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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2日，外交部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外國駐華記者新年招待會，這同時也是外交部發言人制度30週年的「生日會」。 【文匯網訊】12月12日，外交部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外國駐華記者新年招待會，這同時也是外交部發言人制度30週年的「生日會」。發言席的一側，83歲的齊懷遠，拄著枴杖，拒絕工作人員為其搬來座椅，73歲的李肇星輕輕挽著他的胳膊。站在最外側的是62歲的孫玉璽，和他隔得不遠的是同為「50後」的沈國放。音樂聲響起，「60後」秦剛、洪磊以及「70後」華春瑩走過去，把他們請上台。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外交部發言人。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發言人制度被視為打造「透明政府」的「必選項」。外交部是最早設立發言人制度的國家部委，從1983年至今，一共有27位發言人向世界傳遞中國聲音、詮釋中國政策。
「問不倒」的發言人是怎樣「煉」出來的?外交部發言人制度是如何從「沒有座位的發佈會」發展為「全天候接受提問」的?
首場發佈會：三句話，七分鐘
那是1982年3月26日，在外交部主樓的門廳，面對七八十位中外記者，時任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針對蘇聯勃列日涅夫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發佈了一個只有三句話的簡短聲明，歷時7分鐘，李肇星擔任現場翻譯。
多年之後，錢其琛在《外交十記》中回憶，聲明念完後，沒有提問，也不回答問題。「這是我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也是最後一次。」錢其琛說。
此後，外交部發言人制度正式啟動，一般由新聞司司長和兩位副司長輪流擔任。李肇星當年在籌備會上建議，是否把司長叫發言人、副司長叫副發言人?「老錢(當時我們對領導的稱呼就這麼親切隨便)說：算了，越簡單越好，都叫發言人。」李肇星說。
1983年，外交部設立了發言人制度。這一年的3月1日，接替錢其琛擔任新聞司司長的齊懷遠在北京國際俱樂部舉行了首場新聞發佈會。
1987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的李金華成為外交部首位女發言人。迄今為止，在27位發言人中，共有5位女發言人。
從「只說不答」到「來者不拒」
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程曼麗教授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說，外交部發言人制度經歷了從單向發佈到雙向互動、從單一發佈到多種渠道發佈、從傳統媒體發佈到多媒體發佈的過程。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剛剛開啟改革開放的大門，各國常駐記者大概只有百人左右。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首席記者吉米說，在外交部舉行首場發佈會之前，只能依靠中國官方媒體獲取信息。還有外國記者回憶說，當時發稿需要去北京的電報大樓。
外交部發言人制度設立之初，每週舉行一次記者會，只主動發佈，不答問，現場翻譯用交傳，後來改為每月第一周發佈會上現場答問。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記者會增加為每週兩次，接受提問，翻譯方式改用同傳。此後，取消了對記者提問次數的限制，直到沒人提問發佈會才結束。
上世紀末擔任發言人的孫玉璽告訴記者，在發佈廳裡，他最長經歷過2個小時40分鐘的發佈會。發佈廳之外，創紀錄的一次是1999年5月。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後，孫玉璽隨專機飛抵貝爾格萊德，在60個小時回答了各國記者2000多個問題。
