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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站」者不僅浪費救助資源，也增加了救助工作負擔。 【文匯網訊】李偉，344次進入救助站，白天到有關部門上訪，晚上回到救助站休息。
恬俊，研究生學歷，畢業後被分配至深圳一家國企，下海經商的他放棄了「鐵飯碗」，在受到事業和婚姻雙重打擊後，他先後51次向深圳市救助站求助，把救助站當成新的「鐵飯碗」。
這是一群長期吃、住在救助站的城市邊緣人，他們的行為被稱為「跑站」。
344、140、126、96次……電腦系統忠實地記錄著被救助者進入深圳市救助站的次數。
據深圳晚報報道，這些數據的製造者，是一些城市邊緣人，他們吃、住在救助站，每年消耗的財政撥款數以萬計，這一數據還在逐年上升，他們的行為被稱為「跑站」。
好吃懶做、遭遇挫折一蹶不振、無法適應社會、對社會不滿，是這些人的共同特點。由於對受救助人員沒有具體的甄別標準，後期管理缺乏具體細則，「跑站」現象已存在多年，無法破題。
不過，5月1日起實施的《社會救助暫行辦法》(下稱「辦法」)，首次以政府法規形式提出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救助，或許是解決「跑站」現象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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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51次投靠救助站
戴著黑框眼鏡，穿著褪色但還算整齊的衣服，斯斯文文的恬俊走在大街上，很難想到他是一位長期住在救助站的城市邊緣人。
恬俊，研究生學歷，恐怕是救助站受救助人員中學歷最高的。他本有體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但受到事業和婚姻的雙重打擊後，他開始破罐子破摔。
今年48歲的恬俊出生吉林，本科畢業於吉林大學無機化學專業。1990年，他考上中科院長春物理研究所，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深圳一家大型國企。1999年，他創辦了一間工廠從事電話機組裝生產，在那個電話機需求劇烈上漲的年代，恬俊賺得盆滿缽滿。但兩年後市場趨於飽和，電話機成為地攤貨，他傾家蕩產。
從那以後，他的人生開始走向低谷，欠債、財產被抵押、離婚、大病一場。從高處跌落後，恬俊發現他很難再去公司上班，他頻繁地更換工作。漸漸地，他發現自己跟不上社會發展的步伐，開始自暴自棄。去年2月26日至今，他先後51次向深圳市救助站求助，白天出外亂逛，累了就回救助站吃、喝、睡。
今年4月25日，恬俊終於鼓起勇氣走出救助站，往羅湖人才大市場走去，路過春風路時，他自豪地回憶，十幾年前他曾在附近一家酒樓吃飯，人均消費近千元。
在人才市場一則招聘信息前，恬俊嫻熟地將招聘信息翻譯成英文，他還與深晚記者進行了英文對話。
「待在救助站好歹有個依靠」，恬俊盯著招聘廣告說，他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活，只能被救濟。他認為，救濟他們是政府的義務，他們只是在享受應有的權利。
不過，這種權利並沒有給他帶來自豪感。他借過記者的手機，與一位女士約見，他再三強調，不能讓她知道自己住在救助站。恬俊的家人和朋友，同樣不知道這位昔日的高材生，如今淪落到靠救助站救濟的地步。
恬俊討厭救助站，但是他又不想離開救助站這個「鐵飯碗」，有時他也很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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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次進站入住近千日
2013年，深圳市救助站救助管理二科共接收受助人員1.4萬多人次，其中有多少屬於重複救助人員，並無準確數據。
今年4月9日，救助管理二科清查在站受救助人員，數量是208人，其中重複救助人員133人，占總數的64%，他們中有好吃懶做的人、病人、「上訪專業戶」、刑滿出獄的人。深圳市救助站站長付天躍說，目前約有百人長期受救助，吃住在救助站。
李偉2007年10月10日開始入住深圳市救助站，至今已經被救助344次，入住天數近千日，這應該是受深圳市救助站重複救助次數最多、時間最長的。李偉白天到有關部門上訪，晚上則回到救助站休息。
一些刑滿出獄的人，由於無法適應社會，只能選擇投靠救助站。也有一部分受救助人員，白天出門行乞，或者到有關部門鬧事索要錢財，晚上則回到救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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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費用逐年上漲
按照有關規定，救助站救助的對象為「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即因自身無力解決食宿，無親友投靠，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農村五保供養，在城市流浪乞討度日的人員。但在實際操作中，管理人員無法依據這一標準進行甄別。而對同一個救助對象可重複救助幾次，有關方面亦沒有規定。
付天躍清楚地記得，5年前其上任深圳市救助站站長一職時，醫療經費投入不到350萬元，但到了今年將突破1500萬元。如果再加上為受救助人員提供食物、回家車票等，金額將更大。職業「跑站」人員在獲得火車票後，甚至到火車站退票或者倒賣，從中獲利。
財政是否在養懶人，外界對此一直有爭議。
「他們在這裡，連地都不掃，還打罵工作人員，像大爺一樣。」深圳市救助站救助管理二科科長張文偉有些憤怒又無奈地說。
社工小莫說，一些常住救助站的人員根本不服從管理，打飯排隊時，他們必須要插隊，否則就大打出手。為了制止暴力，當地派出所專門在救助站門口安置了一個警務室，專門處理此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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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民間組織參與有助解決「被跑站」
5月1日正式實施的《社會救助暫行辦法》，首次針對衣食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提出鼓勵民間力量參與社會救助，這或許是解決救助站「被跑站」的有效途徑。
「辦法」規定，國家鼓勵社會力量通過捐贈、設立項目等方式參與社會救助，並享受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縣級以上政府可以將社會救助中的具體服務事項通過委託、承包、採購等方式，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
「政府不能大包大攬」，付天躍說，「要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救助，政府負責管理，社會力量負責救助。」他認為，可以社區、居委會為單位，設立救助機構，每個社區設有數張床位，並將社工、U站等有機結合，擴大救助的範圍和方式。
實際上，早在1993年，紐約政府逐步將救助服務設施和項目交由非營利機構運作，政府的工作重點放在法律規範、政策的研究和對民營救助機構的跟蹤調查和監督上。如：對民營救助機構的資格認證，救助效果評估，信息公開制度等。通過救助的民營化運作，降低了社會救助的投入成本，減輕了財政負擔，也提供了更全面的救助服務。
「有些人不走的原因，就是因為救助站的東西都是政府的，不用白不用。」付天躍說，社會救助的參與，將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
除了鼓勵社會組織加入救助，「辦法」還要求發揮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和社會工作者的作用，為救助對像提供社會融入、能力提升、心理疏導等專業服務。
我國目前對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內容，仍以暫時性生活救助為主，少有涉及幫助受救助者提高素質及心理疏導等，社工等社會組織的介入，將可以發揮自身的優勢，有針對性地實施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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