續分享有價值的知識、智慧的觀點，它才有生命力。
「(過去)假裝活在北京」
記者：有人說你的微博只是為了做好生意?
李開復：生意來自哪裡?微博傳播的是我個人的品牌，也傳播了中華文化的品牌，也傳播了我們的投資理念、對技術的認知，還有一些產品和投資公司，對創新工場應該是有一些幫助的，但是我覺得不是特別大。
記者：有員工擔心你的發言給公司帶來麻煩。
李開復：瞭解我的人，應該知道我是有分寸的，我就是希望做正確的、有價值的事情，然後至少不會因為我的言論，也不應該因為我的言論給公司帶來損失。
記者：這種分寸感是一種直覺經驗嗎?你如何確定你的邊界?
李開復：看我過去發的微博就應該知道，真正極端的人會認為我只是小清新而已。作業本說我是無毒的植物，真的比較犀利的人其實是相對比較溫和，甚至比較水嫩的。
記者：之前有一個討論，關於企業家應該「在商言商」還是要參與政治，你是怎麼考慮的?
李開復：這兩個選擇太過了一點，「在商言商」我理解它的定義。參與政治感覺像從政，那樣可能太過了一點。如果要在這兩個中做選擇的話，每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方向，而且不可能每個人都選其中之一。
記者：你選擇的是什麼?是屬於中間的嗎?
李開復：我願意發表觀點，但並不認為是參與政治。 我有自己的分寸和判斷，我不是一個政治人物。
另外可能要評估一下願意直言的程度，有些人覺得冒風險，不要說，有些人想什麼就直接說什麼，有些人稍微多些建設性，強迫任何一個思維到所有人身上，都是不自然的。
記者：你自己的選擇呢?
李開復：你看我的微博就知道了。
記者：你的微博反映了什麼?
李開復：我可能會有一些意見，發出我認為可以幫助社會進步的聲音，這是我願意去做的，但是我不會強加說每一個企業家都要背負責任。
記者：你不會去強加，那會有價值的傾向性嗎?
李開復：傾向是什麼意思?對於哪些題目?
記者：比方說傾向於認為企業家應該討論超出自己的商業領域話題。
李開復：我覺得「應該」這兩個字就已經不對了。
記者：那你更欣賞的是?
李開復：我還沒有很深地跟那些發表不同言論的企業家溝通觀點，但是基於接觸到的有限信息，我很欣賞王石寫的那篇文章，不是站隊。那篇文章對我是有啟發的，我認為是企業家應該閱讀的很好的內容。
記者：你是什麼時候開始關注社會政治問題的?
李開復：一開始是微博打拐，我見過可憐的小孩跟我要錢，但集團操作是第一次知道。宜黃拆遷是我第一次聽到拆遷，廈門PX是我第一次聽到PX項目。沒有社交媒體前前我也不太看這些，更多是在網站上瀏覽科技新聞、投資、業界、經濟新聞、股市，還有國際大事。生活的圈子也都是外企，過國內半封閉的生活，讀報也是關注商務、科技。和人來往也比較單純，感恩節吃個火雞，大家一塊去度假。那種狀態形容一下，就是：假裝活在北京。
記者：你的成長環境看起來比較單純，也沒有經歷過政治運動，對這些環境一開始就適應麼?
李開復：我覺得還挺適應的。我的職業生涯碰到多次類似政治運動的事情：第一次是我離開微軟之後的事，那次我面臨莫須有的罪名和扣帽子的作風。當人急了，為了勝訴、名聲、利益，就會做一些事讓你掉進陷阱，報紙、媒體上各種各樣虛假的報道，說我拿了一兩百萬美元的酬勞。那一次對我的影響還是蠻大的，當時感覺全世界都要毀滅的樣子，那是我第一次碰到巨大的挫折。
記者：你到中國這麼多年，先在微軟，然後谷歌、創新工場，再到微博，每一個階段認識到的中國應該是不一樣的。
李開復：每一次都是巨大的信息爆炸。在微軟真的只是在做科研，到處受歡迎，因為產品都不錯，我們就是把最新技術帶來教中國年輕人，幫助他們寫論文、做研究、出國、出名、讀博士。比爾·蓋茨又很喜歡，而且是全球大公司。
記者：谷歌就不一樣了，進入中國的時候，和政府存在很大的分歧，你開始頻繁和政府打交道?你怎麼找到平衡點?
