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致兩名拆遷人員死亡的蘇州虎丘區拆遷血案一直面臨輿論的追問，人們想知道，拆遷何至於拆出兩條人命?人們更想知道的是，如此血案，怎會發生在一向被視為和諧發展蘇南樣本的蘇州?

血案發生後，蘇州虎丘區副區長俞愉坦承，政府不迴避在拆遷過程中存在的監管不到位之處，比如，對拆遷公司存在的不規範行為未能及時發現和制止。這一表態，有別於很多地方政府一屁股坐在權力代表者一方的習慣，堪稱冷靜理性，也讓人看到了反思拆遷血案根源的契機。

蘇州一向被視為蘇南發展模式的樣本，更是江蘇城鄉一體化的模板。而蘇南模式，則常被視為內地發展模式的代表。這一頗具代表性的模式，其核心不僅是經濟高度發達，更是指政府的行政文明之高與法治意識之強烈。在這樣的一個城市，人們總是習慣性地認為，發展中的問題，能夠在法治的軌道內有效解決。但這起拆遷血案，卻給出了血淋淋的警示——如何實現更和諧的發展，蘇州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曾經，發展意味著一切，個體權利為發展大局讓步乃至犧牲，也被視為理所應當。但如今，不能以發展的名義犧牲個體權利，已經是社會共識。發展大局要顧及，個體權利同樣不能漠視，體現在拆遷上，就是如何讓被拆遷戶分享土地增值的利益，如何尋找發展大局與被拆遷戶利益之間的平衡點。

蘇州經濟發達，城鄉一體化進程極快，拆遷矛盾等發展中的問題也必然多發，這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縮影。蘇州拆遷血案之所以引起全國異乎尋常的關注，即在於它中傷了人們印象中和諧發展的蘇南模式。既然政府不迴避問題，那麼，作為發展模式樣本的蘇州，就應該在血案中痛定思痛，尋找到更公平的拆遷制度和矛盾調和機制，進而舉一反三，尋找到更公平更和諧的發展模式。

想要痛定思痛，則以下問題無從迴避。

政府為什麼會對拆遷公司監管不到位?原因並不複雜，即在於拆遷公司身上的權力色彩過於濃厚——受政府委託拆遷，很多時候成了代政府來拆遷。也正是「代政府拆遷」背後的權力屬性，讓被拆遷戶面對拆遷公司時處於絕對的弱勢。而拆遷辦等政府部門，往往也會對拆遷公司的違規違法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認甚至放縱強拆。這種或明或暗的強拆思維，把發展大局置於個體權利之上。如此狹隘的發展思維，必須摒棄。

更需反思的是，在政府所代表的拆遷方與被拆遷戶之間，法律該起到怎樣的仲裁作用?遺憾的是，在血案之前，我們始終沒看到司法介入的情節。設想一下，如果拆遷矛盾能夠在法院尋找到公平公正的解決途徑，拆遷血案怎會發生?如何讓公正的司法為拆遷矛盾提供出口，這同樣是當地政府應該反思的重點。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提到：將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這些美好的願景，需要具體的利益協調機制來落實，可以想像，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圍繞土地增值如何分享的拆遷矛盾將會更加多發。如何給這些矛盾創造公平的制度出口，如何讓拆遷實現更合理的利益分享，如何讓司法實現更中立的調節和仲裁，這些，都是蘇州拆遷血案留下的未競之問。

（香港文匯網特約評論 作者：趙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