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最近，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內的日本政要不斷發表涉華挑釁言論，引發極大關注。中國有官媒刊發社評稱不排除中日衝突升級為一場局部戰爭的可能性。面對日漸緊張的東亞局勢，日本《外交官》雜誌網站刊載副總編安吉特•潘達(Ankit Panda)文章指出，中國對於亞洲未來走向的影響至關重要，較之其它亞洲國家，中國的外交政策才是真正決定亞洲究竟是迎來戰爭，還是通往和平。全文由中評社編譯如下：
若要瞭解中國在亞洲的崛起，人們值得對美國在冷戰後的「單極世界」好好地進行反思，這或許有助於人們更加瞭解權力轉移、戰爭與和平。美國本可以利用它絕冠天下的超強實力在世界各地粗暴地追求它的全球戰略目標，並在這個過程中推翻一些羸弱的政權，但美國並沒有這麼做。確實，有一些美國政策的批評者可能會辯稱為了應對「911」，美國不就這麼做了嗎?但至今我對此仍持有懷疑的態度。
的確，美國之前的所作所為是在向一些較弱的國家展示：如果它們能遵循二戰後「自由」的國際秩序(譯註：原文為liberal order)，不要主動打美國的壞主意、試著暗地裡破壞美國的國家安全。那麼美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會與它們和平共處的。美國在克林頓時期的繁榮時刻提醒著我們，美國採用的這種姿態是大體成功的。而鑒於美國的戰略在2001年底遭到了「休克療法」(shock-therapy)，所以較之前的時代來說，人們更難界定布什時期的美國戰略姿態到底成功與否。但總的來說，爭論還是偏向在「單極世界」之後的二十年裡，美國對其它國家友好多過粗暴(朝鮮核伊朗可能對此並不贊同)。
對於這一點，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G•約翰•伊伯裡肯(G.John Ikenberry)在其《制度、戰略約束和美國戰後秩序的持續》(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Persistence of American Post-War Order)一書中進行了最為完整地論述。在伊伯裡肯看來，美國之所以自90年代早期就迎來了其自由、民主、和平與繁榮的時代，是因為美國決定通過降低自身在國際事務中實行單邊掌控的可能性來穩固其超級霸主的地位。實際上，在90年代，美國選擇展現出比其能力所及要低的力量來維持世界對它的信任。如果我們相信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斯蒂芬•沃特(Stephen Walt)的主張——我本人是相信的——如果美國只是單純地制衡世界各國現存的力量，而不就潛在的威脅進行長遠考慮，那麼美國也就不會做得更好了。這種做法使得稍弱的國家之間的軍備競賽暫時難以死灰復燃，也令他們無法再「圍堵」美國這隻「猛獸」。
那麼，現在中國的戰略家們能從上述的這些事情中認識到些什麼呢?誠然，中國不會很快就迎來它的「單極世界」，但其在泛亞地區的地位卻也有某種「區域單極」 的感覺。中國的實力雄厚，在面對這一亞洲經濟中心之時，亞洲的每位外交官都會十分關切中國的立場。審視中國的崛起歷程，單純的經濟表現是為關鍵——這一點更甚於美國。如果你認為中國執政精英們的政權合法性是源自中國蓬勃的經濟發展的話，那麼，一個穩定、和平與繁榮的亞洲則應被置於中國亞洲戰略日程的首位。在大蕭條時期，戰爭確實幫助美國渡過難關，但就一個試圖擺脫對製造業與出口的依賴、並向需求導向型增長邁進的經濟體來說，中國從戰爭中有所收益。中國的軍力雖然越發令人印象深刻，但卻還沒有經過實戰的檢驗。
讀者們會意識到，中國的戰略在很大程度上與我現在的許多論述大體相反，認為我對中國的分析意義也不大。從短期來看，中國現行的政策，特別是針對其在南海與東海之上與它國的領土爭端，激發了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對於中國的領導人來說是具有一定利好的。但是，如果中國想要追求長遠的利益，中國的領導人們應該讓中國在亞洲更被視作是一個樂於合作的夥伴，而不是一種威脅。當然，我們可以援引過去十年的經濟數字來進行佐證。亞洲已經變得樂意同中國做生意，就像在冷戰後世界願意和美國做生意一樣。但是，一點關鍵的不同是，在亞洲，對於中國的制衡是普遍存在的。
從印度到日本，亞太地區的一些國家對中國心存疑慮。中國「和平崛起」的承諾不應該僅落在崛起的方式上，更要落在崛起的結果上。很明顯，中國是尋求和平解決領土爭端問題的，但也存在一些不穩定的因素。一個使得中國問題極大複雜化的重要例外即是中國在亞洲遭受了刻苦銘心的歷史創傷。同西方的情況有所不同，亞洲歷史的苦難使得西方「理智而優雅」的外交傳統並不完全適用於亞洲國際關係。在外交政策的選擇上，較之其它亞洲國家，中國更能決定亞洲到底是走向戰爭，還是和平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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