李開復：我要一邊學習，一邊保護我的團隊，讓他們能夠不斷地打造出好產品，不被價值觀的爭執過分影響。我開始去理解中國政府的結構。在谷歌之前，我不知道什麼叫常委。在微軟的時候我只瞭解科技部、教育部，到了谷歌我才知道一大堆管理我們的部門，知道意識形態是怎麼回事，誰是負責人，開始逐步瞭解意識形態。
記者：在谷歌時期，你開始瞭解中國政治的運轉?
李開復：對，那時候才知道。更重要的就是，知道不同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什麼是最重要的利益。
記者：對你個人的社會評價上，有沒有感受到有一些時代的變化?
李開復：只能說中國強大了，很多人自信了，對國外的盲目崇拜降低了，這是社會認知的理性改變。但是過去不理性的，甚至憤怒的、髒話這一類的，沒什麼變化。我覺得他們就是需要一些帽子。但也就那幾個帽子可以用，反覆給別人扣什麼「漢奸」、「美分」，還有「帶路黨」等等。
記者：美國留學和工作的背景，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李開復：我認為整體是正面的。15年前的美國留學博士、微軟副總裁，可能會被一些人崇拜。現在中國的企業確實強大起來了，15年前騰訊(的規模)只是微軟的很小一部分，現在可能是微軟的三分之一，這是很值得高興的。
從創新工場開始，我的國外背景就不給我加分了。你甚至會質疑大部分活在外國的人能在中國創業嗎?能在中國成功嗎?從創新工場開始，我就已經不在乎所謂外國的光環，如果它重要的話應該對我有挺大的傷害。差不多在四年裡，我已經習慣了不在乎。我的名片上面連博士都沒有了。很多人都說博士頭銜很重要，但我覺得不重要，我就是我。
記者：你是否感覺到本土企業家有種草莽氣息?
李開復：有，這種氣息在有些例子就可以看到，你看周鴻禕、李彥宏，誰怕你外國公司來，你來我把你打跑。這些人有這樣的自信。但是也不是每個都這樣，王石、潘石屹，他們就沒有，謙虛學習，覺得國外還是有很多好的地方，管理、體制等等都是值得咱們學習的。
「假如10年以後你被打臭了」
記者：以前你想發揮中美橋樑的作用，在微博上你有沒有想要扮演政府與民眾之間橋樑的角色?
李開復：沒有，橋樑需要你在兩邊站得穩，我不會給自己這樣的定位，如果政府有很好的想法需要我傳達，真實的、有意義的，我也會去傳達，政府做得好的，我也會講。就是表達自己的觀點，不是橋樑作用。現在的立場之爭，就變成了自己這邊說什麼都支持、都轉發，或者是美國一切都是好的、美國一切都是壞的，事實不是這樣。
記者：我發現你在微博上經常會提到「正能量」，什麼是正能量?
李開復：正能量是好的。如果把它當成讓人振奮、開心的，只講很正面的好事是不行的。如果理解為能夠讓人們進步的，建設性的批評也是正能量。從短期看也許不讓人開心，但是長期會進步，還是正能量。即便如此，微博也不可能全都是正能量。
記者：是和官方話語對接嗎?
李開復：如果誰每天看到的東西都是正面的，那必定是虛假的，真實的世界不是這樣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每天碰到各種挑戰挫折，社會上發生的事情有好有壞，一部分正能量，一部分不好的現象。正能量應該是來自於我們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事情，如果是溫和、建設性的方法，才是正面的心態。
我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事情都是進步的，先要把事情講清楚，先描述發生了什麼事，再描述你的分析和感情。
記者：那你為什麼使用這樣一個詞彙?
李開復：其實把我微博裡跟時事有關的拿掉，不談拆遷什麼的，只談成長學習、觀察感悟，甚至是笑話，基本是正面的。不被今天發生的事情左右的時候，我散發的是正能量。今天發生的是不好的，讓我傷心的我表達傷心，讓我開心的我表達開心，這是一種真誠的表現。但是，你會發現我的情緒、傷感，也是溫和的。
記者：溫和是本能，還是會想一想再溫和?
李開復：基本是本能了，我真實的形象確實是溫和理性正能量的人，但是你給我看到了很悲傷的事情，我也會哭，看到憤怒的事情，我也會生氣，只是生氣的時候不見得會拍桌子。生氣悲傷的時候還要發出正能量，這是謊話。
記者：你也許會慢慢發現，大家都急迫地想要改變。溫和、平衡導致兩邊都不太討好。
李開復：太在乎所有人的感覺，是沒有辦法在微博上生存的。至少我做到的是，不要說什麼引起公憤的話，這個我還是比較忌諱的。比如有時描述一個事實，別人就會說，你其實是想說什麼，你在影射什麼，很多時候，我就只是想說一個事實。
記者：微博上不斷有偶像在坍塌，你怎麼想?