跨入新世紀後，信息化迅猛發展，互聯網顛覆了媒體獲取信息的傳統渠道。與此同時，中國逐漸邁入世界中心舞台，國際社會更加關注中國的立場主張。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與時俱進」，設立了24小時值班手機，全年無休接受媒體的提問，用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回應媒體的關注。
2011年9月，例行記者會改為每個工作日一次，外交部成為世界上第二個每天舉行記者會的外交部門。路透新聞北亞區總經理杜納德對此印象深刻，他告訴記者，這意味著外交部的新聞發佈會更加公開。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來臨，外交部又在部委中率先開通了微博、微信，記者會和發言人談話內容在第一時間用多媒體手段發佈。
如今，外交部記者會不只是記者的「專利」，也對普通民眾開放。僅2013年，就有120餘批、4000餘人次旁聽記者會，包括政府官員、社會團體、熱心網民等各界人士。外交部還會定期舉行公眾開放日，民眾可以和發言人「零距離接觸」。
「問不倒」的背後
和西方國家職業化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相比，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更多是職務化的。以外交部發言人為例，基本上由新聞司司長、副司長擔任，但這並不意味著對發言人專業性要求的降低。
記者梳理對27位外交部發言人的公開報道發現，他們都具有優秀的外語技能，在擔任發言人前有豐富的外交經驗和駐外使館工作經歷，應變能力、語言表達能力較強。
作為發言人，要做到接住各國記者的「出招」，既需要知識的積累，也需要對政策的把握，只有全面地熟悉政策以及其背後的考量，才能應對各種各樣的問題。新媒體時代，網絡也是發言人常用工具之一。接受記者採訪的多位發言人表示，他們會看網站的評論，會上微博，但是「潛水」居多。
「公眾看到的是發言人在台上的表現，但看不到的是幕後還有許多人、許多部門在支持。」外交部發言人、新聞司司長秦剛說，發言人的一天有「四部曲」：瞭解信息、思考可能的提問角度、制定答問要點、回答問題，外交部各個司局和其他部外單位都為發言人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
在日常工作中，和發言人形影不離的是新聞司發言人辦公室團隊，秦剛用「年輕、能幹、不可缺少」形容「小夥伴們」。在繁華的朝外大街，發言人辦公室的燈光經常徹夜亮著，這個團隊在24小時跟蹤國際地區的重大事件及媒體的報道。每天上午，發言人都要和團隊一起討論。
作為發言人，溝通技巧和形象儀表同樣重要。據發言人辦公室工作人員介紹，他們會邀請新聞傳播方面的學者、中央電視台化妝師等專業人士給發言人「支招」。外交部發言人、新聞司副司長華春瑩告訴記者，她曾經向高級化妝師徐晶老師「請教」化妝技巧，還讓服裝設計師朋友為她的著裝提供建議。
發言人不追求「明星效應」
對公眾而言，外交部發言人是瞭解中國外交政策最直接的窗口。在網站論壇上，發言人的言論經常成為討論熱點，有叫好的，有編「段子」調侃的，也有「拍磚」的，甚至有人給發言人寄過鈣片，意思是發言人在有些問題上表態太「軟」。
外交部第21位發言人劉建超此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表示，外交不能搞成「出氣外交」，因為出氣並不一定能辦成事。程曼麗說，外交部發言人代表國家發聲，並非個人行為，在這背後有國家機制、發佈制度的安排，如何發言是政策研究和信息獲取分析的結果。
在民間，人們往往會對發言人富有個性的回答津津樂道。但在李肇星看來，發言人不是即興表演、追求自我表現的演員，也不是那些抱有僥倖心理的學生答卷，必須掌握兩條：說我知道的，說我可以說和應該說的。
秦剛也認為，記者會不是展示自我風采的舞台，不追求所謂「明星效應」。「發言人要愛國、通曉內外、找準定位，要牢記大我，忘卻小我，底氣才會更足，表達才會更準確自如。」秦剛說。
不過，在嚴格把握政策的前提下，在面對棘手、刁鑽的問題時，很多發言人都會選擇用靈巧的方式「四兩撥千斤」。上世紀80年代末，在一次記者會上李肇星回應各方對鄧小平健康的關注，稱其身體很好。一位外國記者問：「鄧小平是在家裡還是在醫院擁有這良好的健康狀況?」李肇星幽默地說：「一個具有普通常識的人都會知道，一個身體健康的人應該住在哪裡。」
2.0時代：發言人如何再出發?
過去，外交部記者會是外界能夠聽到中國聲音為數不多的途徑之一。如今，信息發佈有了越來越多的手段和平台。在2.0時代，發言人制度會如何發展?
