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河南多地建「非正常上訪訓誡教育中心」，對非正常上訪人員「進行24小時不間斷訓誡、警告和勸導教育」。今天上午，河南南陽市委宣傳部新聞科人員接受記者採訪時稱：「這是省裡的統一安排」。
據法制晚報報道，記者在電話裡表明身份後，上述工作人員和一旁人員商量後說：「(河南)好像多地都有，這好像是省裡的統一安排。」
記者問及是否看到網上的議論並是否有回應時，該工作人作表示，應該由省裡統一回應。
隨後，記者致電河南省委宣傳部新聞處，一名工作人員詢問記者身份後，直接告訴記者：「我們這裡沒有回應。」
駐馬店市委宣傳部負責人上午則對《法制晚報》記者稱，今天上午看到媒體報道後才知曉此事，已向涉及的相關縣裡瞭解了情況，(駐馬店)市裡讓他們盡快做出書面說明，並盡快向社會公佈。
專家觀點
違反《行政強製法》等上位法規定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楊偉東教授表示，此舉不僅違背了《行政強製法》等上位法的規定，更與新一輪司法改革對信訪制度的定位相悖。
河南多地地方政府以此為依據，用紅頭文件的形式建立「訓誡中心」，名為教育、批評、學習，實際是限制人身自由。楊偉東教授表示，這種行為違反了我國法律規定。
第一，我國《行政強製法》明確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一定要依據法律的規定，而《信訪條例》只是一個行政法規。如果行政法規規定可以限制人身自由，顯而易見是違背了上位法。第二，《信訪條例》的規定本身也並沒有隱含著這樣一個限制人身自由的意思。
楊偉東認為，地方政府通過紅頭文件的形式建立這樣一種「訓誡中心」，以限制上訪者的人身自由，既違背《行政強製法》，也違背《信訪條例》本身的規定。「連國務院的行政法規都沒有權力來限制人身自由，一個縣政府或部門下發的文件顯而易見是沒有權力限制人身自由的。」
「訓誡」不等於限制人身自由
對於「訓誡」一詞的定性，《信訪條例》裡有明確的規定，「有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應當進行勸阻、批評或者教育」，「經勸阻、批評和教育無效的，由公安機關予以警告、訓誡或者制止」。
楊偉東教授表示，在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中，一般情況下，「訓誡」都被視為一種行政強制措施，而這種措施帶有現場制止的性質。譬如，上訪者現場辱罵工作人員，因而對其進行一種現場的批評教育，這種處置措施本身並沒有包含限制人身自由的因素。
「在《信訪條例》中，訓誡更多地應是一種比批評更為嚴厲的教育和督導，是一種現場的處置措施。」楊偉東解釋，即便在《行政強製法》中，也不能將「訓誡」一詞簡單地理解為限制人身自由。
與信訪制度改革相悖
楊偉東認為，這種做法也不符合新一輪司法改革對信訪制度的定位，即要用法治的方式化解矛盾和糾紛。河南多地用這種沒有法律根據的一個低層級文件，在實踐當中通過這種類似勞教的形式來解決問題，實際上只會加劇社會矛盾，不利於信訪的處理。
可以看到，這些文件中都加了「非正常信訪」，隱藏的含義就是說這是一種沒有道理的信訪。地方政府應更多地考慮如何引導這些「非正常信訪」回歸到一個正常渠道，確實發揮出信訪機制的作用。
對於解決這些「非正常信訪」，建立「訓誡中心」不僅起不到積極作用，反而會起到負面作用，會走向另一個極端。
楊偉東指出，在信訪制度改革趨勢已經逐漸明朗的情況下，很多地方已經明確地取消了「信訪排名」，勞教也已經廢止。人們該更多地反思如何處理糾紛，不應當把矛盾擴大化，而應當利用現有的包括信訪在內的矛盾解決機制，譬如暢通信訪渠道，切實發揮信訪的功能和作用。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讓公眾和信訪當事人感受到地方政府解決問題的誠意，不應讓人民感受到恐懼和不安。
地方政府應主動糾正
對於如何糾正地方政府違法創設「訓誡中心」這個問題，楊偉東認為，首先要從源頭上的糾正，即立法者要正本清源地說明《信訪條例》當中的「訓誡」的具體含義。
其次，當地政府應該主動自覺地對這種行為予以糾正。糾正的具體方式有兩種，一種就是通過上級政府或上級主管機關對已發紅頭文件進行撤銷，譬如如果是公安局發的文件，可由縣政府或上級公安機關撤銷;如果是縣政府發的文件，則可由市政府、省政府對其予以撤銷。另外一種解決的方式是按照《行政復議法》的規定，當事人提起行政復議，即如果某一個人被訓誡了，被實際限制人身自由了，對於這種行政行為，當事人可以申請復議，同時，可對依據的相關文件一併提出復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