李開復：過去這10年，說實在的，我一直愛惜名聲超過愛惜別的事情，地位、金錢，但我還是希望做自己的事情。
如果沒有正面效果，我就不會做。雖然我是愛惜羽毛的，假如10年以後你被「帽子」扣翻了，被「運動」打臭了，全世界80%以上的人都被影響的認為你不好，但是你自己心裡知道你產生的價值，這個交換是值得的。當然，我不會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
記者：你反覆提到把自己的影響力最大化，影響力其實只是一個形式，其中的內涵和目標是什麼?
李開復：讓世界因為有我而更好。
記者：更好是指什麼?希特勒也許也認為他的存在使世界更好。你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李開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總是先有人類，然後再有國家和個人，任何事情如果能夠推動更加平等、讓人能夠更有機會進步，社會也能變得更好，這肯定是第一位的， 大的方向還是為了社會積極。
記者：在中國大陸這麼多年，你慢慢獲得了自己的影響力，你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李開復：我希望是真誠，我不知道答案正不正確。從回來的第一天就希望我做的事情能夠幫助中國青年走得更好，我認為這是我應負的責任，這也是我父母想要看到的事情。第一次來到大陸我感覺有點歉疚，覺得自己過得好，像欠了他們什麼。雖然沒有一個人是完全永遠無論任何事情都是誠懇的，但他做一件事情是否誠懇，他心裡知道，會自然地表達出來，別人會感覺到他不是在忽悠，而是在用心做一件事情。
記者：台灣媒體人宮鈴也是台灣外省人，她覺得當李開復出來講一些事情的時候，身份會很敏感，美國、台灣的背景可能會被攻擊。
李開復：以前沒有，以前我根本不講自己什麼身份，很多人以為我是大陸人去美國留學。後來我寫了自傳，大家就假設我是美國國籍，有人貼各種標籤證明我是間諜。我就證明自己不是美國人。他們說好，那你是哪裡人?台灣人。好，那你就是台灣特務，因為你爸爸是國民黨。有些人造謠基本上是沒有原則的，而且我一一澄清後，他們發現自己錯了也不認錯，還繼續發。
記者：您的伯父當時是留在大陸?
李開復：對，他是1949或1950年被槍斃的，因為名字出現在國民黨一個高層會議上。當時我父親作為國民黨高層，幫他哥哥參加了一個比較重要的會議，希望對他有幫助，但是後來被發現了。他對自己的哥哥非常愧疚，對他的兄弟家人一直都有很深的愧疚，所以他在臨終的時候希望他的孩子有一兩個能夠回到大陸工作，把所學的奉獻出來。他當時心裡更想的是我哥哥，因為我哥哥在大陸出生，到了美國也做科研。沒想到我那麼年輕就回來了。
記者：您的伯父當時是國民黨官員?
李開復：伯父當時是大學老師。叔叔還好，沒有入國民黨，我的祖母一直跟叔叔一家住，但是「文革」還是受了很多苦，糧食不夠吃，祖母就過世了。這些事情，我父親都不知道，他後來去香港見到一個朋友的孩子才知道，那時祖母和伯父都已經過世了很長時間。我是十多年前知道的，我父親過世前幾年，跟我講得比較多。他大概87年左右回到成都一趟，很多感觸。他最後的願望就是我能夠回到故鄉。
記者：你是因為這個回來?
李開復：九幾年父親過世的時候，希望我能回大陸工作。不能說完全因為我父親回來的，但是看到微軟崗位的時候，我想，這是個機會。
記者：你見過在大陸的親戚嗎?
李開復：我伯父家人後來都被送到貴陽那邊去，10個孩子，死了一半，現在我還在找他們。叔叔的孩子我都見到了，在一起吃過幾次飯。後來有朋友幫忙去找了有關部門，說看能不能平反，後來還是不能平反。但是給了一封信，也給了伯父後代一點津貼。等於是沒有平反的平反。當年伯父和父親都低估了形勢，父親走的時候還準備不久就回來，比較倉促。
(轉換成自嘲玩笑口吻，看著坐在旁邊的王肇輝)未來什麼情況?我也不知道。哪天我出差了，誰會被送到貴陽去了?哈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