在程曼麗看來，發言人和記者面對面交流的方式依然會被保留。從發言人角度看，這種能看到面孔和表情的交流能夠增加傳播親和力;對記者而言，可以直接得到信息回饋，而且有現場感。
「同時也要考慮到新媒體時代，如何優化新聞發佈機制，如何使用讓公眾更能接受的方式。這需要打一套組合拳。」程曼麗解釋，在一些重大方針政策和事件上，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受眾，需要的不僅是簡單的信息發佈，可以利用網站、微博、微信進行深度解讀，以進行更有效對話、消除誤解偏見。
1983年外交部建立發言人制度後，中央提出建立全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國家統計局、外經貿部等部門發言人先後走上前台。2003年非典疫情發生後，由於新聞發佈不及時，造成民眾恐慌，此後中國政府開始制定信息公開條例。今年9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再次強調，要完善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制度。
程曼麗認為，有越來越多的問題涉及跨部門合作，例如食品安全、東海防空識別區等，在對外發佈上也應該形成合力，使得各個部委部門間有更好的協同互動。
在外交部發言人制度30週年暨外國駐華記者新年招待會上，外交部新老發言人和來自國新辦、國防部、商務部、教育部、國台辦、衛計委等部門的發言人拍了一張合影，在場的記者笑稱，這是中國發言人的「全家福」。也許，在未來，這樣的「全家福」會越來越多。
提問發言人：發言人有何挑戰?如何減壓?
記者：被問到印象最深刻的問題是什麼?
秦剛：答不好的問題。
洪磊：每場記者會都是全身心投入和精心準備的，因此每個問題都是印象深刻的。
華春瑩：一個週五下午，原本是輕鬆的心情，但第一個問題就是一位西方記者以極其挑釁的口吻攻擊中國，我頓時熱血沸騰，理直氣壯予以駁斥。會後同事們告訴我，他們當時也都有熱血沸騰的感覺。
記者：發言人通常承受很大壓力，如何減壓?
秦剛：我沒有覺得工作是壓力，只是比較繁忙。
洪磊：把壓力轉化為學習的動力，同時進行體育鍛煉，主要是打乒乓球。
華春瑩：打網球。
記者：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秦剛：自己。沒有不好的問題，只有不盡如人意的回答。發言人要不斷充實自己，提高自己。
洪磊：我前面已經有24位外交部響噹噹的發言人，我如何傳承好這一棒，在這個崗位上不辱使命，是我天天要面對的題目。
華春瑩：回答好每個問題。既準確傳遞中國政府的聲音，又以大家聽得進去、聽得懂的方式表達出來。
發言人素描：我從來沒有跟人吵過架
圍巾斜搭肩上，筆挺西裝，12月14日，頗有「五四青年學生范」的李肇星，借新書《說不盡的外交》發佈，與北大學生面談。
今年73歲的李肇星是外交部第九任部長。1959年踏入北大，投靠中文系不得被西方語言文學系收留，做過司機夢、記者夢等各種夢，卻從沒做過外交夢的他，因而一隻腳踏入外交的門檻。1964年，中法建交，李肇星也正式進入外交部。在《說不盡的外交》中，李肇星回顧了親身參與的美國炸館事件、「9·11」恐怖襲擊、中美匯率博弈等重大事件，這些信息都是首次披露。
「身經百戰」的李肇星曾舌戰群儒，但在接受媒體提問時，卻肯定地說，從來沒跟人吵過架，不管是做外交還是生活中，他都強調擺事實。在北大校友面前，李肇星回憶饑荒時代做在校門口撿燒餅的夢，沒事爬到未名湖畔的桑樹上吃桑葚，帶著桑葚汁進教室的故事。北大的大師讓他印象尤深，入學之初在小賣部偶遇美學大師朱光潛，而在日後的外交生涯中，他也一直牢記國學大師季羨林的話：假話不說，真話不全說。在《說不盡的外交》中，李肇星說，我說的都是真話。
發言人趣事：說「酒話」念叨台灣不可分割
「外交部流傳著一個笑話，外交部前發言人沈國放有一次和朋友喝酒，喝高了開始說『酒話』，嘴裡一直念叨著兩句話：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俗話說，酒後吐真言，這位發言人的真言恰恰說明了台灣問題在中國外交官心中的份量。」(摘自李肇星《說不盡的外交》)
「(發言人)台上和台下還是有不同，台上西裝革履，台下比較休閒，所以被認出來的情況也不是特別多。有的時候老百姓會把發言人弄混，比如我有一次就發現有兩個人一邊瞟著我一邊悄聲說，「那不是發言人秦剛嗎?」可能那段時間是秦剛主持記者會，上電視比較多，長得也比我帥，所以大家以為發言人都叫秦剛。」(北京青年報2009年1月專訪外交部前發言人劉建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